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人類的關係到底是「消長」「延伸」還是「倒置」？抑或是三者都對？
當我們對技術塑造的未來激情澎湃時，總不免帶著隱隱的擔憂與迷茫，就像很多人對機器人愛恨交織的感情。皮埃羅認為，在逐一對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展開論述前，有必要先將「技術」拿到放大鏡下重新審視。而只有將樂觀派和悲觀派的觀點都放到一起，才能得到關於技術的中肯觀點。
硅谷相信：技術讓世界更美好
在舊金山灣區，有不少人只是將技術作為一種愛好，他們就像小孩子一樣喜愛一切能夠移動、說話的玩具。但對我來說，技術可不是玩具，我認為它很可能會解決所有的問題。歷史上，火、衣服、車輪、蒸汽機、抗生素、電、火車等每一項技術都幫助人類解決了很多問題。
總體而言，技術進步帶來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一個更繁榮與和平的世界。你也許會想，槍支和核武器可是殺死了不少人，但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英文書名為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ns Declined，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一書中統計過：暴力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已經明顯減少，這正是技術的作用。他指出，致命武器帶來了更少而不是更多的暴力，我們在社會中維持了一定秩序正是因為有了武器，雖然我們同樣也用武器來互相殘殺，雖然如果技術落入反社會、反人類的不良分子手中就會帶來禍端，但總體來說，新技術的效果還是正面的。
技術使我們不再生活在洞穴中，不會5歲就死於小兒麻痺症，不會在寒冷的冬天凍死、乾旱的季節餓死。畢竟，當人們健康而富有的時候，他們是不大可能去互相殘殺的。
這是否意味著我們需要的技術越多越好
也不盡然。技術的危險之處在於，每一種新的技術都會使我們忘記自己的一種天生能力。比如，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裴德羅篇》中講述了蘇格拉底告訴他的一個故事，透特（Thoth，埃及神話中的智慧、知識與魔法之神）發明了書寫，主神阿蒙·拉（Amun Ra）卻很生氣，因為他意識到人們會因此停止使用自己的記憶能力並變得更愚蠢，事實正是如此。每種文明中過去都有非常長的詩歌是被人們口耳相傳的，比如荷馬的《奧德賽》以及印度的史詩《摩訶婆羅多》，現在你還能記住幾千句的長詩嗎？我們已經失去了古人使用記憶的能力。今天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孩子依靠他們的手機來尋找某個地方，我們正在失去定位和導航的能力……而幾千年來，我們卻有許多智者僅僅依靠他們的大腦來探索這個星球。每當我們失去自己的一種天生的能力，我們就變得越來越不像人類。但不要忘記了人性也有惡的一面，人性中同樣有殺戮、偷盜和強姦的一面，我們變得更像半機械人並不總是壞的。
技術的「初心」應該是解決問題
我們如何才能獲得使人類變得更好的技術
矛盾之處在於，很多重要的技術都是為戰爭而生的，計算機和互聯網都是如此。
一千年以前，中國的技術水平處於世界前列，與此同時，歐洲正處於中世紀的「黑暗時期」。然而，800年後，情況逆轉過來了。中國在繁盛的唐、宋王朝發明了很多技術卻從未再進一步提升它們，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歐洲一直都處於戰爭中，與此同時，具有悠久歷史的古老東方卻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和平時期。窮困的目不識丁的歐洲比和平繁榮的中國進步得更快，原因之一就是戰爭刺激了技術進步。之後，歐洲興起的工業和科技革命同樣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技術，但最初它們被發明出來的動機也是為了屠戮。
硅谷同樣也是為戰爭而創造的，灣區的第一家科技公司（惠普）是在無線電和電子技術領域誕生的，這正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但隨後，硅谷卻脫離了戰爭元素，愛好、興趣和求新求變與追求商業上的成功成為創新的主要動力。
我們需要改變為了戰爭而推動技術進步的動機，這也正是這個世界需要向硅谷學習的地方。當人們說到硅谷的時候，他們傾向於只看到錢，但他們忘記了很多創業者最初是為了解決問題而發明創造的。
在硅谷早年間，多數創業者只是簡單地想要創造一些他們自己想用但尚不存在的東西，這種初心就寫在他們的商業計劃書上，至於如何賺錢幾乎都是後來才想到的，他們並不知道有一天他們的發明會價值百萬甚至億萬美元。谷歌（Google）和Facebook（臉譜網）目前主要是靠廣告賺錢，但它們最初誕生的時候都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最初它們很可能根本沒想到能在廣告上賺大錢。
如今，越來越多的技術被商業公司所推動和發展，越來越多在政府主導下進行基礎研究的實驗室被私人實驗室所取代。我們剛剛目睹了第一個火箭在進行太空飛行後成功返回了地球，那是由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創建的空間探索公司藍色起源（Blue Origin）製造的，而不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比爾·蓋茨（Bill Gates）的基金會在對抗疾病上比很多政府項目做得還要多。
不同國家認為技術很重要時背後有著不一樣的原因，舊金山灣區有一種理想主義思維的強大傳統，在很多案例裡，創業者都是單純地想要為自己創造一些之前還不存在的東西，硅谷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
相比之下，在新加坡和日本，技術更多地被看成一種可以提高生活質量的東西；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將技術看作是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因素，一種純粹的經濟動力。
技術今天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我喜歡大自然，我周遊整個世界去看叢林和沙漠，我也喜歡爬山。我們非常幸運：這是一個美麗的星球。大自然也真實地激勵著我。然而，我們人類就像螞蟻一樣，到處都是，不管走到哪裡，總能看到一輛車停下來或某人從一幢建築中走出。我們已經很難獨處，因為便捷的交通工具讓我們能夠快速移動到幾乎任何地方，結果人類無處不在，我們總是被人群所包圍。
螞蟻和人類的區別是，人類的足跡是巨大的，人類總是需要越來越多的汽車和道路，隨之需要交通信號燈、加油站、油井以及貨船；需要越來越多的衣服，隨之需要時尚商店以及乾洗店；需要電器就隨之需要電力、發電廠和水壩；需要飛機就隨之需要機場；需要食物就隨之需要食品廠、卡車以及超市等，這一代的奢侈品正成為下一代的必需品。
技術到了應該做些什麼去減少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足跡的時候了，這是我認為它應該解決的最大問題。一個成功的例子是電子郵件，因為它成功減少了紙張的使用和運輸，我們可以砍掉很少的樹、使用很少的郵件運輸車。當然，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汽車的分享，因為它減少了汽車所有權。
在這方面技術可以做的還有很多。比如，人類發明的塑料是地球上最主要的污染物，僅美國消費者每年就購買超過270億千克的塑料產品。2012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預估，每平方千米的海洋上能發現約13 000件塑料微粒垃圾，這種狀況的解決方案可以是生物可降解塑料，即可以分解的塑料或可以被轉基因細菌吃掉的塑料，一位越南的包裝材料商已經製造了一種可以自我分解的塑料袋，但目前還沒有生物塑料能實現商業應用或實現全面可持續發展。
印度蠕蟲具有破壞聚乙烯纖維的潛力，聚乙烯纖維是塑料產品最常見的組成物，斯坦福大學的一些科學家開玩笑說，我們應該找到一種能讓這種蟲子生長在我們胃裡的方法，這樣我們就能直接把食品外的塑料包裝給吃掉了，用不著再扔它們。
2015年在巴黎召開了關於氣候變化的會議。會議指出，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高，僅中國就佔據了24%的排放量。因此，中國在解決這個問題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儘管整個世界使用的核電站電力由1996年的最高值17.6%降低到如今的10.8%，這種電力還是目前最清潔的能源形式。
技術服務人類還是人類服務技術
技術真正值得擔憂的是什麼
我其實並不害怕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我害怕的是技術遠沒有媒體所展示的那樣強大。關於未來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到底是技術服務於人類還是人類服務於技術？對此，我現在的感覺是，機器很少表現得像人類，人類為了跟周邊的機器互動卻必須經常表現得像個機器。比如，我們頻繁地使用數字，因為數字可以讓機器更容易工作。你的銀行卡卡號或者護照號碼對你來說很難記住，但機器能很容易地處理，我們使用數字並不是讓它對人類變得簡單，是為了讓它對機器變得更容易。
目前看待技術的觀點主要有三種。可以簡單理解為「消長」「延伸」和「倒置」。第一種觀點比較悲觀。新技術讓人們遺忘了動手能力，因為你將智能給了機器，即所謂的「此消彼長」。從這個角度看，人類「一代不如一代」。
第二種觀點正好相反，你可以將技術看成身體的延伸。在自然界中，每一種動物都使用「技術」來生存，蜘蛛沒有蛛網就無法生存，河狸離不開水壩，蜜蜂離不開蜂窩，等等。《自私的基因》（英文書名為The Selfish Gene，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一書作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英國著名演化生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和科普作家）將其稱作「延伸的手段」。同樣，技術也「加強」了人類的身體機能，它讓我們能做自己的身體做不了的事情。谷歌人工智能專家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認為，相比人類大腦新皮質的「發明」，數字技術將帶來智能上的飛躍。由於新皮質，人類大腦可以創作詩歌和研究科學，這種發明打開了大腦一個全新的活動領域。庫茲韋爾相信，數字技術會帶來相似的智力提升，這種強化的大腦將可以做一些尚無法命名的事情，因為人類目前的智能根本無法做到。
第三種觀點看待技術的方式是將發明者與發明物之間的關係倒置。我認為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哲學家讓·鮑德裡亞（Jean Baudrillard），不過它最近幾年比較流行主要是因為凱文·凱利（Kevin Kelley）的著作《科技想要什麼》（英文書名為What Technology Wants，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人們傾向於認為物體是由某人製造的，但是，如果物體可以思考，它可能就會認為人類只是製造它的一個工具。科技發展史是不斷發明新物體的過程，但也可以看成是新物體借助發明者才誕生出來的過程，即不是生命的進化史，而是物體的進化史，物體利用了生命，尤其利用了人類來完成進化。根據這個觀點，根本不是人類需要一種新的技術，而是技術創造了人類，由於技術的需要才驅動人類不斷創造更好的技術。畢竟，到底是什麼在進化？是技術，而不是人類。幾千年來，人類幾乎一直保持著原樣，而技術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認為，某種程度上，這三種觀點都是正確的。如果你將這三種觀點放在一起，你就能得到一個對現狀大致準確的看法。我並不害怕技術、人工智能或者技術進步的加速，但是世界上不同的進步速度值得擔憂，因為創造和創新實際上加速了這種不平衡。當我們討論超級智能機器時，一些伊斯蘭國家仍然在與脫掉布卡罩袍（伊斯蘭女性在公共場所穿的覆蓋全身的長袍）作鬥爭，一些非洲國家仍在努力讓人們吃上飽飯，只有極少數的非洲兒童才能去上一個好的大學。
一切皆信息
如今的技術發展相比之過去，最讓人振奮的是其將事物信息化的能力。在計算機被發明以後，我們將每種學科都變成了信息處理的一種形式，逐漸進入了每個問題都被視為信息問題的時代，因此，每一種解決方案也都離不開信息。比如，氣候變化的科學幾乎完全與信息有關，如果有一種解決方案，那也很可能來自將氣候看作一個信息系統。
信息可以解決各種問題，比如，惡性瘧原蟲是世界上最危險的瘧疾寄生蟲，每年都會帶來60萬人的死亡，是導致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最主要的傳染性疾病之一。2012年，美國新墨西哥州聖達菲研究所的丹·拉雷默爾（Dan Larremore）開始使用網絡分析跟蹤瘧疾寄生蟲的歷史，嘗試用信息解決這個問題。
歷史上的戰爭，通常源於資源的爭奪，然而，今天的戰爭卻由於不同的「信息」而變得越來越富有意識形態色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就因為對土地的歷史有不同的看法而開戰，如果他們有相同的歷史，即有相同的「信息」，那麼找出一個解決方案也就不會那麼困難了。恐怖分子在全世界發動恐怖襲擊，因為在他們的信仰中，科學毫無意義，如果他們受到了更多的科學教育，也許就會削弱甚至消除為了極端意識形態而殺人的動機。
當解決方案是基於信息的，它便不需要大規模的、巨額的投資。有時候，你並不需要一個「獨角獸」，你只需要創造力。
信息在災難的避免中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災難經常在系統達到一個特定的臨界點時發生，比如，我們總是擔心人類會達到氣候變化的那個臨界點，之後災難便會降臨。問題是如何找出這個臨界點，它到底是近還是遠？
即便是在物理學領域，熵也可以運用克勞德·香農（Claude Shannon）的信息論來界定，20世紀40年代的控制論以及梅西基金會發起的系列反饋問題的討論會都對此做出了貢獻。約翰·惠勒（John Wheeler）是第一位提出物理世界是由信息組成的物理學家，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也可以由信息論來界定；物理學家雅各布·貝肯斯坦（Jacob Bekenstein，以色列物理學家，曾開創性地運用信息論分析黑洞熵）和胡安·馬爾達西那（Juan Maldacena，阿根廷著名理論物理學家）都對此有過相關論述。1997年，胡安·馬爾達西那在將宇宙視作信息時，還發現了量子力學與愛因斯坦方程式之間的相似之處。
也許有一天我們能找到一種認識宇宙的更好的方法，不過，目前為止最好的方式是信息。如今，上帝已沒有必要解釋宇宙的起源和發展，也不用解釋生命的進化或人類大腦的功能。宗教的功能越來越多地體現在給予人們希望：它給予了人們對無盡來世的信念。但是，在物質舒適的時代，許多宗教所承諾的天堂是否還會對新一代構成吸引力不得而知。人類的新時代或許需要一種新的天堂、一種新的不朽。這種新的信仰就是一切（宇宙、生活、思想和社會）都和信息有關。事實上，「奇點」（指人類與其他物種或物體的相互融合）在硅谷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話題。根據奇點理論，「永生」也和信息的存儲和複製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