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與傳感器的密集創新
在尋訪歐美各地昔日銹帶地區的旅程中，我們經研究發現，智帶之間既有極為相似之處（歷史、參與者的類型、聯絡者、智力共享的方式、對先進製造技術的利用），又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所有智帶都從事專業化的技術研究，工作具有高度的複雜性，都需要跨學科的合作，都要由各方分攤極其高昂以至於無法由任何一方獨自承擔的研究成本。儘管有上述共通之處，但每一處智帶又都專注於一到兩項界限分明的經濟活動。例如，阿克倫和埃因霍溫的主要關注點是聚合物；明尼阿波利斯和奧盧關注的是生命科學；奧爾巴尼和德累斯頓（以及埃因霍溫）則關注芯片和傳感器。智帶與產業集群的區別在於，產業集群主要是由特定區域內地理位置相近的相關企業及其供應商組成的群體，而在智帶中，大學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智帶各實體間不僅相互聯繫，而且彼此緊密合作。其科研人員的知識高度專業化，研究重點也非常突出，以至於他們不會感受到別人造成的威脅，因而可以隨心所欲地形成緊密的夥伴關係，進行開放式合作，讓所有參與者都更加強大、更具競爭力。智帶偶爾也會出現不同地區間的競爭，但這些地區各自的專長並無交集，這使得智帶的人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高枕無憂。
無論對於哪個行業來說，要實現這種專注性與開放性的獨特結合，其基本要素都是相同的。但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些要素發揮的作用略有不同。在本章中，我們將關注以下內容：聯絡者的作用、物質環境的重要性、傳統優勢的力量、供應鏈轉型為價值鏈，以及如何建立強大的社區，以推動芯片和傳感器領域的突破性創新。
典型的智帶挑戰：物聯網的崛起
智能手機如今連接著數十億人口，並將海量信息送到我們的指尖上，但與物聯網對我們生活的影響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物聯網可以使數千億的機器、設備以及其他物品彼此相連，同時能對它們產生的大數據進行瞬時分析。城市、房屋、運輸系統、通信網絡、生產設施以及公共設施——想像一下這樣一個世界，幾乎所有的設備都可以通過互聯網與任何其他設備相連，實時共享信息。物聯網對我們的健康、生產力、糧食安全、教育乃至幸福感都有巨大的影響。例如，無人駕駛汽車有助於解決市區中的交通堵塞問題，減少交通事故傷亡；我們身體裡的微型傳感器可以幫助監測、管理自身的健康狀況；智能電網可以讓我們以驚人的效率和可靠性利用替代能源。物聯網潛在的好處簡直難以想像。（當然，還存在一些涉及安全和隱私的重要問題。）
上述種種潛在的好處要想落到實處，就要依賴這些裝置內嵌的傳感器以及用於連接傳感器並處理它們收集到的大量數據的芯片，而首要問題就是它們的計算能力和存儲容量。必須要讓它們體積更小、功能更強大，而且還要不斷降低生產成本。世界各地的技術創新者都有志於此，其中不只有那些知名的創新中心，還包括我們參觀過的三個智帶：位於哈得孫科技谷中心的紐約州奧爾巴尼、德國的德累斯頓以及荷蘭的埃因霍溫。
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地區一直專注於芯片研發，為了追尋體積更小、功能更強大的芯片，它們展開了一場歷時數十年的探索，如今正是這場角逐的最後衝刺階段。它們主要專注於兩個問題：其一是如何製造更大的硅晶片（用於製造芯片的半導體材料薄片），使單個晶圓片可以產出更多的芯片，進而降低成本；其二是如何縮小每個芯片上微型電線（電路）的間距，以使更小的芯片可以承載更大的處理能力。要解決這些難題，就需要在設計開發過程中進行智力共享，在生產中採用智能製造方法。
奧爾巴尼專注於採用納米技術設計下一代大尺寸硅晶片（直徑450毫米），即在原子和分子水平上處理物質。在德累斯頓智帶，處於核心地位的則是製造工藝本身。而在埃因霍溫，智力共享既適用於芯片設計過程，也適用於製造工藝的開發過程，特別是一種使用極紫外光刻（EUVL）的新方法，採用這種方法可以更可靠地製造精密度越來越高的芯片。
三個智帶都是典型的「甦醒的睡美人」。通過對各個智帶的共同要素進行幸運組合，這些地區已經從睡夢中甦醒過來。
奧爾巴尼：匯聚眾智，聯絡者的重任
沒有阿蘭·卡洛耶羅斯（Alain Kaloyeros）的參與，奧爾巴尼地區就不會成為智帶。卡洛耶羅斯是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納米技術研究中心的負責人，該中心是紐約州立大學系統的一部分，全稱為紐約州立大學納米技術與工程學院，項目總投資200億美元。卡洛耶羅斯在黎巴嫩長大，年輕時作為基督教民兵參與過黎巴嫩內戰，曾在貝魯特錯綜複雜、屢遭兵燹的街道中數次死裡逃生。隨後，他放棄了在城市中打游擊戰的生活，轉身投向學術界。1987年，他從伊利諾伊大學獲得了凝聚態物理學（實驗物理）博士學位，並很快展現了自己作為一名物理學家的才能。儘管他堪當科研重任，但他既不是出身麻省理工或斯坦福的「技術宅」，也不是來自硅谷的「創業神童」。他具備一個聯絡者在促成銹帶地區復興時所需的最重要的技能，我們在全書中將一再提到這項技能的重要性。
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院長阿蘭·卡洛耶羅斯
圖片來源：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
然而，必須要明白一點，智帶聯絡者所起的作用比「社會」聯絡者更為複雜。社會聯絡者往往同時屬於幾個不同的社會團體，其作用在於為各類人相互接觸創造條件，而一般來說，這些人已經有意要與當前圈子以外的人接觸。相比之下，智帶的聯絡者不僅要樂於為人牽線搭橋，具備相應的溝通技巧，然後付諸行動，還要具備足夠的眼界，能說服其他人，讓他們接受目所不及之事，接納自己對遠景的構想。聯絡者要激勵人們相互接觸，努力找到共同興趣點，在舒適區外建立新的關係，繼而將這種關係轉化為持久性的社區。除此之外，聯絡者可能會經歷初期的慘淡經營，因為他們想要聯繫在一起的人和團體本無意於此，甚至對聯絡者付出的努力持敵對態度。
卡洛耶羅斯是如何擔起這一重要而艱難的角色的呢？1988年，他受紐約州州長馬裡奧·科莫（Mario Cuomo）之邀，前往奧爾巴尼主持納米技術與工程學院。科莫和他周圍幾位志同道合的紐約州決策者確信，他們需要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來解決紐約州銹帶的夕陽產業引發的問題。有了IBM公司的支持和紐約州立大學的參與後，他們開始將精力集中於芯片製造。但他們還缺少一位強有力的領導者、能言善辯的代言人來推進這項工作，這個人既要有學術資質，又要有創業動力。幾經尋覓，最終他們找到了卡洛耶羅斯。
2013年，在探訪奧爾巴尼的過程中，我們第一次看到了紐約州立大學納米科技研究中心。當時，我們倆（本書的兩位作者）抱有同樣的想法：這就是那種人們認為只有在亞洲才能見到的先進科研園區，比如說台北附近的新竹科學園區。人們絕不會想到，這樣的園區會出現在奧爾巴尼市郊，因為這種美國城市理應正在掙扎度日。我們在納米科技研究中心見到的是現代化的建築群，建築外部由玻璃和金屬構築，內部是由玻璃通道相連的辦公室和實驗室。
紐約州立大學納米技術與工程學院納米技術研究中心的無塵室
圖片來源：彼得·范·阿格塔米爾（Peter van Agtmael）/瑪格南圖片社（Magnum）
隨後，我們見到了卡洛耶羅斯，他那迷人的風度和敏捷的思維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一刻他可能還在談論汽車，說他開的是25萬美元的法拉利458蜘蛛，加速到60英里/小時（96公里/小時）只需3秒鐘。下一刻，他可能話鋒一轉，開始討論下一代半導體的錯綜複雜之處。我們瞭解到，他是奧爾巴尼智帶強有力的推動者，他的口號很簡單：是時候挑戰一下亞洲「世界芯片製造商」的地位了。我們還瞭解到，他具有過硬的學術資歷和商業背景來說服世界頂級的半導體公司，讓它們將前沿研究工作帶到奧爾巴尼來。
我們沒能立即明白的是，作為一名世界級的物理學家，他有著數不盡的機會，為什麼選擇了奧爾巴尼。誠然，其中有報酬的問題，但是吸引卡洛耶羅斯的遠不止豐厚的報酬。他向我們解釋說，他本可以在很多業界巨頭或學術機構中謀得報酬頗豐的職位，但他卻在奧爾巴尼看到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讓他做一些更有挑戰性、更有意義的事情，他可以參與到當今最振奮人心的行業當中，積累足夠的科學與工程專業知識，然後喚醒睡美人。這位睡美人有朝一日可能會成為當今芯片製造業中心的勁敵，並改變長久以來由亞洲芯片製造商主導的競爭格局。
卡洛耶羅斯深知這一過程並不像把幾個人聚在一起開一兩次會那麼簡單。業界對聚集不同參與者共謀一事的可行性深表懷疑，他必須要打消業界的疑慮，還要在開放式創新過程中與它們保持合作，這種合作將會持續多年。
所幸紐約州州長和總部近在咫尺的IBM都深知這一地區形勢岌岌可危，需要面對現實。州政府、州立大學系統以及該地區的公司深切地感受到了來自國外及美國其他地區的競爭威脅。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領導迫切希望跟上先進製造技術最新發展的腳步，但他們知道道路是艱辛的，因為他們無法與麻省理工學院這樣頂級的研究型大學競逐一項又一項政府或企業的資助。與此同時，在紐約州東菲什基爾（East Fishkill）設有生產基地的IBM公司身為業內領先的半導體製造商，已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創新過程——封閉、專制、孤立模式——已經過時，不會為公司帶來立於前沿所需的突破性創新。沒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到投資數十億美元以領先整個行業，即便是規模龐大、人才濟濟的公司也不行。
因此，卡洛耶羅斯看出，所有參與者都需要一些自身沒有但可通過智力共享獲取的東西。例如，紐約州立大學的全球先進製造中心高度依賴企業為其研究設施提供經費，企業則依賴學界為其提供基礎研究。但是這種關係是以項目為基礎的，既沒做到很好地關注某一共同目標，也沒做到更加開放。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取得的知識不會與項目參與者以外的人分享。
卡洛耶羅斯認定，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新的智力共享環境，而營造這種環境的最佳途徑就是興建一處可用作孵化器和創新中心的設施。這正是紐約州立大學納米技術研究中心創建背後的動力。這座卡洛耶羅斯稱之為「巨無霸」的研究中心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裡，企業的研究人員可以與紐約州立大學的教員和研究生並肩工作。卡洛耶羅斯相信，擁有自己的研究機構並維持其運營可以激勵工業企業不斷創新。只要企業堅持這樣做，大學就可以從合作中受益。受益的途徑多種多樣，包括簽訂承包項目、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創辦創業公司或衍生公司、取得專利等。卡洛耶羅斯對我們說：「我們堅信，那些建造基礎設施的人最終將收穫技術進步的果實。」1
卡洛耶羅斯很清楚，他需要做的不僅僅是說服足夠多的現有參與者到中心落戶，還要吸引新的參與者。在創建全球450聯盟（G450C）的過程中，他擔當了推動者的角色，先後遊說了英特爾、IBM、尼康、三星、台積電（TSCM）、格羅方德（GF）等世界各地的業界巨頭將下一代研究活動落戶奧爾巴尼地區。450毫米晶圓的研發活動在納米科技中心進行，但格羅方德的半導體製造業務在紐約州馬耳他城進行，三星和台積電則分別在首爾和台北附近進行研發活動，並且在當地設有製造設施。2015年8月，在奧爾巴尼進行後續訪問期間，我們有機會進入了無塵室，看到了十幾位正在努力工作的工程師，他們在測試運行世界首台450毫米製造設備。走到這一步花費了十餘年時間，需要驚人的毅力、創造性思維以及嚴密的論證。2
為了創建全球450聯盟，卡洛耶羅斯向這些驕傲的競爭者擺出了充分的理據。他支持這種史無前例的合作方式的第一個理由是：這種合作可以提高效率。智力共享比各企業和大學以往採用的方式更加高效，傳統的合作方式組織鬆散且缺少重點，只是將各個項目、計劃粗略地整合到一起。
第二，他強調智力共享方式具有重要的結構性優勢。只有在大學的主導下，同業的競爭者才可以積蓄資源池、共享信息，而無須顧慮聯邦政府的反壟斷調查。作為合作內容的一部分，他們可以共同斥資數十億美元，用於過於昂貴以致個別企業無力承擔的先進設備和工藝，並且無須擔憂被控勾結或價格壟斷。如此一來，他們創造了一個開放性的平台，研究成果各成員利益均沾，參與者個體還可應用研究成果創造各自的專利產品。
第三，卡洛耶羅斯承諾，全球450聯盟的參與者將能應對更大的挑戰。挑戰更大，成功的機會就更大，還有可能獲得極大的回報。目前，在紐約州立大學納米技術研究中心，3500位來自業界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正與該校教師和研究生一道，參與一項耗資三四十億美元的項目。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致力於解決製造下一代450毫米硅晶片的相關問題，其中包括極紫外光刻技術。日本尼康、荷蘭阿斯麥（ASML）以及德國的鏡片製造商蔡司（Zeiss）和激光領域權威通快（Trumpf）在此次合作中扮演著關鍵角色。3
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同時還與東紐約州天使投資集團合作，作為孵化器為當地創業公司和衍生公司提供服務。東紐約州天使投資集團通過兩輪融資募集了390萬美元，已分別為9家創業公司投資5萬~25萬美元。貝斯科技（Bess Technologies）就是其中之一，這家創業公司致力於開發更高效的電動汽車鋰離子電池和容量更大、充電更快的消費性電子產品。4
卡洛耶羅斯認為，通過上述種種努力，半導體產業已為美國其他希望在複雜的技術創新中立於前沿的行業樹立了典範。他說道：「過去人常言，通往奧爾巴尼的路必經IBM，而現在人們說，通往IBM的路必經奧爾巴尼。」他所說的奧爾巴尼，其意義不在於是州府所在地，而在於那裡有紐約州立大學納米技術研究中心。
吸引人才的環境：擴展為區域中心
奧爾巴尼智帶的擴張已超出城市本身：納米技術研究中心的成功僅僅是這裡政府、學界、企業協同創新中的一例，如今這裡已經被稱為哈得孫科技谷。
科研重鎮倫斯勒理工學院距奧爾巴尼僅20分鐘車程，院長雪莉·安·傑克遜（Shirley Ann Jackson）坦言，納米技術研究中心確實成功推動了納米技術的發展，將半導體企業帶了回來，並為整個地區創造了就業。她指出，同樣重要的是，納米技術研究中心的專家們掀起了一股全新的科研浪潮，這股浪潮將推動行業超越硅基半導體向更深層次發展。據她稱，倫斯勒的研究人員正設法將納米技術與生物技術結合，以完全克服硅生產的局限性，借此「嘗試構想2020年以後的發展」。5
紐約州立大學納米技術研究中心的影響範圍已然超出了研究領域，涉及了製造業。我們從倫斯勒理工學院出發，沿著87號州際公路向北驅車20英里（約32公里）就到了馬耳他城。世界第二大獨立半導體代工廠格羅方德6在此斥資100億美元興建了一座先進的製造工廠，業界將其稱為「fab.」（晶圓廠）。格羅方德政府關係總監邁克·魯索（Mike Russo）告訴我們，這家工廠是美國大蕭條以來最大規模的新建項目，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先進、自動化程度最高的工廠。工廠一期於2012年投入運營，截至2015年，約有3200名員工在此工作。工廠全天候運營，身著白色工作服、佩戴藍色防護鏡的技術人員時時監控著設備。半數以上員工是化學工程師、電子工程師和機械工程師，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員工平均年薪9萬美元，格羅方德每年為此支出3.5億美元。
格羅方德早期在新加坡和德國德累斯頓已設有兩家設施不夠先進的半導體加工廠，又於2014年10月接收了IBM的半導體加工廠及相關知識產權。此次在馬耳他城投建新的製造設施後，格羅方德在技術上7已經可以與台積電、三星等半導體行業內最大的製造商處於同一陣營。相比之下，格羅方德的規模還較小。
我們2014年8月拜訪期間，晶圓廠二期正處於建設之中，5000名建築工人每天都在那裡施工。整個基地可以容納4個晶圓廠，但三期工程和四期工程何時進行取決於市場增長的速度以及馬耳他城的基礎設施和環境對額外擴張的支持情況——稅收優惠和充足的能源供應等情況。
不僅格羅方德自身將在奧爾巴尼智帶部署大量業務，公司的許多主要供應商也都已遷入此地，其中包括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東京電子（Tokyo Electron）以及阿斯麥等公司。邁克·魯索堅信，隨著產能的提高，這裡最終將形成一條全新的供應鏈。另一家製造商美施威爾集團（M+W Group，德國—奧地利）也在紐約州投建了一座總值14億美元的高科技工廠，並且已將其總部由得克薩斯州奧斯汀遷至哈得孫科技谷。
於是，在紐約州州政府、州立大學系統與IBM三方合作的推動下，哈得孫科技谷如今已成為一片欣欣向榮的智帶。受益的不僅限於那些參與技術創新的企業，區域內各種類型的企業均可獲利，這是所有智帶共有的特徵。我們在薩拉托加溫泉附近的一家餐廳吃晚飯時，服務員評論道，格羅方德在晶圓廠的投資創造了大量就業，使這座城市的市區重新煥發生機。來自中國、歐洲和印度的僱員為小鎮的街道、店舖帶來了新生。小鎮風景如畫，長期以來一直以其賽馬場和夏季藝術節而聞名，如今則更以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製造設施而聞名。
從倫斯勒理工學院穿過哈得孫河就是歷史名鎮瓦特弗利特（Watervliet），智帶小鎮的創業公司正在這裡蓬勃發展。瓦特弗利特是典型的銹帶城鎮，19世紀，這裡的聯邦兵工廠製造出了1812年戰爭和美國內戰中使用的大炮和彈藥，現在這裡依舊在為軍方生產武器裝備。瓦特弗利特還是美軍主要科研中心本內特實驗室的所在地。如今，這裡已經成為從事半導體創新的新公司的首選之地，這些公司正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它們與紐約州立大學納米技術研究中心有著緊密的聯繫。現有20家小型高科技公司，包括克利夫蘭聚合物技術公司（Cleveland Polymer Technologies）、固封技術公司（Solid Sealing Technology）、微創光刻公司（Vistek Lithography）的瓦特弗利特地區正在成為高科技製造帶。
瓦特弗利特兵工廠機器修復車間（1845）
圖片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美國歷史工程記錄
複製品編號：HAER NY,1-WAVL,1/14--10
奧爾巴尼之行讓人大開眼界，我們由此開始領略智帶的奧妙。就締造這一切的聯絡者而言，我們感受到了卡洛耶羅斯的激情，見識到了他的技巧。我們瞭解到，至少對奧爾巴尼來說，實體設施是開展事業必不可少的基石。我們還瞭解了像「巨無霸」這樣的項目如何能夠成為吸引他人的磁石，又如何能促使研發活動在原有關注點的基礎上拓寬範圍。我們明白了像奧爾巴尼這樣的智帶何以成為其他地區、其他行業的典範。很顯然，傑夫·伊梅爾特選擇在密西西比的無名小鎮建設通用電氣超先進飛機發動機製造廠時，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我們看到，一種全新的製造業形式正在美國興起，興起之地讓人意想不到，興起之勢讓人激動不已。
德國德累斯頓：昔日工業中心的復甦
歐洲是否也是如此呢？我們已經造訪過埃因霍溫，但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證據，以確定在各種各樣的社區中，銹帶是否都在向智帶轉型。飛機抵達德累斯頓時，我們發現很難想像風景如畫的薩克森州州府（德國東部）在20世紀30年代竟會是世界領先的科學和工業中心，並以卓越而富有創造力的汽車、飛機、透鏡製造業聞名於世。
數百年來，德累斯頓還一直是文化重鎮，甚至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最嚮往的就是能住在德累斯頓的王宮中，而不是萊比錫附近沉悶單調的城市裡。德累斯頓再次成為工業重鎮的歷程想來也同樣令人稱奇。德累斯頓智帶在芯片和傳感器領域內完全可與哈得孫科技谷平分秋色。像奧爾巴尼和埃因霍溫一樣，德累斯頓的轉型一方面得益於政治家不得不面對岌岌可危的製造業，另一方面得益於學術界和企業界再燃雄心壯志，意欲證明些什麼。
德累斯頓及周邊的薩克森地區如今已是高科技產業的中心。我們在奧爾巴尼初識的製造業巨頭格羅方德8有很大一部分芯片製造業務正位於德累斯頓，英飛凌（Infineon）也在此有同樣部署。9圍繞著這兩家公司，德累斯頓迅速形成了一個合作生態系統，系統中包括2000餘家公司和51 000名員工。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這是我們向貝蒂娜·福斯貝格（Bettina Vossberg）提出的問題，她是德累斯頓工業大學的孵化器「高科技跑道」（High Tech Startbahn）10的負責人。該校是德國同類型大學中最大的一所。她給我們講了一段頗具啟發性的歷史。萊比錫、德累斯頓、耶拿（Jena）等城市均位於德國東部的薩克森州，這裡在「二戰」前曾是該國最早的工業與科研中心。「二戰」後該地區處於民主德國治下，大多數企業家離開了這裡，並在聯邦德國的巴伐利亞州和巴登–符騰堡州落戶。如此大量的人才流失導致薩克森州的工業陷入衰退，與之相伴而來的則是聯邦德國的「經濟奇跡」。
1946年，有軌電車在前一年盟軍德累斯頓大轟炸留下的廢墟中穿行
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Getty Images）/威廉·范迪維爾特（William Vanpert）
德累斯頓乃至整個薩克森州都進入了數十年的休眠期，直至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基督教民主黨的庫爾特·比登科普夫（Kurt Biedenkopf）於1990年當選薩克森州州長，情況才有所改變。12年間，比登科普夫在三任任期中，作為聯絡者起到了關鍵作用，在他的努力下，該地區重新拾起了科學與工業重鎮的本色。比登科普夫認為，德累斯頓可以再次在技術創新中發揮重要作用。在他的影響下，一大批科研機構相繼在此設立分支機構，包括從事基礎研究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11、從事應用研究的弗勞恩霍夫協會12、致力於研究21世紀科學難題的亥姆霍茲聯合會13以及繼續資助民主德國智庫出身的優秀研究項目的萊布尼茨學會14。這些機構帶來了大量的智力資源。
德累斯頓聖誕市場是德國歷史最久、人氣最旺的聖誕市場
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馬蒂亞斯·哈克爾攝影室（Matthias Haker Photography）
但是正如我們所見，智帶不僅僅是建立在智力資源的基礎上，薩克森州還需要大型的知名企業。在民主德國時期，扮演這個角色的是擁有3000名員工的半導體巨頭澤恩帝（Zentrum Mikroelektronik Dresden，ZMD即「德累斯頓中央微電子」）。但該公司由軍隊控制，沒有明確的市場定位，柏林牆倒塌後，公司隨即失去了資金來源，走向破產。澤恩帝分裂為若幹部分，其中一部分仍留在德累斯頓，如今為汽車製造業生產數模混合芯片，其他部分則併入第三方芯片製造商X-FAB（埃克斯）。
在復甦之際，德累斯頓得到了它所需的支柱企業。1994年，從西門子公司獨立出來的英飛凌斥資逾30億歐元在德累斯頓建起了工廠和無塵室，用於生產大晶圓和智能芯片。該公司致力於開發芯片和傳感器軟件，以使芯片和傳感器更為智能，能理想地應用於汽車、信用卡和風車。在全球汽車製造業中，英飛凌目前在該領域內處於領先地位，占市場份額的25%。英飛凌已經成為汽車製造業供應鏈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與同樣來自德國的博世（Bosch）以及日本的電裝（Denso）展開競爭。
正如我們在奧爾巴尼瞭解到的情況，一旦有一位成員站穩了腳跟，生態系統便會開始蓬勃發展，其他重要成員最終也會被吸引過來。雖然耗時多年，經歷了多番艱苦談判，但最終美國超威半導體公司（AMD）還是難抵誘惑，於1996年進駐德累斯頓。超威半導體在德累斯頓的業務取得大幅增長後，將旗下芯片製造業務出售給了阿布扎比酋長國（阿聯酋最大的酋長國），這部分業務如今在格羅方德名下繼續開展。目前，格羅方德通過位於德累斯頓、新加坡、哈得孫科技谷的芯片製造廠為多家科技公司製造芯片，其中包括超威半導體、博通（Broadcom）、高通、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等。格羅方德公司在德累斯頓的投資達10億美元，已成為歐洲最大的芯片製造商。
格羅方德德累斯頓設計中心的負責人格爾德·特格（Gerd Teege）為我們講解了他們在同時追求更大的晶圓、更小的芯片的過程中面臨的挑戰。他說，生產中有兩個元素是不可或缺的：硅材料和光掩膜。光掩膜決定從光源射出的光線照在硅片的什麼位置上，以此形成電路圖案。為了供應上述材料，格羅方德與日本凸版光掩膜公司（Toppan Photomasks）共同創建了先進的掩膜技術中心15，研究人員在此合作進行新型掩膜的技術研發，與雙方母公司共享研究成果。該中心距離格羅方德僅一箭之遙。世界第三大硅晶片生產商德國世創電子材料公司（Siltronic）16長期以來一直在德累斯頓西南的弗萊貝格鎮（Freiberg）設有生產基地，此外，公司還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設有分廠。2004年，世創電子材料在弗萊貝格開設了一家工廠，用於生產300毫米晶圓。目前，先進掩膜技術中心和世創電子材料都是德累斯頓智帶創新生態系統的重要成員。
在重點企業蓬勃發展之際，創業公司也開始湧現出來，其中不少公司是由幾近倒閉的澤恩帝的前僱員創建的，譬如專門從事無塵室空氣淨化的戴思公司（DAS）17。還有其他創業公司，如HAP公司18專注於芯片生產的自動化技術；AIS軟件公司19主要開發實現物聯網世界所需的軟件；DERU建築公司20側重無塵室的設計與施工。
創造平衡：薩克森硅谷的發展
在上述活動積極向前發展的同時，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儘管智帶需要一家具有相當規模的知名企業，但它也需要在大企業的影響力與小企業、配套企業的貢獻之間保持平衡。英飛凌和格羅方德甫一入駐該地區並擴大規模、施展影響力，規模較小的私人公司即感到有必要聯手創造一種制衡力量，以應對這些大芯片製造商。
此時智帶需要一位領導者，一位精於智力共享之道的聯絡者。企業家們找到了曾受雇於澤恩帝的物理學家吉塔·豪波爾德（Gitta Haupold）。豪波爾德從20世紀90年代離開公司起就一直在指導創業者。她明白，需要建立一個組織來聚攏各創業公司，為它們的利益服務。豪波爾德接受了聯絡者的重任，並於1998年創建了名為「薩克森硅谷」（Silicon Saxony）的組織。「薩克森硅谷」的提法借自一位《金融時報》記者，這名記者曾在一篇關於德累斯頓現象的文章中使用過這一說法。
如今，薩克森硅谷已經是一個擁有300多個成員、年預算80萬歐元的私營實體，大部分資金來自佔組織成員80%的中小企業，但酒店和銀行也有所貢獻，組織年會也會帶來收益。雖然與許多行業協會相比，薩克森硅谷的規模很小，但它表明，在重獲新生的薩克森地區，智力共享已經邁出了第一步。
吉塔·豪波爾德認為，薩克森硅谷使智力共享變得更容易、更高效。她表示：「現在的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都知道如何能聯繫上對方。」與此同時，她也承認薩克森硅谷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取得了應得的關注和影響力。她坦言：「我們還沒有獲得德國首都柏林和歐盟總部布魯塞爾的關注。」212014年，薩克森硅谷在這方面向前邁進了一步，此步雖小，卻意義重大。當時，英飛凌被選中負責牽頭歐盟的「eRamp」研究計劃。22該項目為期三年，耗資5500萬歐元，由來自6個歐盟國家的26個研究夥伴共同參與。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索如何借助芯片和傳感器提高能源效率。薩克森硅谷展示了致力於促進智力共享、打造品牌形象的地方組織如何能在地區層面、國家層面乃至超國家層面發揮作用，吸引競爭激烈的資金。就這種公私合作制度化的進程而言，美國要遠遠落後於歐洲。
要說服布魯塞爾的政治家投資支持德累斯頓及其他地方的芯片製造業，仍然任重而道遠。為此，埃因霍溫（荷蘭）、魯汶（比利時）、格勒諾布爾（法國）、菲拉赫（奧地利）等四個歐洲領先智帶與薩克森州聯手，創建了名為「歐洲硅谷」（Silicon Europe）的組織。23
締造了薩克森硅谷的聯絡者弗蘭克·博森貝格（Frank Bosenberg）為創建歐洲硅谷開展了大量遊說工作。博森貝格的本職是土木工程師，他於2005年加入德累斯頓工業大學，成立了一個部門，專門向歐盟申請合作資金補助。根據歐盟收集的統計數據，薩克森州被列為欠發達地區，因此有資格獲得「結構基金」，用於基礎設施項目及相關研究。
博森貝格和同事將手頭資源優先放在確保這些政府補助上，隨後逐步轉向歐盟其他的資金來源，例如由「展望2020」計劃（Horizon 2020）提供的創新補貼。「展望2020」計劃由歐盟發起，旨在激勵歐盟各國的創新。博森貝格的部門名為「歐洲項目中心」24，擁有40餘名員工，以在德國的大學中擁有最多的項目而著稱。根據最新統計，他們已取得了270項第三方資助項目。博森貝格最終離開了大學，創辦了自己的公司，這是一家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指導的公司。他還在薩克森硅谷兼職，在歐盟大力倡導打破各國、各部門間的壁壘，營造關係緊密的歐洲經濟體。
自走出戰後陰霾以來，德累斯頓作為技術創新合作中心已取得了長足進展，即使如此，它仍在奮力前行。2008年，貝蒂娜·福斯貝格初遷至此，當時她眼中的德累斯頓仍是一位睡美人，充滿潛力，只待喚醒。福斯貝格在家鄉科隆的應用技術大學取得MBA（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後，並未急於謀劃前程，而是先為多家德國跨國公司服務，穿梭於世界各地。當她看到薩克森州時，這裡高質量的生活、良好的基礎設施、文化的吸引力（包括頂級歌手和演員在當地各類演出場所演出）、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研究條件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福斯貝格受聘於德累斯頓工業大學，負責制定孵化器方案，甫一上任，她就看到當地的一些不足之處。一方面，這裡缺少足夠的創業榜樣，例如，2013年以2.6億歐元被三星收購的諾瓦（Novaled）LED（發光二極管）公司遲遲沒有擔起導師和榜樣的角色，發揮積極作用。另一不足之處是，在德累斯頓開展業務的跨國公司要聽命於位於其他城市的總部。西門子和英飛凌的高層領導都在慕尼黑，格羅方德的各項政策則由加利福尼亞方面制定。福斯貝格就曾在與西門子打交道時受挫。「他們的反應很積極，也點頭答應了，而且他們有興趣瞭解新產品開發過程中的創新。」福斯貝格說道。但一旦涉及向德累斯頓的創業公司投資，錢來得就沒那麼容易了。25
福斯貝格表示，上述障礙並非獨見於德累斯頓，可能是德國文化的通病。那些年營業額在5億~50億歐元的家族企業，即所謂的德國中型企業（Mittelstand），其文化都非常傳統、封閉。福斯貝格告訴我們，「它們只在企業內部搞研發」，它們對智力共享不感興趣，「不會發起創業公司也能參與其中的聯合研究計劃」。另一個障礙是，德國人傾向於規避風險，認為失敗是一種恥辱。但要以智力共享的方式進行技術創新，對失敗的寬容是必不可少的，事實上，失敗是這一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福斯貝格正在逐步剷除這些障礙，她的想法也傳達給了相關人士和機構。為了讓學生瞭解各種創業的可能性，福斯貝格發起了一項備受推崇的訓練項目，指導學生如何提出新的商業計劃。薩克森州政府接觸到這一理念後也發起了一項名為「未來薩克森」（futureSAX）的商業計劃競賽，26以幫助該地區的創業公司打響知名度。想要創業的人可以提交他們的商業計劃，入選者會在一場盛大的賽事中展示自己的商業計劃。那些最具前景的計劃的提出者可以得到薩克森州政府的支持，幫助他們創業。
福斯貝格的理念還以其他方式帶來了變革。她發起的「高科技風險投資日」（Hightech Venture Days）是一個關於投資者與風險投資的項目，該項目將來自德國東部及歐洲其他國家的高科技創業公司、成長型企業負責人與積極參與德累斯頓關鍵技術投資的國際投資人聚到一起，為他們牽線搭橋。源自該地區的創新技術正越來越多地被應用於新產品和新服務項目的開發中，應用領域涉及生命科學、環境與能源工程、汽車製造業、物聯網等。
當地設計了多項以大學為依托的創新項目，例如旨在促進知識轉化的「德累斯頓存續」（Dresden Exists）項目。27這些項目的設計旨在提高學生和研究者對創業的興趣，繼而為他們提供概念設計和業務規劃方面的幫助。此外，成功的德累斯頓創業者已經認識到擔任榜樣的重要性。作為一名創業者和多家創業公司的合夥人，羅蘭·肖爾茨（Roland Scholz）發起了一項名為「德累斯頓引路人」（Sherpa Dresden）的項目，28旨在訓練創業者，為他們的創業公司提供幫助。肖爾茨是最合適的人選：他是土生土長的德累斯頓人，畢業於當地的德累斯頓工業大學，從事軟件行業，是多家當地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其中包括已於2007年成功上市的GK軟件公司。
福斯貝格希望德累斯頓能成為公認的世界一流智帶，為此，她正著手解決風險投資問題。她想要提高投資者集會的頻率，從每年一次提高到每月一次，並最終實現每週一次。福斯貝格進行此番嘗試是受麻省理工學院成功做法的啟發，在那裡，創業者和金融家每週相聚一次。然而，要實施如此大膽的計劃就需要有資源，而這些資源又要求有大量資金的支持，該地區目前難以獲得這樣的資金。福斯貝格希望「高科技跑道」在過去五年中提出的方案能最終將風險投資人吸引到德累斯頓來，對當地進行長期投資。
雖然福斯貝格認為，德累斯頓可以成為技術投資的中心，但她知道想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面對巨大的挑戰，因為柏林是當前風險投資的中心，而柏林主要關注應用程序的創新，既新潮，所需的資金又少，還不需要過多的等待。製造高級芯片是一項更為複雜的工作，需要大量投資，並且需要更長時間的投入。企業通常需要在其發展中進行多輪融資，從種子基金到上市前的融資，這可能要花費幾年時間。
回首過去的25年，德累斯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雖然尚未恢復往昔作為德國首屈一指的工業中心時的輝煌，但它已經在穩步向前，走向另一番光景——世界上最先進的芯片製造智帶。
荷蘭埃因霍溫：世界上最聰明的地方
我們乘火車到了荷蘭埃因霍溫。走出中央火車站時，任誰都無法無視飛利浦電子公司創始人之一安東·飛利浦（Anton Philips）的雕像。在近百年的時間裡，飛利浦家族及其治下的飛利浦電子公司主宰著埃因霍溫地區（位於荷蘭南部）商業、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隨後，面對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競爭，飛利浦大幅減少了公司的製造業務，裁減了35 000個崗位。（當時埃因霍溫只有20萬人口，因此影響甚大。）埃因霍溫的另一位主要僱主達夫卡車（DAF Truck）也同時陷入困境。短短幾年之內，埃因霍溫便如那些一度繁榮但終被掏空的工業中心一樣，陷入典型的休眠期。
然而，不同於其他掙扎數十年才再度覺醒的銹帶地區，埃因霍溫這一覺睡得並不長。如今，埃因霍溫被稱為技術領域內開放式合作研究的中心。或許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這裡有我們見過的延伸最廣的價值鏈。此外，這裡也是創業公司和雄心勃勃的創業者的首選之地，有來自世界各地的19 000多位研究者在此工作。這就是埃因霍溫被美國世界政策研究機構智慧社區論壇評為「世界上最聰明的地方」的原因。29
飛利浦和達夫卡車削減當地的產量時，初看之下，埃因霍溫似乎將淪為永久的銹帶。當飛利浦把生產線遷往亞洲時，人們普遍擔心當地的知識也會隨之不復存在。但正如許多輝煌一時的地區面臨衰退時的情況，埃因霍溫只是沒落了，卻並未出局。埃因霍溫及周邊地區有豐富的人才儲備，人們從多年的工業生產活動中獲得了廣博的機械相關知識。
隨後，埃因霍溫開始覺醒。此前，許多人的職業生涯都是在飛利浦和達夫的庇護下，甚至是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度過的。如今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尋找新的機會，很多人決心單干。倏忽間，這裡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批創業者。當地的知識並未流失。
多年來，飛利浦一直運營著一處名為「物理實驗室」（NatLab）的研究機構。儘管公司已經關閉了絕大部分產能，但該實驗室還在繼續運作。飛利浦物理實驗室一直是一個傳統的企業實驗室：私有、孤立、封閉。然而在2002年，飛利浦將其更名為埃因霍溫高科技園區，向世界敞開了大門，為外界提供服務，積極尋求與需要創新研究的企業、學術機構進行合作。
到目前為止，埃因霍溫高科技園區30已經取得了驚人的成功。現已有包括英特爾、IBM、ABB、阿斯麥、飛利浦等跨國公司在內的100多個組織將研究或部分研究活動落戶在園區內，同時有來自60多個國家的8000多名研發工程師受雇於此。除了大企業，這裡還為創業公司和中小企業預留了6000平方米的工作區域，成果非常顯著。2014年，園區內的研究人員提交的專利申請占荷蘭總申請數的50%以上。
2005年，霍爾斯特中心的成立標誌著園區的開放式創新達到了全新的高度。31該中心由總部位於比利時魯汶的IMEC（校際微電子研究中心）32與荷蘭的公共應用研究機構TNO（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聯合創建，得到了荷比兩國政府的資助。霍爾斯特中心的宗旨是在高校的知識庫與企業之間圍繞專業知識的需求架起智力共享的橋樑。中心重點關注兩大領域：無線傳感器技術和柔性電子技術。霍爾斯特中心有180名員工，其中包括35位博士生和40位在此居住的研究人員。該項目年預算4000萬歐元，其中一半以上由合作企業提供，隨著政府的參與度逐步減少，它們還將承擔起更多的經費。
像奧爾巴尼的納米技術研究中心一樣，霍爾斯特中心為企業、研究者和國際知名科學家提供了中立的集會地。參與者在此共享從研究中獲得的知識，有時候某一實體會通過簽署協議取得某項創意或創新的專屬權。越來越多的公司希望參與到這些項目中，因為憑企業自身的生產設施難以達到霍爾斯特中心這樣的研究能力。霍爾斯特中心將各種各樣的實體匯聚一堂，它們彼此合作、共同創新，拓展知識以取得新技術、新產品。33
高科技園區和霍爾斯特中心都是飛利浦變革的產物，當然，這一變革並非偶然。2001年就任飛利浦首席執行官的柯慈雷主導了物理實驗室的轉型34，他為飛利浦引入了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關注點，以應對老齡化、飢餓、健康、安全等重大的全球性社會問題。但他知道，飛利浦無法憑一己之力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需要涉及多個學科的綜合性解決方案。
開放式創新已經成為飛利浦的口號，而對物理實驗室進行重新定位是推動智力共享關鍵的第一步。飛利浦史無前例地邀請了競爭對手進入自家研究設施參加聯合研究計劃。有朝一日可能會成為競爭對手的創業公司也獲准進入飛利浦的研究設施，接觸公司的國際人才網絡。飛利浦證明了其開放式創新理念絕不是砸幾億歐元搞項目來裝裝樣子。
漸漸地，該地區的其他成員也開始欣然接受飛利浦的口號。2002年，前IBM荷蘭總裁阿曼杜斯·倫德奎斯特（Amandus Lundqvist）被任命為埃因霍溫理工大學董事會主席。他是柯慈雷提出的開放式合作創新的擁護者，全力支持大學和高科技園區之間的合作創新項目。他還加強了和德國亞琛工業大學以及比利時魯汶的眾多高科技研究機構之間的聯繫。2003年當選的新任埃因霍溫市市長亞歷山大·薩克爾斯（Alexander Sakkers）也和他一樣，是開放式創新的積極倡導者。他與地方政府、商界領袖和各知識中心取得聯繫，向他們宣傳高科技園區這塊「璞玉」。
由于飛利浦公司、埃因霍溫理工大學以及埃因霍溫市本身都在竭力宣傳開放式創新這一理念，智力共享的魅力開始吸引重要的新成員加入陣營，其中有一位關鍵成員——阿斯麥公司。35
阿斯麥公司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開始就一直在該地區開展業務，當時阿斯麥從飛利浦公司分離出來，專門生產光刻設備。正如前文所述，光刻設備是製造芯片的關鍵設備。阿斯麥已經超越了日本競爭對手佳能和尼康，目前是這一市場的領導者。
由於追求更小芯片和更低製造成本的競爭日趨激烈，阿斯麥意識到，自身無力承擔開發下一代芯片製造設備所需的巨額經費。此時，它開始將目光轉向其供應商，以尋求對研究的資助。阿斯麥公司董事會成員馬丁·范登布林克（Martin van den Brink）發表了公開聲明，闡述了探索老牌公司與供應商的新合作方式的重要性。他在接受採訪時指出：「新的合作形式是一個供應商也要負責部分研究任務的過程。」36
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經濟危機隨之而來，危機之中，製造商與供應商之間的智力共享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發展。亞洲的大型芯片生產設備製造商削減了它們的研究預算，而阿斯麥卻大膽地增加了研究經費。雖然當時這看似一場冒險的賭博，但研究催生了可以生產更大尺寸晶圓的新設備（實現了直徑從200毫米到300毫米的跨越），這是芯片生產的關鍵元素，是重大的技術突破。
今天，阿斯麥還在不斷創新，公司正進一步改良設備，以期用可接受的成本產生出更強大、更高效的芯片。這意味著要創造450毫米硅晶片，開發極紫外光刻技術。
這些技術創新過於複雜、成本太高，以至於阿斯麥還需要與合作夥伴協作，尋求在供應商網絡中無法獲得的資源和專業知識。阿斯麥向世界最大的芯片製造商（也是該公司最大的三個客戶）——英特爾、三星、台積電——尋求資金支持。三家公司承諾5年內為其投資14億歐元，作為回報，三家公司取得了阿斯麥23%限製表決權的股份。
即便有這樣大量湧入的資本，阿斯麥仍然面臨艱巨的挑戰：尋得足夠人才以成此大業。公司預計需要1200名專家級技術人員，但放眼荷蘭乃至整個歐洲，根本沒有這麼多人才可用。於是阿斯麥在全球展開獵頭工作，從遠在韓國的科技大學——韓國科學技術院招聘員工。
傳統供應鏈轉型為價值鏈
隨著阿斯麥不斷擴張芯片製造設備相關業務，同時飛利浦將重點由製造轉向研究和營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開放式創新和合作研究需要一種新型的輔助者和供應商網絡。適應這一需要，埃因霍溫的供應鏈已逐漸轉型為價值鏈。二者有何區別？在傳統的產業供應鏈中，製造商要設計出產品，寫清該產品各部件的規格，與供應商合作按時按預算生產出符合規格的產品部件。而在價值鏈中，供應商還承擔著合作研發的責任，它們在生產流程中參與得更早，在產品設計中貢獻自己的知識，合作制訂最優製造方案。換言之，供應商將變為整個生產過程價值創造的合作者。
漢斯·杜伊斯特斯（Hans Duisters）見證並推動了這場變革。杜伊斯特斯曾經多次創業，他有技術、能創新、善溝通，同時還肩負一項使命：將高度競爭的企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網絡，以此網絡重新定義「創新」一詞。他對我們說：「我的夢想就是和其他創業者、科學家一道，在埃因霍溫締造一個能夠提供全世界最好的精密工程高端設備的高科技產業。」37
杜伊斯特斯已在這條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96年，杜伊斯特斯首次創業，創辦了蘇公司（Sioux）38，這是一家跨學科企業，業務覆蓋技術軟件、機械電子工程、電子設計、供應鏈管理中的工業數學等多個領域。但在蘇成立伊始，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飛利浦和帝斯曼這兩家大客戶製造零件。前者在埃因霍溫保留了掃瞄儀和醫療設備製造業務，後者主要生產用於製造晶圓的高精度工業機械。最初，蘇會先收到規格要求，再提交報價，然後遵照客戶的指示進行生產。
「後來逐漸出現了一種新的合作關係，我們會自己做些研發工作。」杜伊斯特斯如是說。此類合作始於電子顯微鏡製造商FEI公司董事羅布·法斯特諾（Rob Fastenau）的一次造訪，他與杜伊斯特斯商談了一個想法。FEI與飛利浦合作開發了一款小型顯微鏡，但並未將它推向市場，主要因為這是一款針對低端市場的顯微鏡，而FEI面向的主要是專業研究人員的高端市場，公司不願擾亂這一定位。於是，蘇與恩特斯（NTS，一家總部位於埃因霍溫的機械電子工程企業）、FEI及多家當地企業合作，進一步開發、完善了這款顯微鏡，並最終將其生產出來，推向市場。它們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來銷售產品。新成立的飛納世界（Phenom-World）由FEI、蘇、恩特斯三家公司共同持有。39 2006年至今，公司已取得了不俗的業績。
蘇自此被視為創新企業，並著手開發其他產品，其中一項產品涉及將複印機領域中的技術應用於3D打印機。噴墨複印機運用了一項技術，在打印一張圖片時可噴塗多達15層墨。複印機製造商佳能奧西（Canon Oce）考慮，是否可以將這項技術用於印製計算機印刷電路板或智能手機芯片的內層和外層，以取代當時標準流程中的第三步——一種與之相似的工藝。佳能奧西提出了開發這種新型3D打印機的可能性，但公司認為，在投身開發之前，需要先試一下水。蘇與這種打印機的多位潛在用戶進行了交流，他們都表示感興趣並願意提供支持，其中一位甚至提出到時候可以負責新產品的營銷。
基本確定3D芯片打印機會有市場之後，蘇設計出了原型40，又花費了五年時間進行密集的評估、測試、改進。開發過程得到了布拉班特發展署（Brabantse Ontwikkelings Maatschappij）41的資金支持，這是一個旨在推動北布拉班特省（荷蘭南部省份）經濟創新的公私合作機構。印刷過程中，任何一滴噴料都不容有失。佳能奧西的研究人員成功開發出了一種極其可靠的噴頭，錯誤率僅為十億分之一。這聽起來似乎還不錯，但打印機每秒噴出5000萬滴墨，這就意味著，每20秒就會出現一處錯誤，這是芯片製造中無法接受的錯誤率。這個問題已經通過使用一款名為「Predict」（預測）的軟件得以解決。Predict可以在錯誤造成印刷電路板印刷缺陷之前就將其識別出來並加以修正。商業論證完畢後，蘇公司和奧西技術公司（Oce Technologies）與布拉班特發展署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合作以MuTracx公司的名義進行。第一批打印機已於2014年初發貨，品牌名稱為「月食」（Lunaris）。
蘇和其他供應商已經證明，它們不僅能生產零件，還可以成功地為市場帶來全新的產品。這進一步改變了整個行業的規則，「供應商」的概念也在不斷演變。大大小小的企業和科研機構同屬於一個生態系統，在此系統中，智力共享是承擔技術研發費用、應對高科技製造業複雜挑戰的不二法門。
在杜伊斯特斯看來，阿斯麥、飛利浦醫療保健、FEI、達夫、佳能奧西等在國際市場上大放異彩的企業將越來越重視生產鏈的首端（研發、原型、概念論證）和末端（產品銷售和市場營銷）。高度專一化的老牌企業將負責製造「第一層」零件，正如德國鏡片生產商蔡司為阿斯麥所做的。但產品研發和工業化的中間階段——涉及設計、製造原型、結構化生產、整合各個不同生產階段——將由其他企業負責，例如蘇這樣的企業。「這樣一來，供應鏈就演變成了價值鏈。」杜伊斯特斯說道。
締造智帶：協會和基金會
隨著供應商在埃因霍溫智帶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得出了一個與德累斯頓等其他地區的中小企業相同的結論：他們需要一種新型協會，既能幫助他們不斷完善智力共享過程，又能代表各公司的利益。於是，漢斯·杜伊斯特斯等人成立了智港工業協會，42協會的宗旨是為成員提供幫助。絕大多數成員都位於埃因霍溫地區，來自人事、技術、市場戰略等領域。智港工業協會的首要任務就是增進協會成員與埃因霍溫理工大學的關係。協會通過舉辦與關鍵技術課題相關的聯席會議和定期會議來實現這一目標。
埃因霍溫市市長兼智港基金會主席羅布·范海索
圖片來源：荷蘭高度圖片社（Hollandse Hoogte）
以埃因霍溫為代表的智帶，成員之間榮辱與共，整體事業欣欣向榮，足以在相關產業內發揮更大作用，將影響範圍擴大到本地區以外。正因如此，2004年，這裡成立了埃因霍溫智港基金會，由埃因霍溫市市長羅布·范海索（Rob van Gijzel）擔任基金會主席。基金會的宗旨有兩個：一是為外來者遊覽埃因霍溫智帶提供幫助，二是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創新中心和歐洲資助者建立工作關係。
范海索跟我們談到了他所扮演的兩個角色——市長和基金會主席。在埃因霍溫時，范海索表現出的是企業家的一面，致力於協調基金會成員間的智力共享工作，成員包括21座周邊城市、高科技公司以及大學。而當他在外旅行時，展現出的則是地區使者的角色。范海索曾身為議員，因此對該國政治中心海牙十分熟悉。他還頻繁前往布魯塞爾，為埃因霍溫及周邊地區奔走遊說，如有必要，他還會敞開智帶的大門，為歐盟資助智帶的創新事業行方便。
儘管我們目前認為智力共享是一種區域性活動，更確切地說，這種現象多見於發達經濟體。但未來的智力共享必定是全球性的，會延伸到各類創新活動中。
蘇公司的創始人漢斯·杜伊斯特斯認為，硅谷、以色列、新加坡等地的公司將會前來埃因霍溫，探討它們正在開發的高端精密產品能否實際製造出來，以及它們如何能改進設計以實現最優化製造。
杜伊斯特斯很清楚該地區經歷過的考驗以及仍需面對的威脅，但他為這裡已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也十分看好埃因霍溫的未來。我們問杜伊斯特斯工作的動力是什麼，當時，他站在火車站外，指著飛利浦電子公司創始人安東·飛利浦的銅像說：「如果有朝一日他們為我在此塑像，我必深感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