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裡，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本書所謂經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要讀懂這些書，特別是經、子，得懂「小學」，就是文字學，所以《說文解字》等書也是經典的一部分。我國舊日的教育，可以說整個兒是讀經的教育。經典訓練成為教育的唯一的項目，自然偏枯失調；況且從幼童時代就開始，學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殘了他們的精力和興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後，讀經漸漸廢止。民國以來雖然還有一兩回中小學讀經運動，可是都失敗了，大家認為是開倒車。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國文課程標準裡卻有「使學生從本國語言文字上瞭解固有文化」的話，高中的標準裡更有「培養學生讀解古書，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的話。初、高中的國文教材，從經典選錄的也不少。可見讀經的廢止並不就是經典訓練的廢止，經典訓練不但沒有廢止，而且擴大了範圍，不以經為限，又按著學生程度選材，可以免掉他們囫圇吞棗的弊病。這實在是一種進步。
我國經典，未經整理，讀起來特別難，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結果是敬而遠之。朱子似乎見到了這個，他注「四書」，一種作用就是使「四書」普及於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書」注後來成了小學教科書。又如清初人選注的《史記菁華錄》，價值和影響雖然遠在「四書」注之下，可是也風行了幾百年，幫助初學不少。但到了現在這時代，這些書都不適用了。我們知道清代「漢學家」對於經典的校勘和訓詁貢獻極大。我們理想中一般人的經典讀本——有些該是全書，有些只該是選本、節本——應該盡可能的採取他們的結論：一面將本文分段，仔細的標點，並用白話文作簡要的註釋。每種讀本還得有一篇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導言。這需要見解、學力和經驗，不是一個人一個時期所能成就的。商務印書館編印的一些《學生國學叢書》，似乎就是這番用意，但離我們理想的標準還遠著呢。理想的經典讀本既然一時不容易出現，有些人便想著先從治標下手。顧頡剛先生用淺明的白話文譯《尚書》，又用同樣的文體寫《漢代學術史略》，用意便在這裡。這樣辦雖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親近經典，卻能啟發他們的興趣，引他們到經典的大路上去。這部小書也只是向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讀者能把它當作一隻船，航到經典的海裡去，編撰者將自己慶幸，在經典訓練上，盡了他做尖兵的一分兒。可是如果讀者念了這部書，便以為已經受到了經典訓練，不再想去見識經典，那就是以筌為魚，未免辜負編撰者的本心了。
這部書不是「國學概論」一類。照編撰者現在的意見，「概論」這名字容易教讀者感到自己滿足；「概論」裡好像什麼都有了，再用不著別的——其實什麼都只有一點兒！「國學」這名字，和西洋人所謂「漢學」一般，都未免籠統的毛病。國立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分別標明歷史和語言，不再渾稱「國學」，確是正辦。這部書以經典為主，以書為主，不以「經學」、「史學」、「諸子學」等作綱領。但《詩》、《文》兩篇，卻還只能敘述源流；因為書太多了，沒法子一一詳論，而集部書的問題，也不像經、史、子的那樣重要，在這兒也無需詳論。書中各篇的排列，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的順序；並照傳統的意見，將「小學」書放在最前頭。各篇的討論，盡量采擇近人新說；這中間並無編撰者自己的創見，編撰者的工作只是編撰罷了。全篇的參考資料，開列在各篇後面；局部的，隨處分別註明。也有襲用成說而沒有注出的，那是為了節省讀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讀物和考據的著作不同，是無需乎那樣嚴格的。末了兒，編撰者得謝謝楊振聲先生，他鼓勵編撰者寫下這些篇常談。還得謝謝雷海宗先生允許引用他還沒有正式印行的《中國通史選讀》講義，陳夢家先生允許引用他的《中國文字學》稿本。還得謝謝董庶先生，他給我鈔了全份清稿，讓排印時不致有太多的錯字。
朱自清 一九四二年二月，昆明西南聯合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