鄧初華解釋，一周前，吳芷婭接到周萸的電話求救，在電話中，周萸僅僅了一句話，自己被綁架了，後來就沒有聲音了。吳芷婭一次又一次給周萸打電話，電話是通的，可沒有人接聽。吳芷婭找了幾個人商量，有人勸她等一等，既然綁架，人家一定要勒索，等有勒索消息後再。等了幾天沒有任何消息，吳芷婭向區公安分局報警。分局刑警隊雖然立案，並沒有太重視，未列入大案要案，目前只是在進行普通調查。鄧初華是老公安，他很清楚所謂普通調查是怎麼回事，實際就是沒有調查，在靜等事態發展變化。
    盧新華的腦子不太好用，一時沒有明白過來，，周萸一定是自己惹了什麼麻煩。這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杜崇光的腦子轉得快一些，，難道周萸真被綁架，與黎兆平有關?
    鄧初華，周萸失蹤已經七天，被綁架的可能性極大。至於是不是與黎兆平有關，目前還不能確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借助這件案子做一做文章。如果有關，正好，我們就以黎兆平涉案為由，向省委辦公廳匯報。即使無關，也不要緊，只要案子一天不破，周萸一天沒有出現，誰都無法確認與黎兆平沒關。
    杜崇光來了興趣，將牌一推，，不打了。這件事，我們需要好好研究一下。要搞出一個執行方案來。
    趙正全，這方面，我們都不內行。初華市長，你吧，我們聽你指揮就是了。
    鄧初華從事公安政法工作多年，是辦案的高手，他不得不給其他人普法課。
    他分析，從司法意叉，周萸目前還不能算綁架，甚至不能算失蹤。綁架案的確認，除了當事人發出的求救信息之外，更重要一點，在於罪犯的勒索行為確定。
    周萸和家人失去聯繫已經七天，但是不是被綁架?僅憑一個求救電話，很難確認，因為無法排除她喝醉了酒或者和人開玩笑的可能。加她本就是請假外出旅遊。又缺乏其他線索的情況下，認定綁架的證據不足。這也是公安部門認定為一般案件的原因。
    退一步，周萸真的被什麼人控制起來了，也存在一個綁架還是非法拘禁的定性問題。綁架罪有兩個主要特徵，其犯罪方式是暴力挾持並且控制人身自由，犯罪目標是勒索。僅有犯罪方式而沒有勒索行為，極有可能被定性為非法拘禁。所以，具體到周萸失蹤這件事，目前至少存在這樣幾種可能，一是涉及犯罪和非犯罪可能。非犯罪可能，不需要深入討論，即使涉及犯罪，也存在兩種可能，一是某類犯罪分子以勒索為目的的綁架行為，一是與黎兆平案有關的拘禁行為。
    鄧初華，其他方面，我們不需要討論，僅僅討論黎兆平身後人作案的可能。
    黎兆平比周萸富裕得多，綁架周萸勒索錢財的可能，幾乎不存在。如果真是黎兆平身後的人綁架了周萸，只有一種可能，通過威逼利誘等方式，迫使周萸出某種真相。若真是如此，這就不是一起嚴格的綁架案，而是一起非法拘禁案。
    蔣為綱在法律方面懂得多一些，他，如果僅僅只是一起非法拘禁案，我們大動干戈，意義就不大了。
    杜崇光，管它是什麼，主動權掌握在我們手裡，我們難道就不能辦成個綁架案?
    鄧初華，辦成綁架案，必須有兩大前提，一，作案過程中存在暴力挾持行為，比如使用器械或暴力等；二，犯罪行為是由行為人自動終止，還是由警方介入而終止。
    蔣為綱，就算是由警方介入而終止，也可能定性為非法拘禁吧。
    鄧初華，是，這要取決於整個犯罪過程中，案犯對受害人身體傷害的情況以及法官的最後裁定。不管法官最終認定是非法拘禁還是綁架，現在都必須採取一些措施，努力達成一個結果，即由警方介入將人質營救，而不是由犯罪行為人自動釋放。就目前的情況判斷，可以得出兩個推論，一是周萸還沒有開口，二是周萸已經開口。如果是後一種情況，估計周萸很快就會被釋放，此事糾纏下去的意義不大了。如果是前一種情況，那就一定要想辦法，由警方來營救周萸。
    杜崇光，既然如此，那你就去一線督戰。需要任何支援，一聲就行。要錢給錢。要人給人，我這裡絕對沒有任何問題。
    鄧初華的車已經走了，杜崇光打了一個電話，讓自己的司機送鄧初華去區公安分局刑警隊。路，鄧初華給刑警隊打了一個電話，對方告之，已經查清楚了，周萸最後那個電話，來自海南省三亞市。另一路人馬查了周萸的出入境記錄，得知她於七天前乘飛機去了三亞市，並且沒有返程記錄。
    鄧初華問，你們查過航班沒有?今晚還有沒有去三亞的航班?
    對方，已經查過，不僅沒有去三亞的航班，甚至沒有去海口的航班。
    鄧初華，那就開車去，你們立即準備，我馬趕到。
    常務副市長趕到區分局刑警隊來指揮辦案，這是前所未有的，所有刑警都感到此案異常特別。區公安分局刑警大隊隊長楊全勇得知消息，意識到此案非同可。立即部署。
    一起未收到勒索信息的綁架案，綁架人數又僅僅只有一人，只是普通案件。中國人口實在太多，案子多如牛毛，若在六七年代，死亡一人以的案件，屬於特大案件，由市公安局刑警隊偵辦，省公安廳督辦。現在，這樣的案子若仍然由市公安局來辦的話，大概將市公安局所有警力用來辦理各類刑事案，人員都分派不過來。相關的立案標準一調再調，死亡二人以下的案件，下放到了區公安分局。區公安分局刑警大隊的編制，也因此一擴再擴，直擴到個中隊，仍然忙不過來。
    具體到周萸案，吳芷婭報警時打的是0。按照分片管理原則，最先去找吳芷婭錄口供的是轄區派出所。派出所一聽，是一起綁架案，超出了他們的管轄權限，便報區公安分局。分局分析了一下，覺得這件案子很難定性為綁架。報案人只是接到一個求救電話，那個電話又僅僅只是了一句話。從這個電話判斷。可能是綁架，但也完全可能不是。
    但是，畢竟有報案，刑警隊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他們打過周萸的電話，證實手機關機。又向人民醫院作了一番瞭解，得知周萸請假外出。有同事證實，她要出去旅遊。刑警隊查了出入境記錄，證實她到了海南省三亞市。綁架案的特點匍；伴隨勒索，只有勒索以及交保過程中，方能夠抓住綁架者的相關線索。換句話，如果沒有勒索的話，僅憑一個求救電話，甚至無法確定綁架案已經發生。再，周萸並不是富婆，在雍州市都沒有人綁架，跑到三亞旅遊，卻被人綁架了?有點邏輯不通。
    這件案子，就這麼擱了起來。其後幾天，因為一直沒有勒索電話，除了吳芷婭不斷打電話催問，誰都沒理這件事。誰都不知道此事怎麼就傳到了常務副市長鄧初華那裡。鄧初華一個電話，公安分局頓時高度緊張。
    楊全勇決定第二天向區局長匯報後再決定進一步行動，沒料到，鄧初華在當晚再一次打電話過問此案，並且要求立即派人前往海南。楊全勇臨時著忙，一面給值班室打電話，一面往刑警隊趕來。值班副大隊長，現在各個中隊都有案子，又是晚時間，不可能安排一個中隊接案，惟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從各中隊抽調人手，組成一個專案組。
    楊全勇，這件案子，由我親自負責。你現在就著手調人，我馬趕過來。由我親自擔任組長，立即趕去海南。
    因為要從各中隊抽調人員，值班副大隊長需要和各中隊長協調，如此一來，刑警隊個中隊，全都知道了此事。楊全勇的意思是派兩輛車去海南，值班副大隊長考慮，既然楊大隊長親自掛帥，車子就得安排好一些，大家盡可能坐得松一點。他作了更進一步準備，計劃調三輛車，且都是三菱越野車。刑警隊只能調出一輛，另外兩輛，得從其他部門抽調。不得不向區分局調車，區分局因此有好幾個部門知道了此事。
    趕來分局的路，鄧初華反覆思考，自己是否有必要親自前往三亞。自己親自去，有利於掌握即時動態，全面部署，也有利於三亞方面配合的規格。但是，也有很大弊端。弊端之一，作為常務副市長，無論因公還是因私離開本市，都需要向政府辦公廳報告，如此一來，他對周萸案件的重視，就顯得此地無銀三百兩。其二，哪怕他不明前往哪裡去幹什麼，市政府辦公廳也會查清楚。那時，市裡便會清楚他正在督辦周萸案。周萸與黎兆平案有關，由此生出的變數，難以估計。其三，消息難保不傳到黎兆平那條線。此案是否黎兆平所為，還屬未知數，若果真是黎兆平所為，到底是黎兆平的個人行為還是黎兆平背後那條線的組織行為?抑或是其他力量作用的結果?不得而知。過早暴露，可能增加變數。其四，就像下圍棋，將味道做盡了，不留餘地，是新手的搞法。真正的高手，一定不會將勢做盡。具體到這件案子，將勢做盡的最大壞處在於，就算他們勝利了，可與黎兆平或者彭清源關係密切的一些人，還在江南官場。鄧初華此舉，等於明確宣佈，這所有人，都是他的政敵。這無疑是在為自己種刺。
    到達分局刑警隊後。鄧初華和楊大隊長進行了一次單獨談話，他充分肯定了楊全勇親自掛帥的做法，並且誇讚楊大隊長是一個有良好政治素質的幹部，這樣的幹部，在整個公安系統不多見。此前，自己沒有發現楊大隊長這種素質，既是自己失察，也是楊大隊長沒有抓住機會好好表現。這就等於暗示，只要此案辦好了，將會得到提拔。
    楊全勇雖然不清楚這麼一件普通案子為何驚動如此重要的人物，卻也能從鄧初華的語氣中，強烈感受到市裡對此案的重視。另一方面，作為老刑警，楊全勇已經意識到，此案並不像表面那麼簡單，他有足夠的理由懷疑，還有更多深層的內幕沒有浮出水面。
    路之後，楊全勇立即進行了一番調查，得到的結果是，周萸是個分特殊的人物，她可能與很多高官保持著床關係。楊全勇意識到，自己不該攬這件活，只後悔沒有早點避開。
    趕到三亞已經是第二天中午，楊全勇等人顧不得休息，立即趕去三亞市公安局刑警隊。
    知道他們要來，三亞方面已經作過一番調查，結果和楊全秀他們做過的如出一轍，先查一下當地航空公司，有沒有周萸的出境記錄。國內旅行，航空公司的資料有限，所能查到的僅僅只有兩項，其一，是否購買機票，其二，是否登機，至於是否到境或者中途改變行程，則無法顯現。三亞公安局查到的記錄顯示，沒有周萸通購買機票離境的記錄。接下來，他們通過電信部門查找周萸的手機在本地通話的情況。一份通話清單很快被打印出來。這份清單，楊全勇他們通過雍州市電信部門已經得到，略有不同的是，三亞市的記錄更全面具體，細緻到了每一次通話時，信號來源於哪一個基站。最後一次通話記錄，顯示在鳳凰鎮扎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