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第四

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願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夠勁兒,便用歌唱;一唱三歎的叫別人迴腸蕩氣。唱歎再不夠的話,便手也舞起來了,腳也蹈起來了,反正要將勁兒使到了家。碰到節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樂,唱歌的機會更多。或一唱眾和,或彼此競勝。傳說葛天氏的樂八章,三個人唱,拿著牛尾,踏著腳[1],似乎就是描寫這種光景的。歌謠越唱越多,雖沒有書,卻存在人的記憶裡。有了現成的歌兒,就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隨時揀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若沒有完全合式的,盡可刪一些、改一些,到稱意為止。流行的歌謠中往往不同的詞句並行不悖,就是為此。可也有經過眾人修飾,成為定本的。歌謠真可說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了[2]。

歌謠可分為徒歌和樂歌。徒歌是隨口唱,樂歌是隨著樂器唱。徒歌也有節奏,手舞腳蹈便是幫助節奏的;可是樂歌的節奏更規律化些。樂器在中國似乎早就有了,《禮記》裡說的土鼓土槌兒、蘆管兒[3],也許是我們樂器的老祖宗。到了《詩經》時代,有了琴瑟鐘鼓,已是洋洋大觀了。歌謠的節奏,最主要的靠重疊或叫復沓;本來歌謠以表情為主,只要翻來覆去將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著費話。重疊可以說原是歌謠的生命,節奏也便建立在這上頭。字數的均齊,韻腳的調協,似乎是後來發展出來的。有了這些,重疊才在詩歌裡失去主要的地位。

古代琴瑟

有了文字以後,才有人將那些歌謠記錄下來,便是最初的寫的詩了。但記錄的人似乎並不是因為欣賞的緣故,更不是因為研究的緣故。他們大概是些樂工,樂工的職務是奏樂和唱歌;唱歌得有詞兒,一面是口頭傳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兒。歌謠便是這麼寫下來的。我們知道春秋時的樂工就和後世闊人家的戲班子一樣,老闆叫作太師。那時各國都養著一班樂工,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歌。不但搜集樂詞,還得搜集樂譜。那時的社會有貴族與平民兩級。太師們是伺候貴族的,所搜集的歌兒自然得合貴族們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會入選的。他們搜得的歌謠,有些是樂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樂才好用。合樂的時候,往往得增加重疊的字句或章節,便不能保存歌詞的原來樣子。除了這種搜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為了特種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著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抬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的樂工紛紛散走。樂譜就此亡失,但是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後來的《詩經》了[4]。

子曰:「不讀《詩》,無以言。」

「詩言志」是一句古話;「詩」()這個字就是「言」、「志」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志」和現在所謂「抒情」並不一樣;那「志」總是關聯著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裡,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願望、感謝、責難等等,都從詩篇裡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將一章中一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於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子太叔只取末兩句,藉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這樣辦正是「詩言志」;在那回宴會裡,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志」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不行了,孔子卻採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問,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5],本來說的是治玉,他卻將玉比人,用來教訓學生做學問的工夫[6]。「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7],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他卻拉出末句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野的,後來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而得,並不是與生俱來的[8]。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9];又說詩可以鼓舞人,聯合人,增加閱歷,發洩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裡面[10]。孔子以後,「詩三百」成為儒家的六經之一,《莊子》和《荀子》裡都說到「詩言志」,那個「志」便指教化而言。

《毛詩》書影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只是用詩,並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於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著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他就按著借用的辦法,根據他教授學生的需要,斷章取義的來解釋那些詩篇。後來解釋《詩經》的儒生都跟著他的腳步走。最有權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裡拉出一個兩個字來發揮,比起斷章取義,真是變本加厲了。

毛氏有兩個人:一個毛亨,漢時魯國人,人稱為大毛公,一個毛萇,趙國人,人稱為小毛公;是大毛公創始《詩經》的註解,傳給小毛公,在小毛公手裡完成的。鄭玄是東漢人,他是專給毛《傳》作《箋》的,有時也採取別家的解說;不過別家的解說在原則上也還和毛氏一鼻孔出氣,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們接受了孔子「無邪」的見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論世」[11]的見解,以為用孔子的詩的哲學,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什麼時代作的,為什麼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謂「以意逆志」[12]。其實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倒是說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與他們不同。他們這樣猜出來的作詩人的志,自然不會與作詩人相合;但那種志倒是關聯著政治教化而與「詩言志」一語相合的。這樣的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具體的表現在《詩序》裡。

毛萇像

《詩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總論,托名子夏,說不定是誰作的。《小序》每篇一條,大約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證詩,似乎是《小序》的專門任務;傳裡雖也偶然提及,卻總以訓詁為主,不過所選取的字義,意在助成序說,無形中有個一定方向罷了。可是《小序》也還是泛說的多,確指的少。到了鄭玄,才更詳密的發展了這個條理。他按著《詩經》中的國別和篇次,系統的附合史料,編成了《詩譜》,差不多給每篇詩確定了時代;《箋》中也更多的發揮了作為各篇詩的背景的歷史。以史證詩,在他手裡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說明詩的教化作用;這種作用似乎建立在風、雅、頌、賦、比、興,所謂「六義」上。《大序》只解釋了風、雅、頌。說風是風化(感化)、諷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這都是按著教化作用解釋的。照近人的研究,這三個字大概都從音樂得名。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便是各國土樂的意思。雅就是「烏」字,似乎描寫這種樂的嗚嗚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樂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許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約也是樂調不同的緣故。頌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這種樂連歌帶舞,舞就有種種樣子了。風、雅、頌之外,其實還該有個「南」。南是南音或南調,《詩經》中《周南》、《召南》的詩,原是相當於現在河南、湖北一帶地方的歌謠。《國風》舊有十五,分出二南,還剩十三;而其中邶、鄘兩國的詩,現經考定,都是衛詩,那麼只有十一《國風》[13]了。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商頌》經考定實是《宋頌》。至於搜集的歌謠,大概是在二南、《國風》和《小雅》裡。

鄭玄像

賦、比、興的意義,說數最多。大約這三個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賦本是唱詩給人聽,但在《大序》裡,也許是「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14]的意思。比、興都是《大序》所謂「主文而譎諫」;不直陳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諷刺叫「譎諫」。說的人無罪,聽的人卻可警誡自己。《詩經》裡許多譬喻就在比興的看法下,斷章斷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義了。比、興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詩篇發端的叫做興。《毛傳》只在有興的地方標出,不標賦、比;想來賦義是易見的,比、興雖都是曲折成義,但興在發端,往往關係全詩,比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別標出了。《毛傳》標出的興詩,共一百十六篇,《國風》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現在說,這兩部分搜集的歌謠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宋本《詩集傳》書影(宋朱熹


[1]《呂氏春秋·古樂》。

[2]英美吉特生《英國民歌論說》。譯文據周作人《自己的園地·歌謠》章。

[3]「土鼓」、「蕢桴」(土槌兒)見《禮運》和《明堂位》,「葦籥」(蘆管兒)見《明堂位》。

[4]今《詩經》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無詩,實存三百零五篇。

[5]《衛風·淇澳》的句子。

[6]《論語·學而》。

[7]「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衛風·碩人》的句子;「素以為絢兮」一句今已佚。

[8]《論語·八佾》。

[9]「思無邪」,《魯頌·駉》的句子;「思」是語詞,無義。

[10]《論語·陽貨》。

[11]見《孟子·萬章》。

[12]見《孟子·萬章》。

[13]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

[14]《周禮·大師》鄭玄注。

【參考資料】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冊下)。顧頡剛《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同上)。朱自清《言志說》(《語言與文學》)。朱自清《賦比興說》(《清華學報》十二卷三期)〔編者案:朱先生兩文,今均見《詩言志辨》中〕。

《經典常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