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的時代

《大雅》的時代有個強固的內證。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時的,這可以《崧高》《烝民》為證。《崧高》是吉甫作來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是吉甫作來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時人,則《烝民》中又得說清楚:「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史記·齊世家》:

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按年應作歲,傅說謂大公卒時百有餘歲也),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齊侯謚用殷制,則《檀弓》五世反莽於周之說,未可信也)。哀公時紀侯潛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於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按,厲王立三十餘年,然後出奔彘,次年為共和元年。獻公九年,加武公九年為十八年,則獻公元年乃在厲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時,或厲王之初,未嘗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則仲山甫徂齊以城東方,當在此時,即為此事。至獻公徙臨菑,乃殺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轉為之城臨菑。《毛傳》以「城彼東方」為「去薄姑而遷於臨菑」,實不如以為徙都薄姑。然此兩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時,即在厲王之初,此外齊無遷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當仲山甫之城齊。這樣看來,仲山甫為厲王時人,彰彰明顯。《國語》記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懿公戲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戲為魯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及宣王初年為老臣也。(仲山甫又諫宣王料民,今本《國語》未紀年。)仲山甫為何時人既明,與仲山甫同參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時代亦明,而這一類當時稱頌的詩,亦當在夷王厲王時矣。這一類詩全不是追記,就文義及作用上可以斷言。《烝民》一詩是送仲山甫之齊行,故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這真是我們及見之最早贈答詩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時,吉甫又和申伯同時,申伯又和甫侯一時並稱,又和召虎同受王命(皆見《崧高》),則這一些詩上及厲,下及宣,這一些人大約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亂曾藏宣王於其宮,以其子代死,時代更顯然了。所以《江漢》一篇,可在厲代,可當宣世,其中之王,可為厲王,可為宣王。厲王曾把楚之王號去了,則南征北伐,城齊城朔,薄伐狁,淮夷來輔,固無不可屬之厲王,宣王反而是敗績於姜氏之戎,又喪南國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揚威的詩,有些可在宣時,有些定在厲時,有些或者是在夷王時的,既如此明顯,何以《毛敘》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這都由於太把《詩》之流傳次序看重了:把前面傷時的歸之厲王,後面傷時的歸之幽王,中間一大段耀武揚威的歸之宣王。不知厲王時王室雖亂周勢不衰,今所見《詩》之次序,是絕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十月》中言「周宗既滅」,此兩詩在篇次中頗前,於是一部《小雅》,多半變做刺幽王的,把一切歌樂的詩、祝福之詞,都當做了刺幽王的。照例古書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後了些,這都由於誤以《詩》之次序為全合時代的次序。

《傅斯年講詩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