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禪真逸史》，全稱《新鐫批評出像通俗奇俠禪真逸史》，八卷四十回。明末方汝浩編著。據該書刊行人夏履先書前所撰《凡例》，知道早在元代就存有一個「意晦詞古，不入裡耳」的內府舊本，今本乃是在原作基礎上，「刊落陳詮，獨標新異」，並使之「描寫精工，形容婉切」，面鋪演成四十回的規模。所以，它是明代舊小說加工風氣下的一個改編增補本。舊本作者已不能詳考，改編者方汝浩亦鮮為人知，現僅知道，他號清溪道人，也稱清心道人，還寫過一部以酒色財氣為神魔的《掃魅敦倫東度記》。其鄉貫說法不一。孫楷第先生據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明本「潢水方汝浩清溪道人」題識，謂為洛陽人。戴不凡疑「潢水」系「麗水」之誤，且交友中有「古吳」爽閣主人，評閱人有「西湖漁叟」，疑其為浙江人。譚正璧以洛陽為其原籍，杭州為居所，也成一說。
這部小說的情節十分曲折，它描述的是：南北朝時期，東魏將軍林時茂稟性忠直，因事與丞相高歡之子高澄結仇，他深恐高澄日後報復，就削髮為僧，改名澹然，逃奔梁國。路上為民除害，以武藝高強、材德兼備，被薦為建康寶剎妙相寺副住持。正住持鍾守淨貪鄙好色，不守清規，澹然好言相勸，反結怨懷恨，並以讒言說動武帝，欲加迫害。澹然得報，連夜潛出，歷盡艱辛，死裡逃生，重返東魏。在張家莊，澹然因除妖得到仙人所授三卷天書，從此定居研習，修真授徒，拯世濟民。這是前二十回以林澹然為中心人物的一條情節主線。後二十回，人物與情節都有變化，林澹然已退居幕後，他的三個門徒杜伏威、薛舉、張善相走到台前，情節轉而敘述他們的家世以及成長、結義的過程，以濃筆重墨描述北齊時代，四海滔滔，他們竟聯絡各路英雄，高舉義旗，替天行道，劫富濟貧，攻城奪府，於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不久受段韶招降，列士封王，鎮守西蜀。至隋末，復歸降李世民。唐初，澹然圓寂，杜、薛、張經仙人點化，大夢頓覺，遂棄位學道，雲遊方外。唐高祖各敕贈靈聖大禪師及普化真人、普利真人、普濟真人封號，一釋三真，均成正果。故事翻騰變化，條分縷析，至最後方豁然開朗，點明題意。
全書的整體構架是一個佛教故事，它先寫澹然的德行，意在強調佛家的精神修煉，其後專敘杜伏威諸人之事，也是藉以展示澹然的事業和高風。「跡種種異，道種種同」，故最後指迷說教，皈於佛道。這樣張揚佛教，是與南北朝時代南梁、北魏佛教的廣泛傳播和大力發展相適應的。南北朝時期又是儒、釋、道三教大論辯的年代，經過激烈的論爭，結果是互相汲取，在某些方面融合起來。所以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或為釋氏高人，或為釋氏門徒，他們都得到仙家的傳示，崇尚神仙符菉，並學了道家觀星望氣、補陽煉陰、驅神役鬼一套法術，儼然是一批道者。不寧唯是，在這些釋道高人的內心深處，又滿是綱常名教的思想，誅奸鋤妖、輔佐明主、留名青史的雄心，不得意時，也是高山流水、長嘯狂歌的志趣，全是儒家者流的行藏。可見，釋而道，道而儒，三教合流，三教互補，正是這部小說總體思想的主要特徵。這一特徵，反映了我國古代儒釋道三大思想體系演變的真實面貌。我國古代小說中，沒有哪一部作品如此鮮明地打上這種宗教思想密切交融的印記，這就為它在思想文化史和小說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這部小說積極的思想意義在於：它通過對梁、魏社會現實的描寫，表現了庸君媚臣禮佛參禪，造成了奸佞得勢，英雄斥逐，朝政廢弛，煙塵四起的惡果。以侯景之亂為結局，作品寫出了國家淪亡、生民塗炭的不幸，對梁武帝一心追求極樂世界，最終幽居宮禁、餓死台城的下場作了辛辣的諷刺，並在一定程度上總結了「干戈四境尚談經，國破家亡佛不靈」的歷史教訓。小說以鍾守淨為反面典型，揭露了上層僧侶貪財好色、傷風敗俗的醜行，暴露了他們口誦彌陀、心藏荊棘的陰險嘴臉，使人們看到被梁武帝定為國教的佛教教會勢力的黑暗面。作品還通過對蕭梁、東魏、北齊諸國社會矛盾的描寫，使人們看到大江南北，到處都有害民的官府。盤剝百姓的豪紳。舉朝上下有牛進、周乾、桑皮筋、吳恢、蔣太守、湯思忠、甄雍一類貪官污吏為非作歹、殘害無辜，才促發了薛志義、繆一麟、杜伏威等英雄揭竿而起。作者多處讚揚了他們的綠林高義，肯定了這些起義英雄剪戮豪強、濟困憐貧、替天行道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因而繼承了古典小說民主性思想的光彩。
歷史在這裡只是現實的鏡子。作者的用意不是駐足過去，而是指向現實。我們很容易發現，小說的內容是相當明代化的。例如，梁武帝拿問犯人，使喚的竟是明代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處人的極刑是跟明代酷刑相一致的剝皮揎草；唱的麗詞艷曲，大多是明代特有的民歌俗曲。這種歷史失真現象，也表現出《禪真逸史》與明代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繫。所以作品揭露的上述矛盾，正是明代中後期昏君庸主崇釋好道，寵用奸佞，朝政腐敗，以至外族入侵、危機四起的現實矛盾的反映。《凡例》所謂「欲期警世」者在此，徐良輔序所謂「其間挽回主張，寓有微意」者亦在此。從這種現實性出發，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明代政治的、宗教的、民俗的、藝術的諸種生活的情狀。其間「聖主賢臣、庸君媚子，義夫節婦、惡棍淫娼，清廉(女幸)直、貪鄙奸邪，蓋世英雄、麼麼小丑，真機將略、詐力陰謀，釋道儒風、幽期密約，以至世運轉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征符，牛鬼蛇神之變幻，靡不畢具」。這種駁雜斑斕的色調，有助於我們對明代的社會實際生活有更具體、廣泛的認識。
應該指出，《禪真逸史》也充塞著不少思想糟粕。它有儒家的忠君思想，綱常名教的教條，順天知命的天命論觀點，也有釋、道兩家根深蒂固的虛無主義、無為主義，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等等教義，和發源於宗教迷信的神仙法術，真是處處可見，無孔不入，使小說籠罩了一層宗教性的迷霧。不僅如此，作者從儒家的天命觀和綱常倫理觀念出發，在主要人物身上，鼓吹急流勇退、順天安命的妥協精神；從道、釋二家清心寡慾、委棄紅塵的教義出發，安排了修真慕道、飛昇霞舉的歸宿。這樣，作品所描述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就被弓；上一條投降的道路，並以失敗而告終。作者對投降主義的漚歌與提倡，集中暴露了作者政治思想的階級屬性。總之，由於《禪真逸史》在思想上把儒、釋、道主教合為一體，這就必然給作品帶來它們固有的消極思想。
《禪真逸史》出現於明代末期，這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都已相繼問世，傳統的歷史小說、英雄傳奇、神魔小說和人情小說的藝術成就，都得到高度的發展。在一個個藝術高峰面前，作者既缺乏才力，又缺乏膽識，不能另闢蹊徑，而是力圖把傳統小說的不同內容和藝術手法融合在一起，兼收並取，滲透綜合。所以，從作品反映的南北朝歷史背景，從這一百餘年發生的歷史、社會事件和一系列真實的歷史人物來看，自始至終都有濃厚的歷史氣氛，敘事方式也接近於講史。它對《三國演義》的一些模仿，也留下了歷史小說的印記。與此同時，它又受到《水滸傳》的強烈影響，不僅書中那些鋤奸去惡、替天行道的英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士，都好似梁山上的好漢；就是其中的情節語言，也經常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表現出著意師承《水滸》的痕跡。此外，它還注目於市井小民，幫閒蔑片，加強社會風俗畫的色彩，大有《金瓶梅》的筆法；旁門左道、神仙幻術的穿插，又是《封神演義》、《西遊記》一類神魔小說的手段。可見作者雖有博采眾長之功，卻無藝術獨創之力。這樣一部綜合體的小說，就成為我國話本小說不同源流彙集後的產物。雖然如此，這部小說仍有不可抹煞的優點，如氣格宏大，情節動人，針線密縫，血脈流貫，人物性格鮮明，語言暢達傳神，這些都非三流小說所能望其項背。
作品中所寫的人物，如東魏的高歡、高澄、侯景、丁和，梁的蕭正德、謝舉、傅岐、朱異、張綰，齊的和士開、穆提婆、段韶、韓長鸞、張雕，都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他們的行事與性格也大致有憑有據，不曾隨意杜撰。這有利於創作一個歷史感的氛圍，表現出歷史小說的特質。但作者一進入主要人物的創作，便換了一副筆墨。書中前半部所著力刻畫的林澹然、鍾守淨，便是虛構的角色。六朝僧傳中既沒有澹然這樣的高僧，史中也無武帝臨幸的妙相寶寺。作者以靈動的文字，描摹結撰，而神態畢肖，頗見工力。後半部寫的杜、薛、張三人，則在半虛半實之間。說它實，是因為他們確實起過兵，打過仗，擁兵稱王，威震一時，曾使朝廷大傷腦筋。但是，他們是隋末分別在江淮、隴右、許州興起的幾支武裝力量，彼此從未聯合，根本不是「三結義」式大聚義。他們的身份相距很遠，杜伏威貧困出身，張善相做過下層小吏，薛舉一開始就是地方豪右，缺乏結義合作的基礎。他們起事的時候，北齊早已滅亡，段韶已經去世，對他們進行軍事鎮壓的主要是隋煬帝和李世民，小說寫他們同受齊主、段韶招撫完全不實。況且，北齊時代，疆域窄小，西部邊界不過山西、河南，西秦、巴蜀屬北周地盤，齊主何能封西川的楚州、滬州、信州作三大王的封地？他們的結局都很慘，杜伏威在武德七年暴卒，大約是被毒死的。張善相歸降以後，守伊州，為王世充所困。張數次求援，唐高祖故不發兵，以至城陷被殺。薛舉於武德元年病死軍中，可稱善終，但其於投降世民後，被腰斬於長安，全家不得免。他們的下場，一點也不像小說所寫的那麼美妙。這種種矛盾，表現出小說與歷史的顯著區別。
《禪真逸史》存世版本不少。現知主要有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所藏古杭爽閣主人刻本，馬廉舊藏自下翼聖齋本，二本各有插圖二十葉。還有無圖而增唐太史令傅奕序本。這三種大致為明刻本。清初和清代中葉，有爽閣藏版復刻本和翼聖齋本復刻本，還有文新堂本、據本衙藏板梓行的中小型本、明新堂本。清末有改題《妙相寺全傳》和《大梁野史》的石印本，近世有張靜廬點校本。我們這次整理則以清初「本衙爽閣主人」復刻本為底本，參照乾隆復刻精批本、本衙梓行的中型本和張氏點校本，擇善而從。書中除圖像、圈點、集評及個別文字作了刪節，史實失誤處作了更正外，不作改動，力求保持原貌。失檢之處自不能免，尚望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