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躍進打電話問我能不能找到一張香港地圖。我記起丁小槐前年去過香港，就問了他，果然有一張，就通知劉躍進過來拿。晚上劉躍進到我家來了。董柳說：「劉教授你準備到香港去？」劉躍進說：「到香港去輪得到我？」我把地圖拿給他，他看了幾眼，收在褲子口袋裡。董柳問：「你跟凌若雲最後到底怎麼樣了？」我正擔心董柳問得太冒失，會不會刺傷了他，劉躍進說：「拜拜了。」很輕鬆地做了一個手勢。董柳驚呼道：「真的？」劉躍進說：「那種女人，理她幹什麼？」
幾個月沒見面，劉躍進他變了。其實我知道他們分手是早晚的事，本來還擔心他會不能自拔呢，見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說：「想不到你還是放下來了，我和胡一兵本來還替你擔心呢。」我忽然有了強烈的衝動要把那天晚上看見凌若雲的事告訴他，話衝到舌尖上還是含住了。他剛才還在說不理人家呢，得讓他在我們面前保持這個虛無的神話。哪怕是朋友，有些話也不能撕開來說。劉躍進說：「放下來了，連我自己都沒想到能這麼快。再說不放下又能怎麼樣？」他笑幾聲，「不放下又怎麼樣？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誰的意志決定的。我不但把凌若雲放下了，連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個世界比放下一個女人總要更困難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來了，不放下又怎麼樣？」
我說：「大家不約而同都走到這條路上去了。說好聽點吧，是夢醒了覺悟了，看清楚了不騙自己了。說難聽點吧，是墮落了放棄了，只剩下自己了。」劉躍進說：「心裡其實還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幹嗎？我一直覺得一個讀書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擔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懷，先天下之憂而憂。你叫他不承擔，不憂，他做人都沒有感覺，空空洞洞的，那種輕鬆實際上很沉重，很可怕。可憂了這麼多年回過頭一看，自己是白憂了。自己說了什麼，寫了什麼，做了什麼，等於沒說，沒寫，沒做。世界它該怎麼樣還怎麼樣，絕不會因為誰而走另一條路。時間之中有一種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強大，那是天數，看不見摸不著說不清，可它制約著一切。天數非人力可改變，這一點我已經想通了。胡一兵說得對，在一個看重權錢的社會，你說那一套，誰聽你的？這就是天數啊！我經常嘲笑電視播音員對著天說話，」他兩隻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最近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對著天講話，我講天下國家，連學生也不當真了。他們比我還瀟灑，他們是在市場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好多話我在課堂上都講不下去了。跟現實無關的話，空空洞洞大而無當的話，我講著心裡也不踏實，像飄在雲端。市場它是一種經濟結構，又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消解了終極，消解了知識分子。它還是一種人生觀，活著你得去掙錢！有市場就沒有終極，市場把一切都平面化、現世化了，我們的生命失去了想像的空間，誰都明白要面對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變了一切都變，淺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視金錢如糞土？我忽然發現自己的功夫在不知不覺之間被廢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為了多餘的人，不知不覺！被歷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歷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別無選擇。最偉大的邏輯程序也不能解決人的問題，也沒有人能夠給世界一種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後改變一切。讀書人不可能在現實之外依托邏輯建立一套價值體系，建立起來也只停留在書本上，無法跟現實產生有效聯繫，我不能裝作對自己無能為力的處境渾然不知。依我看，在一個按實力分配利益的社會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來主唱更是滑稽的，他們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經實現。他們過得那麼好，我過得這麼差，我還要聽他們來講奉獻和犧牲？大學還是精神文明的堡壘呢，站在講台上我真的不知怎麼開口了，所有抽像的話題已經失去了話題性，我再閉著眼睛對著天說那套虛的就是有意無意的騙子了。」
我說：「那你以後不寫書了？」他自嘲地笑笑說：「書還得寫，這是一個道具，與世界無關，也不可能有關。如今寫什麼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時間之流中稍現即逝。我花幾年功夫寫一本書，都被那些泡沫淹沒了。」我也笑笑說：「每個寫了書的人都是這麼說的。」他說：「也許吧。時代變了，古代的讀書人面對的是整個世界，今天卻只面對各自的那渺小可憐的一隅，他們與世界的關係已經被一種難以描述的力量斬斷。他們還存在，卻已沒有了神聖感，也看不出有什麼必要為了這可憐的一隅把自己犧牲掉，犧牲如泥牛入海。把世界放下來了，我輕鬆了，我該為自己謀點福利了。現在人人精明能幹自顧不暇，都想著怎麼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誰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場只承認眼前的利益，不承認萬古千秋，這就摧毀了全部的神聖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經死去，在這一代人心中也已經死去，因此我說知識分子也已經死去，你說是不是？」我說：「細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天下已經渺遠，自己也只是個可有可無的小人物，於是自我便是世界。想掩蓋這一點的人正是對這一點感受最深的人。」他雙眼茫然地望著我，好像我是在很遠的地方。我看出他說得很輕鬆，心裡卻並不輕鬆。他把目光從遠處收回來說：「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看見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過得很好，很精緻，精緻到骨頭裡去了，一個小菜都可以變著法兒弄出七八個花樣來，還有人買了小車別墅。他們對錢的感受與常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對自我的關注和愛戀還甚於常人。他們說什麼並不妨礙自己做什麼，做什麼也不妨礙自己說什麼，他們在兩極之間自由地滑動。我就知道再說什麼都太多餘了，太矯情了，高調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對知識分子很失望，對自己也很失望。幾千年來，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間很少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選擇，但似乎在一瞬間，情況就變了，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我說：「這不是誰的過錯，這是歷史。我們的幸運和不幸，都因為我們在世紀之交遭遇了相對主義，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變成一種說法，一種含糊其詞模稜兩可的說法。一種說法不能夠成為犧牲的理由。活著是唯一的真實，也是唯一的價值。歷史決定了我們是必然的庸人，別無選擇。人們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卻拋開了良知，放棄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實際上在一種更高的真實中迷失了，他們是這個時代最大的贏家，也是最大的輸家。就說我吧，我是贏了，還是輸了？」
他沉默良久，點了點頭，說：「我說孔子死了還有另一條理由。孔子是講君子小人的，可市場和權力場只講強者和弱者。孔子死了，高貴和卑賤的區別已經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抹平，而強者和弱者的差異卻如此明顯。人們看透了這一點，放下了精神高貴，社會瀰散著痞子意識，王朔是痞子，他還算痞得真誠，那些痞得虛偽的人，嘴上還念著道德經的人，那才是大玩家呢。古人可以憑人格力量做個布衣君子，今天誰稱自己是布衣君子，那不是強者的笑柄？觀念一旦改變，我們甚至不能說小人是小人，君子是君子了。我能說金葉置業的余老闆是小人，自己是君子？沒有了小人君子之辯，孔子他不死？承擔和犧牲的精神，人格和道德的力量，傳統文化的這兩大支柱已經崩塌，也難有重建的可能。我說孔子死了，我很痛心惋惜，卻也看到這是歷史必然，在農業文明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觀念無法面對今天的現實世界。如果說孔子還剩一口氣，那就是食色性也，連我都要拿起這個武器大膽地走向墮落了，我只恨自己墮落不了！」我說：「像你一個知識分子，要把過去的自己殺死，又談何容易？人人都是愛自己的，誰下得了這個殺手？我特別能理解你。墮落也要有殘忍的勇氣呢。」劉躍進說：「我說自己是知識分子我很慚愧，這一群人正在失去身份，變成了生存者操作者大玩家。對世界我已經是心灰意冷了，倒是有了一種墮落的勇氣。有時候又想，絕望的反面就是希望，物極必反，我就不相信功利主義對人的征服是永恆的。」我說：「真有那一天，你劉躍進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嗎？你的等待和犧牲只有靠歷史學家來考證了，但恐怕未來的歷史學家沒有這樣一份閒心。」他拍著自己的頭說：「是的，是的。現在是從個人看世界的時代，世界對自己有意義那才是真實的意義。起點變了，世界翻轉過來了，從世界看個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你對世界的那點意義世界是體會不到的，一隻泥牛填不平大海。大為我也要學你呢，要活出一點滋味，算算在世界上只能活一萬多天了，還想那麼多幹什麼？可當個旁觀者又怎麼對得起這點歲月，又怎麼能活出滋味？人活著吧，就是活那點滋味！」他說著把嘴唇咂了幾下，「那點滋味！」
聽了他的話我感到了震驚，雖然這樣的想法也是我曾經有過的，但現在從另一個人的口中說出來，特別是從劉躍進口中說出來，我還是感到了震驚。別人也在用心感受世界。這更使我相信，時間之中的某些因素，不是誰可以抗拒的，抗拒也沒有意義。歷史就是歷史，聰明的人，倔強的人，都拗不過歷史。我為自己先走一步而有了現在的主動而感到慶幸。
很晚了我送他下樓，在樓梯上他忽然渾身摸著說：「地圖帶了沒有？哦，在這裡。」又說：「你猜我要這張地圖幹什麼吧？有出版商約我寫一部小說，故事發生在香港。條件是第一頁就要上床，要寫細節。我想想錢來得快吧，就答應了。弄得好了還可以拍電視連續劇，那就不止三萬塊錢了。」我覺得他有點可憐，教書先生沒見過錢，三萬塊錢就把頭低下來了。我說：「出來了拿一本給我看看。」他說：「我用化名，用真名把我的名聲都敗壞了，也就是臨時騙它幾個錢。錢這個東西不能說它不好，它唯一的缺點就是沒長鼻子，不分香臭，只知道為主人服務，管那個人是不是王八蛋呢。我看那個出版商離王八蛋也差不了多遠，有了一把錢就耀武揚威人五人六的，我暫時忍下這口氣，騙點錢再說。你想不到我也會這麼做吧？孔子死了，世界放下來了，內心的約束解除了，人也輕鬆了自由了。」我沒想到劉躍進他會說出這麼一大篇話來，早幾個月他還在說我和胡一兵呢。
劉躍進走了，我在燈下發了一陣呆。在這個時代，我們遇到了精神上的嚴峻挑戰，我得承認這一點。我們沒有足夠強健的精神力量來回應這種挑戰，在不覺中，就被打敗了，繳械投降了。我們失去了身份，這似乎是時間的安排，不可抗拒。中國的知識分子失去了根基，他們解放了自己，卻陷入了萬劫不復的精神絕地。最後我歎一口氣：「不知不覺，三千年一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