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時妻子去結賬，發現我不能按照公務員標準享受醫保。我急忙打電話向組織部咨詢，組織部的解釋是：掛職人員掛職期間身份不變，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崗位以後，按新的崗位重新確認身份。由於我掛職前是事業編製，也就是說，我掛職五年還不是公務員！
自離開政界以後，突然之間我從公眾的視野裡消失了。人們好奇地等待，等待我以全新的身份重返意見舞台再次發聲。許多人以為我會就此倒下，其實我一刻也未曾倒下，即使是倒在病床上，我的大腦也從未停止過思考。5月26日，臨上手術台的前一天，我接到了好朋友《瞭望東方週刊》記者陳安慶打來的電話，他再次鼓勵我把掛職五年的經歷寫下來，為後世留一份珍貴的記憶。上午10點30分，手術室裡的護士准點來到病房接我去手術台，我交代我的妻子，三天以後把我的手提電腦拿到病房裡來，我要動手寫《官路》。妻子雖然不悅，但並不忍心拒絕我。她怕我全麻之後不再醒來。
其實我也害怕。
對於生死我原本看得很淡。每次七旬老父提醒我要注意身體，我總是很淡泊地對父親說：「生死有命，何必那麼在意？與其沒有意義地活在世上，不如死了的好。」那個時候之所以看淡生死，是因為還沒想好死後，我該為子孫後代留下點什麼。如果什麼也不想留，那就好好地享受生活，一旦大限來臨，因為沒有遺憾，所以能夠坦然面對。生命，其實只是一個過程。生，由不得你，死，亦由不得你。既然都由不得你，何必在意其長短？
10點43分，帶著強烈的求生慾望，我被推上了手術台。女麻醉師拿著一個麥黃色的呼吸罩，很溫柔地對我撒了一個善意的謊：「先吸兩口氧氣。」我信以為真，吸了兩口，便幸福安詳地暫時離開了「人世」。待我恢復知覺回到陽間，突然冒出了一種怪怪的感覺：「像這樣死去真好，沒有痛苦，不知不覺……」
第一個來看我的，是我的老師張萬雄。他原以為我是因為工作安排不爽，找一個借口住個院散散心，沒想到我一下子挨了十刀。其實，早在去年下半年我就應該手術，痛風結節讓我的手腳嚴重變形，可當時由於工作太忙，抽不出時間。到了今年3月，妻子敦促我趕快住院，我說，還是等一等吧，掛職就要結束了，待新的工作安排好了以後再做手術。我不願在離開之前給人們留下一個「借住院為名收斂錢財」的惡名，要走就走得乾乾淨淨。
對我的這種態度，父母極為讚賞。特別是一輩子省吃儉用、「把錢看得很重」的父親，突然變得大方起來，他主動對我說：「你馬上要到一個新的單位上班，路途遙遠，又沒了專車，很不方便。我也曉得你每個月只有那麼一點點收入，孩子要讀書，還要還房貸，為了照顧你，老婆又辭了職，連過日子都有些緊巴巴了，不可能有多餘的錢去買車。我和你母親商量好了，等你好了我們出錢幫你買一輛。」
「二老的心意我領了，我暫時還不想買車，先擠一擠校車再說。」我不忍心去花父母積攢起來的辛苦錢，便不假思索地回絕了他們的好意，「你們要幫就幫幫大哥，他離了婚，生意又不景氣……」
「你大哥我不是不幫，只是暫時我不想幫，先逼逼他，不逼他不得上路，現在幫他他會產生依賴心理。你不一樣，從小就很自立。眼下你又遇到了困難，父母不幫你誰幫你？我和你母親攢的一點錢，遲早都是要給你們的，現在給你或許比將來給你更頂用一些……」
父親的一番話，讓我留下了熱淚，也幫我解開了一個多年未解的心結。在我們三弟兄中，我一直以為父母最溺愛哥哥，最偏愛弟弟，最不喜歡的就是我。其實是我誤解了他們，過去我不能理解，經歷了這次工作的變動和手術，讓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父愛、母愛的無私和偉大。自我突然調離官場以後，我發現父母一夜之間似乎衰老了許多；待我住進醫院以後，他們衰老得更為明顯。父母家離我動手術的醫院很遠，坐公交往返要花費近兩個小時。母親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給我熬稀飯並準備一天的飯菜，準備妥當以後，還要拖著年邁的身子，鍋碗瓢盆一大堆地往我的病房裡搬。父親雖然不會操持家務，但心累，生怕我抑鬱，隔三差五就跑到病房來陪我，沒話找話地陪我海聊。他越找我聊我越難受，我會從內心裡感到慚愧：父母生病住院的時候，我何曾這樣待過他們？
我期望趕快出院，在醫院裡待的時間越長，我虧欠父母妻子的會更多。
終於等到了出院的日子。妻子結完賬回來滿臉狐疑地問我：「你當了五年市長助理、副市長，怎麼不能按照公務員的標準享受醫保？」
「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醫保報銷比例還有區別？」我大惑不解地問護士長。
護士長答：「有啊，區別大著呢，好像公務員可以多享受8%。」
「你打個電話問問，都當了五年市長助理、副市長，怎麼還不是公務員呢？」妻子提醒我。我趕緊撥通旅遊局原人事科科長的電話。那科長答應幫我問問組織部。組織部公務員科科長很快做出了答覆，掛職人員掛職期間身份不變，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崗位以後，按新的崗位重新確認身份。也就是說，我掛職前是事業編製，掛職期間儘管擔任了三年市長助理兩年副市長，但我的身份不能改變，依然是事業編製。重新安排工作以後，民族職業學院屬教育系列，是事業單位，意味著我的身份依然不能改變。身份不能改變，下次住院我當然只能繼續享受比公務員報銷比例要低的待遇。為此，我特別鬱悶，同為共和國的公民，都是為國家服務的納稅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呢？
淡出官場以後，我依然受到了一幫社會名流及朋友的鼓勵與支持，這讓我從內心裡感到溫暖。我想，有這麼多人支持我，我不能再沉默，我應該告訴他們我這五年真實的掛職經歷與官場際遇。於是，便有了這本《官路》。
普揚寫於南湖文如秋水齋
2010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