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菁華，全在周秦諸子，不但哲學思想高深微妙，遠過於後世儒家（章太炎說宋明理學不如佛學的精微，但周秦諸子則包含了那樣精微的哲理。馮友蘭說論理學是哲學之哲學，古代只有公孫龍子講求這種純理的學問。人們見解雖然像這樣的不一致，但無論如何，不能不說周秦是中國哲學思想最發達的時期），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也都在那時萌芽了（如法家的政治學，名、墨、儒、法各家的邏輯學，墨家、陰陽家的數學，陰陽家的天文學，兵家、墨家的軍事學等）。
諸子時代的學風，有最可注意的數點，就是：（一）有創造性，不相剿襲；（二）為專家之學，易於求精；（三）後學闡揚前哲，不為舊說所限，易於進步；（四）各派互相駁辯，思想日益精密。
但當時何以發生這種百家爭鳴的學風？那就以社會劇激變化為主要原因。春秋戰國時代，鐵製農器已普遍使用，農業、手工業驟行發達，商業因而產生，大商人如弦高、計然、范蠡、呂不韋等人，不但富超王侯，而且操縱政治，但舊時貴族，反而有很多沒落起來的，因此新興豪強希望有中央集權政治的出現，結束紛爭割據的局面，以便利商工的發展，而舊時貴族，則希望恢復封建初期大小諸侯和平共居的局面，因此形成新舊思想的對立。同時各封建諸侯國，因地利的不同，經濟發展又不平衡（如齊有魚鹽之利，用國營方法而致富強；秦用商鞅的農戰政策，開荒墾殖，普遍施行軍事訓練），造成了加緊兼併弱小的趨勢，到後來七雄並立，鬥爭的規模更擴大，也更激烈，大家都想吸收人才來幫助自己，所以提倡講學，獎進文化，已成了列國通行的政策。當時文化中心，如齊國的稷下等地，為人文薈萃之所，對於學術研究的鼓勵，是相當大的。
其次，就是知識的逐漸普及。因為過去知識全由封建貴族所壟斷（所以《漢書·藝文志》說，諸子出於王官），由於貴族的沒落，將知識帶到民眾中間去傳播（如孔子在民間講學），產生了許多新的知識分子；加以社會交通的頻繁，首先是通商與外交的往來增多，打破了封建初期移徙住居的限制，使文人策士，也能自由奔走遊說於各國，收互相觀摩互相促進的效果。
諸子學說，無不為了「救時之敝」（《淮南子》），不過因其地位的不同，見解的各異，而造成種種不同的方案罷了。如墨家、法家以及儒家的荀子等，都是主張建立新的中央集權制的；如老子，是主張恢復舊時「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的；如孔子，是主張當時霸主實行尊王攘夷政策來恢復並鞏固封建舊秩序的。總而言之，他們對於當時現狀都不滿意，主張改良或變革一下。然而假使僅有紛爭的局面，而沒有新興進步的社會層，如五胡十六國或五代十國的局面，那種活潑進取的現象也不會產生。因此，我們從諸子學之所以盛，可以推論到諸子學之所以衰的道理。
秦漢大一統之後，歷代帝王尊重儒術，以利祿為提倡經學的工具，造成諸子百家的消沉，這自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如三國六朝時代，儒學本身也很消沉，而結果仍然沒有學術隆盛的氣象。這因為社會生產力的停滯，社會階層並沒有新的發展的緣故。在秦漢之間，商業雖一度發展，但因生產方式沒有進步，政府又厲行抑商政策，商業終於沒有大的發展。到六朝以來，社會經濟雖然略有進步，而進步很小，生產方式大體仍然和兩千年前差不多，和我們接觸的異民族，始終是一些文化較低的遊牧部落，所以直到近世與西洋各國交通以前，學術思想再沒有重振的可能。
周秦時代過去以後，只有後漢王充是一個特異的思想家，魏晉玄學不過使道家思想走向庸俗化，並沒有什麼成就，自此以後，諸子學已成絕響，直到清代，才有人研究它，但這都限於訓詁、考訂、校勘，並沒有注意到義理的發揮。
今後整理國學，對於清代人所謂諸子學，不能不有所改變：第一，諸子學不能成為一種科目，應當歸屬於中國哲學史，更確切點說，中國古代哲學史，或古代思想；第二，應當注意義理的探討及時代背景的研究。至於從舊的傳統中尋出創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礎，那自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但不是初步工作所能辦到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