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轉全球化的力量
昔日的銹帶地區如今已獲新生，正為美國和歐洲注入新的競爭力。本書的兩位作者將圍繞這一主題，從截然不同的角度為我們娓娓道來。
安東尼就此話題聽取了各方意見，在與眾人交流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與聯發科（Mediatek）首席財務官顧大為的談話即為一例。時值2012年春，安東尼剛剛離開由他一手創建、持資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公司。卸下管理重任後，他開啟了一段亞洲之旅。旅途中，安東尼與諸多政要和企業高管探討了他們遇到的挑戰。在全球市場中，亞洲在過去的許多年裡曾經佔盡競爭優勢，但現在，這種優勢受到了威脅。聯發科是智能手機芯片設計領域的龍頭企業，身為聯發科首席財務官，顧大為既有高科技加工業背景，又兼具國際金融業從業經驗。他帶安東尼參觀了公司在新竹的工廠。當安東尼問及全球市場的情況時，他答道：「你也知道，我們如今要再次面對美國更加強勁的競爭了。」安東尼讓他說得更具體些，究竟是什麼樣的競爭？來自何處的競爭？於是，擁有伊利諾伊大學MBA（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又十分瞭解美國市場的顧大為當即提到了總部設在聖迭戈（美國）的科技巨頭高通公司（Qualcomm）。他以高通作為威脅的具體例子，解釋道：「它的研發部門非常先進，遠遠領先我們。」安東尼看得出來，顧大衛著實在為這樣的處境感到擔憂。顧大衛表示：「它很可能會對我們構成威脅。」說罷，他便換了個話題。安東尼曾於1981年任職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世界銀行集團面向私營部門的附屬機構）期間提出了「新興市場」這一概念，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關注亞洲，但至少有20多年了，他從沒聽過有任何亞洲商人抱怨受到美國競爭者的威脅。聯發科只是反常現象？還是說這是大趨勢的早期信號？難道說發達國家在設計與製造領域已取得了一定的優勢，足以令亞洲的低成本生產商憂心忡忡？
就弗雷德而言，他關於上述問題的見解同樣源於旅途中的見聞。弗雷德剛剛從荷蘭財經大報《金融日報》（Het Financieele Dagblad）的主編崗位退休，旋即開啟了「迷霧四國」（墨西哥、印度尼西亞、韓國、土耳其）之旅。旅途期間，他與商人、政治家、研究人員、企業家等各色人物暢談，探討全球商業的走向。弗雷德聽到的意見與顧大為所言頗為相似。這些人對弗雷德說，過去的20年，藉著廉價勞動力優勢，「迷霧四國」的企業取得了增長，但這種優勢正日漸乏力。憑借低廉成本在西方公司面前取得優勢，如今再難奏效。低成本優勢的好日子已經基本到頭了。
此外，弗雷德發現，企業的工作方式也有所轉變。2011年，荷蘭城市埃因霍溫被美國智庫智慧社區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評選為年度「世界最智能地區」，這讓弗雷德想起了幾年前與飛利浦前首席執行官柯慈雷（Gerard Kleisterlee，又譯為「赫拉德·克萊斯特雷」）的一次談話。柯慈雷向他解釋了這家電氣巨頭緣何將旗下一度蓬勃發展（堪與美國貝爾實驗室齊名）的埃因霍溫研究實驗室變成了開放式創新園區，讓來自不同企業、不同機構的研究者在此合作。想必是這類行動使得埃因霍溫作為創新中心而聲名遠揚，成為地球上最智能的地方？
上述見聞與西方盛行一時的傳統觀點相左。舉例來說，就在幾年前，在荷蘭的一次會議上，著名建築師、敏銳的全球商業觀察家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曾向與會者出示過一幅世界地圖，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這張重構的世界地圖上，業已衰退的美國位於世界的邊緣，佔據中心的則是新興國家。彼時，經常會聽到金融分析師哀歎說，歐洲很快就要淪為「世界的博物館」了。
兩人的旅行眼下均已告一段落。安東尼返回了華盛頓的住所，弗雷德也回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家中。在一路見聞的驅使下，兩人以各自的方式就這些想法進行了深入的探索。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一種基於先進的研發部門的新製造業模式正為發達國家帶來某種新生？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廉價勞動力真的已經優勢不再？創新與產品開發過程是否迎來了新的春天？
為了進一步瞭解情況，弗雷德踏上了新的旅程，此行主要在歐洲。旅途中最吸引他的是從幾位首席技術官那裡聽到的有關研發過程的內容。他們對弗雷德說，他們正在逐步開展多方合作，合作對像往往是大學，甚至還有政府機構。之所以要合作，一是因為他們的公司再也無法獨力承擔研究成本，二是因為他們需要一些公司內部沒有或不願營建的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安東尼也已經重新上路，考察各地的研究實驗室和工廠，（鑒於工作期間曾常年穿梭於亞洲和拉丁美洲）此次行程主要在美國。他對旅途中所見的變化尤感興趣，特別是科研在創造產品的過程中扮演的新角色，以及生產中採用的先進生產方式，例如機器人和3D打印。
2013年1月，當時我們正在就各自的想法展開獨立研究，我們二人經一位共同的朋友引見而相識，在Skype（網絡電話）上聊過之後便見了面，一連數日，相談甚歡。儘管我們兩人都曾相信（並且依然相信）全球經濟的重心正轉向新興市場，但我們也一致認為，歐美企業在採取多年守勢之後，它們的競爭力正在再次崛起。究竟如何崛起，為何崛起，我們尚不完全確定，但我們有一個理論：過去數十年間，我們近乎癡迷於製造盡可能廉價的產品，而接下來的數十年間，我們注重的將是製造盡可能智能的產品。未來的核心競爭優勢是智能創新，而非廉價勞動力。蘋果和谷歌等科技巨頭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的想法在不斷地演進。弗雷德寫過一篇文章，分析了他所瞭解的埃因霍溫。安東尼將這篇文章給布魯金斯學會都市政策項目的布魯斯·卡茨（Bruce Katz）看過後，布魯斯決定和弗雷德共赴埃因霍溫，一探究竟。埃因霍溫一行雖讓布魯斯感觸頗深，但並非完全出乎意料。他認為，埃因霍溫自有獨到之處，例如供應鏈的革命性發展。美國也有類似的地方，如奧爾巴尼、紐約、俄亥俄州的阿克倫等。
證據越積越多。通用電氣在美國選址新建了一座工廠，放在10年前，新廠的選址一般會在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1此外，這並非一座普通的工廠，而是用於生產下一代航空發動機的工廠，這是通用電氣的核心業務。此例足以使人相信，美國的大公司正將它們最重要的製造業務遷回本土。尤為引人注意的是新設施的確切位置：一個名為貝茨維爾（Batesville）的密西西比小鎮。為什麼會選擇那裡？根據通用電氣首席執行官傑夫·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的說法，因為貝茨維爾緊鄰密西西比州立大學，在製造下一代超輕、超靜音、超節能航空發動機所需的新材料方面，該校研究人員已經積累了大量知識。標誌性跨國公司與名氣不大的教育機構的此番合作取得了頗為喜人的成果。伊梅爾特信誓旦旦地宣稱，將繼續在其他尖端研究的溫床附近選址，興建更多的生產基地。
如果連通用電氣這種世界上管理體系最專業的企業都將研發生產活動遷到了美國腹地，我們就不得不加以注意了。無論是貝茨維爾還是埃因霍溫，都不太可能躋身世界上最成功的創新中心之列，這份榜單的榜首長期被智力資源驚人集中的加利福尼亞州硅谷和馬薩諸塞州劍橋霸佔。它們也無法像德國的斯圖加特一樣，被視為先進製造業的中心。但我們感覺，這些城市最終可能會榜上有名，而且很快就會上榜。我們還意識到，這些城市正引領著一股極其重要的風潮，這股風潮正興起於與之相似的歐美城市和地區：這種地方在美國被稱為「銹帶」，這些昔日的工業重鎮曾因離岸生產遭受重創，陷入衰退，但如今，它們正捲土重來，勢頭更勝以往。雖然歐洲人並不熟悉「銹帶」一詞，但這些地區的經歷是相似的。這些地區正在自我改造，由失敗者轉變為創新中心和智能製造業中心，我們將其稱為「智帶」。
我們深知自己的理論還有待檢驗，為此我們需要更多的數據。於是，我們決定開展更多的實地考察，這一次我們要一同前往，旅程從紐約州哈得孫河谷（Hudson Valley）的奧爾巴尼和俄亥俄州的阿克倫開始。一路所見讓我們激動不已。我們既看到了正在通力合作的智帶工作團隊，也看到了智帶正在採用的新技術和新製造方法，還看到了智帶正在創造的高附加值智能產品。各類活動正為城市和整個地區重新注入活力。
此行最終變為歷時兩年的長途旅行，其間我們在美歐兩地一共尋訪了10個地方。在歐洲，我們去了德國的德累斯頓、荷蘭的埃因霍溫、瑞典的隆德–馬爾默、芬蘭的奧盧以及瑞士的蘇黎世。在布魯斯·卡茨及其布魯金斯學會同事的幫助下，我們在美國一路走訪了五個地區：除了阿克倫和奧爾巴尼，我們還前往了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俄勒岡州的波特蘭，以及北卡羅來納州的羅利–達勒姆。此外，我們還採訪了許多其他地區的領導人，與世界各地來自不同學科、擔任不同職務的人進行了無數次談話，盡職盡責地做了調查研究——翻閱文獻、核查材料、挖掘相關數據。
我們意識到，以大學為核心的智力中心還有很多，其中有些是昔日的銹帶，有些則未曾植根於工業；有些已廣為人知，有些才嶄露頭角。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是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智帶（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雖然這裡並沒有工業背景。從20世紀90年代起，奧斯汀圍繞著得州大學以及IBM（國際商用機器有限公司）、戴爾（Dell）、甲骨文（Oracle）等企業形成了名為「硅山」（Silicon Hills）的高科技區，現在這裡至少有15家企業孵化器。2其他智帶的例子還包括得克薩斯州的休斯敦（能源）、佛羅里達州的棕櫚灣（航空航天）和蓋恩斯維爾（生命科學），以及科羅拉多州的博爾德（航空航天和生命科學）。在歐洲，我們也看到了同樣的現象，這些地方有：英國的劍橋，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和哥德堡，德國的柏林和慕尼黑–斯圖加特地區，法國的巴黎、格勒諾布爾和圖盧茲，以及奧地利的格拉茨。美國和歐洲之外的地方有：韓國的首爾、新加坡、中國台灣的新竹、以色列的特拉維夫。
我們兩人一位是經濟學家，一位是記者，於我們而言，探索和創造的過程是一種奇妙的經歷，我們穿梭於世界各地，試著瞭解正在發生的事情，逐步積累證據，不斷打磨自己的觀點。我們走訪了大學和社區學院、大型企業和小型創業公司、實驗室和工廠,與各色人等交談：有西裝革履的企業高管，也有穿著牛仔褲的創業者；有無塵室裡的研究人員，也有閣樓裡的匠人；有科技園的管理者，也有州議會大廈裡的政府官員。他們為我們講述了怎樣進行創新，如何創造產品，其中涉及集體合作、開放式信息交流、產學合作、多學科項目，以及由一系列重要成員組成的生態系統，所有元素都在緊密配合，共同發揮作用。人們耳熟能詳的創新模式——一位天才或兩三極客（geek）在車庫裡搞發明——已經不再適應這個時代，現在新產品的開發過程紛繁複雜、成本高昂，需要多個學科的參與。智帶採用的方式遠遠超出我們以往所見的合資或是基於項目的臨時合約。我們將這種方式稱為「智力共享」。
表 世界智帶分佈情況
走訪的地方越多，情況越明朗，我們確實在見證一種全新的現象，智力共享正興起於十分冷門的地方，這些地方正在變為創新的熱點地區。其中大部分城市和地區都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生產外包風潮中遭受重創，但隨後它們又想出了新的方法，重新燃起了雄心壯志。它們正在通過智力共享實現的事情恰恰是亞洲和「迷霧四國」的競爭對手所擔憂的：創造複雜的智能產品，這些產品讓渡的價值遠超過時的低成本模式創造出來的產品。
然而，智帶要做的不僅僅是通過合作關係共享智力資源，還要實際地製造出產品。我們在貝茨維爾、埃因霍溫等地所見的並非記者們常說的向傳統製造業的「回歸」，而是對傳統製造業的再造。曾有一段時間，研發被企業擱置在次要位置上，此舉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不過，隨著企業將研發和製造結合在一起，研發又獲得了新生，並且比以往更為智能。隨後，低成本傳感器的面世讓研發有可能進一步整合所有元素——信息技術、數據分析、無線通信、新生產方法、新材料以及新發現。新的經濟分支由此誕生，旋即開始蓬勃發展。這些智帶中的企業既不打算重新啟用舊設備，也無意把下崗工人聘回裝配線。絕不！這些生產設施已經截然不同，如通用在貝茨維爾的工廠：智能、乾淨、靈活，生產過程實現了機電一體化。在工廠中工作的都是一個個專家和專業人員團隊，有的人受過高級技能培訓，有的人有博士學位，沒錯，還有些是接受過再培訓的原流水線工人。這裡出產的產品具有創新性、互聯性、定制化、高品質等特點，既有噴氣發動機這樣複雜的產品，也有運動鞋這樣看似簡單的產品。這絕不是那種老掉牙的製造業——一會兒靠人工，一會兒用機器，反覆交替，最終做出產品——而是智能製造業：在熟練的技術工人和掌握智能技術的專業人士的創造性互動間製造出智能產品。
因此，正是智力共享和智能製造的結合扭轉了全球競爭的形勢，讓顧大為這樣的人憂心忡忡，搖頭歎息。廉價正讓位於智能。新興經濟體的低成本製造商並無現成的應對之道，因為只有北美、北歐這樣的「舊」經濟體才具備現成的智帶必備要素：具備深厚專業知識的研究機構、教育機構；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扶持；誘人的工作、生活環境；資本；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充滿信任、允許自由思考的氛圍，這種氛圍可以激發奇思異想，可以接受失敗，將其視為創新的一部分。而亞洲和「迷霧四國」卻不同，那裡盛行的是等級森嚴與嚴苛管理桎梏下的思維。
這並不是說智力共享和智帶的發展在歐美兩地就看起來完全一樣。事實上，在基礎設施、歷史和文化方面，兩者存在根本上的差異。美國是一個擁有龐大國防預算的世界強國，其中有一部分預算通過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機構劃撥給了研發項目。許多創新——包括互聯網、無人機和無人駕駛汽車——都脫胎於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和國家航空航天局的項目。不僅如此，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也憑其資助的項目在基礎醫療研究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
美國還有許多創新是由創業公司主導的。這些企業由風險投資家提供資助，由私人持有。待到成長壯大、足夠成功時，這些公司就會公開募股，或是被業內規模較大的知名龍頭企業收購。
歐洲沒有共同的國防預算。有些國家會開展戰鬥機和海軍艦艇的研究工作，如法國和瑞典。但歐洲市場分散，國家預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比美國小得多。歐洲一直生活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因此高科技創新無法從軍方那裡得到大量支持。歐洲既沒有歐盟範圍內協調一致的醫療研究預算，也沒有美國那樣數目驚人的創業活動，不過這種情況正在慢慢改變。驅動歐洲創新的是國家級研究機構和資助機構，前者包括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Fraunhofer）、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TNO）、瑞士聯邦材料科學和技術研究所（EMPA）等，後者有瑞典創新局（VINNOVA）、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隸屬芬蘭就業與經濟部）。美國對此類組織機構還很陌生。然而，在合作時代，歐洲通過要求共同資助項目，創造性地利用了這種分裂局面。兩種情況各有利弊，各種因素都在影響昔日銹帶向智帶轉型的方式。
其中有些根本上的差異影響著我們的觀點。安東尼在荷蘭長大，不過自1968年以來，他基本生活在美國；弗雷德則在荷蘭生活了一輩子，不過他也曾廣泛遊歷，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我們智力共享的成果就是這本書，書中我們講述了旅行中的見聞，也給出了我們研究的結果。我們認為，這些智帶可以作為模型為其他地區提供借鑒，既有基本原理，又有具體實踐。那些想要在全球競爭中取得優勢的城市和地區，可以結合自身特點和有利條件對此加以利用。除此之外，隨著對這一模型有了更好的理解，對其中的過程有了更明確的界定，那些處於衰退的地區將更快地獲得新生，成為市場和行業內的創新成員。
因此，本書的核心思想是非常積極的：美國和歐洲北部等經濟體正在恢復自己的競爭優勢。它們不僅在重塑製造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振興地區，還在開發新的產品和技術（這或許是最重要的一點）。這些產品和技術將改變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車輛和運輸、住房和城市、農業和食品生產、醫療設備和衛生保健。西方國家將重拾在服裝鞋帽等日常用品生產領域的競爭力，這些產品穿起來更合身、看上去更好看、用起來更舒服、功能更多樣、更有利於可持續發展，同時，它們的製造成本不會上漲，價格也不會更高。
最終，這種新模式所做的不僅僅是重振西方企業。沒錯，一段時間內，智力共享加上智能製造將讓競爭優勢重新轉向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將要奮力縮小創新差距。但從長遠來看，它會造福全世界，因為智能產品會幫助我們解決影響所有人的大問題。
有了這種創造智能產品的新方法，歐洲將免於淪為博物館，美國不會被推到世界地圖的邊緣，創造21世紀的創新產品也不必是一場零和博弈。雖然硅谷和劍橋等公認的創新中心必將繼續蓬勃發展，但未來幾年，「地球上最智能的地方」名單將大為不同。
智帶歡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