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古希臘的第一個人工自我
像大多數發明一樣，自動控制的發明也可以溯源到中國古代。在一片風塵滾滾的平原上，一個身穿長袍的小木人站在一根短柱上，身子搖搖晃晃。柱子立在一對轉動的車輪之間，拉車的是兩匹套著青銅挽具的紅馬。
這具人像身著9世紀飄逸的中式長袍，一隻手指向遠方。當馬車在草原上馳騁的時候，連接兩個木頭輪子的齒輪吱呀作響；在這些齒輪的神奇作用下，柱子上的小木人總是堅定、準確無誤地指向南方。當馬車左轉或右轉的時候，帶有聯動齒輪的輪子就根據變化做出反向修正以抵消車子位移，確保木人的手臂永遠指向南方。憑借堅定的意志，木人自動地追尋著南方，永不知倦。它為王師指路，保證整個隊伍不在古代中國的荒郊野嶺中迷失。
中世紀中國的發明天才們心思真是活絡阿！居住在中國西南惠水河汊的農民們，想在圍爐宴飲時控制酒量，就發明了一個小裝置，通過它的自行調節來控制住心中對酒的躁動渴望。宋代的周去非便在他雲遊溪峒的遊記中記述過這種頗具酒趣的吸管。吸管以竹製成，長約一寸半，可自控酒量，牛飲小啜各得其樂。一條銀質「小魚」浮動其中，飲者或許已經酩酊大醉，無力啜飲，那麼吸管裡的金屬魚就會自動下沉，限制住梅子酒的暖流，宣告他的狂歡之夜已然結束；如果飲者吸飲過猛，同樣不會喝到什麼，因為浮標會借助吸力上升，堵住吸管。只有不疾不徐，平穩啜飲，才能享受到酒精帶來的樂趣。[1]
不過，細考起來，無論是指南車還是酒吸管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真正的自動（即自我控制）裝置。這兩個裝置只是以一種最微妙、最隱晦的方式告訴它們的人類主人，要想保持原來的行為狀態就得做出調整，而改變行進方向或肺部力量這類事情則被交給了人類。按照現代思維的術語來說，人類是回路的一部分。要成為真正的自動裝置，指向南方的木頭人就應該自己改變車的行駛方向讓它成為指南車。至少它的手指尖得掛一根胡蘿蔔，挑逗馬（現在馬在這個回路裡了）跟著前進。同樣地，不管人使多大的勁來嘬，酒吸管也都應當能自行調節酒的流量。不過，雖然算不上自動，指南車卻使用了差速齒輪，這可是現代汽車的變速器在一千多年前的老祖宗，也是在磁力指南針無用武之力的武裝坦克上輔助駕駛員的現代自瞄準火炮的早期原型。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機巧的裝置其實是自動化譜繫上一些奇妙的流產兒。事實上，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自動裝置要比這還早一千年就出現了。
克特西比烏斯[2]是公元前3世紀中葉生活在亞歷山大港的一位理髮師。他癡迷於機械裝置，而且在這方面也頗有天分。他最終成為托勒密二世[3]治下的一名機器工匠，正兒八經地製造起人工物品來。據說，是他發明了泵、水壓控制的管風琴和好幾種弩炮，還有傳奇的水鐘。當時，克特西比烏斯作為發明家的名氣，堪與傳奇的工程學大師阿基米德[4]相媲美。而今天，克特西比烏斯被認作是第一個真正自動裝置的發明人。
當時而論，克特西比烏斯的鍾可謂非常準確，因為它能自行調節供水量。在那之前，絕大多數水鐘的弱點在於推動整個驅動裝置的存水器在放空的過程中，水流的速度會逐漸減慢（因為水越少、越淺，水的壓力就越小），因此也就減慢了鐘的運行速度。克特西比烏斯發明了一種調節閥，解決了這個積年難題。調節閥內有一個圓錐形的浮子，浮子的尖端向上戳入一個與之配套的、倒轉的漏斗中。水從調節閥中的漏斗柄處出來，漫過浮子，進入浮子漂浮的杯中。這時，浮子會浮起來進入倒扣的漏斗將水道收窄，以此限制水的流量。當水變少的時候，浮子又會往下沉，重新打開通道，讓更多的水流入。換句話說，這個調節閥能夠實時地找到恰當的位置讓「剛剛好」的水通過，使計量閥容器中的流量保持恆定。
克特西比烏斯的這個調節閥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可以自我調節、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控制的非生命物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就變成了第一個在生物學範疇之外誕生出來的自我。這是一個真正自動的物體——從內部產生控制。而我們現在之所以把它看成是自動裝置的鼻祖，是因為它令機器第一次能夠像生物一般呼吸。
而我們之所以說它確實有一個自我，是因為它置換出的東西。一股能夠持續不斷地、自動地進行自我調節的水流，轉換成了一座能夠不斷進行自我調節的時鐘，這樣一來，國王就不再需要僕人來照顧這座水鐘的水箱。從這個角度來說，「自動的自我」擠出了人類的自我。有史以來第一次，自動化取代了人類的工作。
克特西比烏斯的發明是20世紀全美國風行的裝置——抽水馬桶的近親。讀者們可以看出克特西比烏斯的浮閥實際上是陶瓷馬桶上半部分箱體中浮球的祖先。在沖水之後，浮球會隨著水位的降低而下沉，並利用其金屬臂拉開水閥。放進來的水會再次充滿水箱，成功地抬起浮球，以便它的金屬臂在水位精確地達到「滿」的位置時切斷水流。從中世紀的角度看，這個馬桶通過自動起落的方法來保證自己水量充足。這樣，我們就在抽水馬桶的箱體內看到了所有自治機械造物的原型。
大約在一個世紀之後，同樣生活在亞歷山大港的海倫[5]琢磨出了很多種不同的自動浮力裝置。在現代人的眼裡，這些裝置就像一系列嚴重彎折曲繞的廁所用具。而事實上，它們卻是用於派對的精巧分酒器。比如說那個「喝不淨的高腳杯」，這東西能夠不斷地通過它底部的一個管子給自己續杯，讓杯子裡的酒保持在一個恆定的水平。海倫寫了一本百科全書巨著《氣體力學》（e Pneumaticaa），裡面塞滿了他的各種發明。那些發明，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依然顯得不可思議。這本書在古代世界中曾經被廣泛地翻譯和複製，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事實上，在之後的兩千年裡（也就是說延續到18世紀的機械時代），沒有一種反饋系統不是以海倫的發明為鼻祖的。
其中有一個特例，那是17世紀的一位名叫科內利斯·德雷貝爾[6]的荷蘭人想出來的。此人集煉金術士、透鏡研磨匠、縱火狂和潛艇癖於一身。（他曾經做出不止一艘能潛到1600米以下的潛水艇！）正是德雷貝爾在胡亂地以各種手段提煉金子的時候，發明了恆溫器。這個恆溫器是另一個影響全世界的反饋系統的範例。作為一個煉金術士，德雷貝爾當時懷疑實驗室裡的鉛之所以變不成金子，可能是因為加熱元素的熱源溫度波動太大的緣故。所以在17世紀20年代，他自己拼湊了一個可以對煉金原材料進行長時間適溫加熱的迷你熔爐，就彷彿地底深處那些界定了冥府的含金石經受灼燒熔解的情形。德雷貝爾在小爐子的一邊連接了一個鋼筆大小的玻璃試管，裡面裝滿了酒精。受熱之後，液體就會膨脹，於是把水銀推入與之相連的第二個試管，而水銀又推動一根制動桿，制動桿則會關閉這個爐子的風口。顯然，爐子越熱，風口被關得更久，火也就越小。冷卻了的試管會使制動桿回縮，從而打開風口讓火變大。在鄉下使用的那種普通的家用恆溫器，跟德雷貝爾的這個裝置的道理一樣，目的都是要保持一個恆定的溫度。不幸的是，德雷貝爾的這個自動爐並沒煉出金子來，而德雷貝爾也從來沒有向世人公開過這個設計，結果他的自動化發明消失得無聲無息，沒有造成任何影響。一百多年之後，才有一個法國的鄉紳重新發現了他的設計，做了一個恆溫器用於孵化雞蛋。
詹姆斯·瓦特[7]，這位頂著蒸汽機發明者頭銜的人，運氣就沒有這麼背了。事實上，早在瓦特能夠看到蒸汽機之前幾十年，有效運轉的蒸汽機就已經在工作了。有一次有人請年輕的工程師瓦特修理一台無法正常工作的、早期的小型紐科門[8]蒸汽機。這台拙劣的蒸汽機弄得瓦特頗為沮喪，於是他開始著手對它進行改進。大約在美國革命發生的時候，他給當時的蒸汽機增加了兩樣東西，一樣是改良性的，另一樣是革命性的。他那項關鍵的改良性創新是把加熱室和冷卻室分開，這樣一來，他的蒸汽機的功效變得極其強大。如此強大的功效需要他增加一個速度調節器來緩和這種新釋放的機械力。跟往常一樣，瓦特把目光轉向了那些已經存在的技術。托馬斯·米德[9]既是機器匠，也是磨坊主。他曾經為磨坊發明過一個笨拙的離心調節器，只有在磨石速度足夠快的時候才把磨石降到谷粒上。它調節的是石磨的輸出功率，而不是磨石的動力。
瓦特琢磨出了一項根本性的改進。他借鑒了米德的磨坊調節器，把它改良成一個純粹的控制回路。採用這種新的調節器，他的蒸汽機就自己掐住了自己動力的喉嚨。他這個完全現代的調節閥。可以自動讓當時變得頗為暴躁的馬達穩定在某個由操作者選定的恆定速度上。通過調整調速器，瓦特就能夠任意改變蒸汽機的轉速。這就帶來了革命。
和海倫的浮子以及德雷貝爾的恆溫器一樣，瓦特的這個離心調速器在其反饋中也同樣是透明的。兩個鉛球，分別裝在一條硬擺桿的兩端，掛在一根柱子上。柱子旋轉的時候，這兩個球也會轉起來，這個系統轉得越快，它們飛得越高。與旋轉的擺成剪狀交叉的聯動裝置把柱子上的滑動套筒頂起，扳動一個閥門，一個通過對蒸汽進行調整從而控制旋轉速度的閥門。球轉得越高，這些連動裝置關閉的閥門越多，降低旋轉速度，直到達到某個回轉速度（以及旋轉中的球的高度）的均衡點。這種控制跟物理學本身一樣可靠。
旋轉其實是自然界裡一種陌生的力量。不過，對於機器來說，它就是血液。在生物學中，唯一已知的軸承存在於精子那轉動著的鞭毛螺旋槳的連接處。事實上，除了這個微型馬達之外，所有帶著基因的東西都不會有轉軸和輪子這些東西。可是，對於那些沒有基因的機器來說，旋轉的輪子和轉動的軸承，卻是它們生存的理由。瓦特所給予這些機器的，是那種讓它們能夠對自身的革命形成控制的秘笈，而這，恰恰就是瓦特的革命。他的發明廣泛而迅速地傳播開來。也正是因為他的發明，工業時代的工廠才能夠以蒸汽作為動力，引擎才能夠規規矩矩地進行自我調節，而所採用的，恰恰是這種萬能式的自我控制：瓦特的飛球調控器。自供應的蒸汽動力催生了機器廠，機器廠生產出新型的發動機，新型發動機催生了新型的機床。它們都有自我調節裝置，給滾雪球式的優勢累積法則提供著動力。工廠裡每一個可見的工人，都被上千個不可見的調控裝置所圍繞。今天，一個現代工廠裡同時工作的可能有成千上萬的隱蔽的調節裝置。而它們的工作夥伴，可能就只有一個人。
瓦特獲取了蒸汽在膨脹時如同火山般爆烈的力量，然後用信息來馴服它。他的飛球調控器是一種原汁原味的信息控制，是最初出現的非生物的控制回路之一。一輛汽車和一個爆炸的汽油罐之間的區別就在於，汽車的信息——也就是它的設計——馴服了汽油那種殘暴粗野的能量。暴亂中燃燒的汽車與印地500車賽中超速行駛的賽車的能量與器質相當。而賽車的系統受到臨界量的信息控制，從而馴服了噴火的巨龍。一點點的自我認知，就可以把火所帶有的全部熱量和野性馴化得服服帖帖。人們馴服狂暴的能量，把它從荒蠻之中引入自家後院、地下室、廚房乃至在客廳，服務於我。
要是沒有那個安安分分轉動著的調控器所構成的主控回路，蒸汽機根本就是不可想像的裝置。沒有那個自我作為它小小的心臟，它會直接炸毀在它的發明者面前。蒸汽機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不僅取代了奴隸，還引發了工業革命。然而轉瞬間，一場更為重要的革命隨之悄然而至。要不是有迅速推廣開來的自動反饋系統所引起的信息革命與之並行（雖然難以發現），工業革命也就不成其為革命了。如果如瓦特蒸汽機一般的火力機械缺失了自我控制系統，那麼所有被這種機器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就又都會束縛在照看燃料的工作上。所以說是信息，而不是煤炭，使機器的力量變得有用，進而予取予求。
因此，工業革命，並不是為更加複雜周密的信息革命做出準備的原始孵化平台。相反，自動馬力本身就是知識革命的第一階段。把世界拖入信息時代的，是那些粗糙的蒸汽機，而不是那些微小的芯片。
7.2 機械自我的成熟
海倫的調節器、德雷貝爾的恆溫器，還有瓦特的調控裝置為自己的脈管注入了自我控制、感知意識以及渴望的覺醒。調節系統感知自身的屬性，關注自己是否發生了與上一次查看時不同的某些變化。如果有變化，就按既定目標調整自身。在恆溫器這個特定的例子中，裝了酒精的試管偵測系統的溫度，之後決定是否應當採取行動調整火力，以保持系統的既定溫度目標。從哲學的角度來說，這個系統是有目的的。
儘管這一點對於現在的人來說也許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即使把最簡單的自動電路，比如說反饋回路，移植到電子領域中，也花了世界上最優秀的發明家很長的時間。之所以會如此拖延，是因為電流從被發現的那一刻起，就首先被看成是能量而不是通信工具。事實上，在上個世紀（19世紀），德國頂尖的電子工程師們就已經意識到電的本性其實是兩面的，而這一嶄露頭角的差別意識，就是把相關電的技術分成強電和弱電兩種。因為，發送一個信號所需的能量小得令人不敢相信，以至於電必須被想像成某種完全不同於能量的東西。對於那批狂野的德國信號學家來說，電與說話的嘴以及寫字的手是兄弟，功用相同。這些弱電技術的發明者（我們現在要稱其為黑客了）帶給我們的，也許是史無前例的發明——電報。正是因為有了這項發明，人類之間的溝通，才能通過像閃電一樣的不可見粒子載體飛速地傳播。而正是因為有了電這個令人驚歎的奇跡的後代——弱電，才有了我們對整個社會的重新構想。
儘管這些電報員們牢記著弱電模型，並且實現了精妙的改革創新，但是直到1929年8月，貝爾實驗室的電話工程師布萊克[10]才調校出一條電子反饋回路。布萊克當時正在努力為長途電話線路尋找一種能夠製造持久耐用的線路中繼放大器的方法。早期的放大器，是用天然材料製成，而這種未經加工的材料往往會在使用的過程中逐漸分解，導致電流的流失。一個老化的中繼器不單會把電話信號加以放大，還會錯誤地把任意拾得的各種頻率的細微偏差與電話信號相混合，直到這些不斷膨脹的錯誤充滿整個系統，將系統徹底摧毀。所以，這裡就需要某種類似於海倫的調節裝置的東西，能夠產生約束主信號的反向信號，緩衝不斷重複的循環所帶來的影響。幸好布萊克設計出了一個負反饋回路，它的作用就是用來抵消放大器的正回路所產生的滾雪球效應。單從概念上來看，這個電學負反饋回路，和抽水馬桶的沖水系統或者恆溫器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這個起著剎車作用的電路，能夠讓放大器在不斷的微調中保持在穩定的放大狀態上，而其原理，跟恆溫器能夠通過不斷的微調保持在特定溫度上是一樣的。只不過，恆溫器用的是一個金屬製動桿，而放大器用的則是一些可以自我交流的弱電子流。於是，在電話交換網絡的通道裡，第一個電學意義上的自我誕生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至戰後，炮彈發射裝置變得越來越複雜，而與此同時，那些移動著的預攻擊目標也變得越來越精細，彈道軌跡的計算考驗著人類的才智。在戰鬥的間隙，被稱為計算員的演算人員要計算在各種風力、天氣和海拔條件下那些巨炮的各種參數設置。而計算出來的結果，有時會印在一些口袋大小的表格上，便於前線的火炮手使用；或者，如果時間來得及，而且是通用火炮，這些表格就會被編碼輸入火炮裝置，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自動操作裝置。在美國，與火炮演算有關的種種活動，都集中在海軍位於馬里蘭州的阿伯丁試驗場[11]，在那個地方，房間裡擠滿了人類計算員（幾乎全都是女性），使用手搖計算機來演算表格。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飛機——大炮竭力要攻打下來的東西——幾乎飛得和炮彈一樣快。於是就需要速度更快的即時演算。最理想的形式就是火炮在新發明的雷達掃瞄裝置測出飛行中的飛機數據時即行引發。此外，海軍的炮手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即如何根據新射擊表提供的精確數據轉動這些怪物並使之對準目標。辦法近在眼前，就在艦尾：一艘巨艦，是通過某種特殊的自動反饋回路，即伺服機制來控制它的方向舵的。
伺服機制[12]是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法國人在相隔大洋的情況下，於1860年左右同時獨自發明出來的。法國人里昂·法爾科[13]為這個裝置取了一個很拗口的名字：伺服電動機。由於船隻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展得更大、更快，人類作用於舵柄的力量已經不足以抵抗水下湧動的水流了。海軍的技術人員想出了各種油液壓系統來放大作用在舵柄上的力量，這樣只要輕輕地搖動船長舵倉內的小型舵桿，就可以對巨大的船舵產生些許影響。根據不同的船速、吃水線和其他類似的因素，對小舵桿所做的反覆搖動，反映到船舵那裡就表現為大小不同的舵效。法爾科發明了一個連通裝置，把水下大舵的位置，和能夠輕鬆操縱的小舵桿的位置聯繫到一起——也就是一個自動反饋回路！這樣一來，舵桿就能夠指示出大舵的實際位置，並且通過這個回路，移動舵桿這個指示器，也就是在移動大舵這個實體。用計算機領域的行話來說，這就是所謂的所見即所得！
二戰時期的重型火炮的炮管，也是這麼操作的。裝著液壓油的液壓管把一個小的轉動槓桿（小舵桿）連接到炮管轉向裝置的活塞。當操炮手把槓桿移動到預計的位置時，這一小小的轉動，就會擠壓一個小活塞，使得閥門打開，釋放液壓油去頂起一個大活塞，進而擺動巨大沉重的火炮炮管。反過來，當炮管擺動的時候，它又會推動一個小活塞，而這個小活塞則會引動那個手動的槓桿。所以，當炮手試圖去轉動那個小舵桿的時候，他也會感覺到某種溫和的抗力，這種抗力，就是由他想移動的那個大舵的反饋產生的。
那時的比爾·鮑爾斯[14]還是個年輕的電子技師助手，責任是操縱海軍自動火炮。後來他通過研究控制系統來探求生物的奧秘。他這樣描述普通人通過閱讀瞭解伺服機制時可能產生的錯誤印象：
我們說話或寫作的手法，往往把整個行為伸展開來，使之看來好像是一系列截然分開事件。如果你試圖去描述火炮瞄準的伺服機制是如何工作的，你可能會這樣開頭：「假設我把炮管下壓產生了一個位差。那麼這個位差就會使伺服電動機生成一個對抗下壓的力，下壓力越大，對抗的力也就越大。」這種描述似乎足夠清晰了，但它卻根本不符合實情。如果你真的做了這個演示，你會這樣說：「假設我把炮管下壓，產生了一個位差……等一下，它卡住了。」
不，它沒有卡住。恰恰相反，它是一個優良的控制系統。當你開始向下壓的時候，作用於炮管感應位置的微小偏移，使得伺服電動機轉動炮管向上來對抗你下壓的力量。而產生一個和你的下壓力相等的抗力所需的偏移量非常之小，小到你根本看不到也感覺不到。這樣一來，炮管在你感覺中僵硬得像是被澆鑄在水泥裡面一樣。因為它重達200噸，所以讓人感覺它跟那些老式的機器一樣是不能移動的；但是，如果有人把電源切斷，炮管會立刻砸到甲板上。
伺服機制給轉向裝置添加了如此神秘巧妙的助力，以至於我們現在（採用升級版的技術）還在利用它來為船隻導航，控制飛機的副翼，或者擺弄那些處理有毒或者放射性廢料的遙控機械臂的手指。
比起其他那些純機械的自我，比如海倫的閥門、瓦特的調控裝置以及德雷貝爾的恆溫器，法爾科的伺服機制更進一步，它向我們開啟了另一種可能性的大門：人機共棲的可能性——融合兩個世界的可能性。駕駛員與伺服機制相融合。他獲得了力量，它獲得了實體。他們共同掌舵。控制與共棲——伺服機制的這兩個方面激發了現代科學中某個更富色彩的人物的靈感，讓他發現了能夠把這些控制回路聯結在一起的模式。
7.3 抽水馬桶：套套邏輯的原型[15]
為炮製更為精確的射擊表，一戰時期徵召了一批人力計算實驗室的數學家去阿伯丁試驗場，而在這批被徵召的數學家中，沒有幾個人像列兵諾伯特·維納那樣擁有遠超水準的資質。這位曾經的數學神童具有一種異端的天賦。
在古代人的眼裡，天才應該是某種被賜予而不是被創造出來的東西。但是，世紀之交的美國，卻是成功地顛覆傳統智慧的地方。諾伯特·維納的父親列奧·維納[16]到美洲來是為了創辦一個素食主義者的團體。結果他卻被另外一些非傳統的難題弄得頭疼，比如說對神的改良。1895年，身為哈佛大學的斯拉夫語教授的列奧·維納決定：他的頭生子要成為一個天才。是刻意製造的天才，不是天生的天才。
因此，諾伯特·維納肩負著很高的期望降生了。他3歲即學會閱讀，18歲獲得哈佛的博士學位。到了19歲，他開始跟隨羅素[17]學習元數學。
30歲的時候，他已經是麻省理工的數學教授和一個徹頭徹尾的怪物了。身材矮小，體魄健壯，八字腳，留著山羊鬍，還叼著一支雪茄，蹣跚而行，就像一隻聰明的鴨子。他有一項傳奇式的本領，就是在熟睡中學習。不止一個目擊證人說過這樣的事情：維納在會議進行中睡著了，然後在什麼人提到他的名字的時候突然醒來，並且對他在打盹的時候錯過的那些交談發表評論，還常常提出一些具有穿透力的見解把其他人弄得目瞪口呆。
1948年，他出版了一本為非專業人士寫的有關機器學習的哲理和可行性的書。（因為各種間接的原因）這本書最初由一個法國出版社出版，而在最初6個月中，這本書在美國印了4版，在頭十年中賣出了2.1萬冊——在當時是最暢銷的書。它的成功，可以與同年發行的以性行為為研究主題的《金賽報告》（a Kinsey Report）相提並論。《商業週刊》的記者於1949年寫下如此的評論：「從某個方面來說，維納的書和《金賽報告》類似：公眾對它的反應和書本身的內容同樣是意義重大的。」
儘管能夠理解這本書的人不多，但是維納那些發聾振聵的理念，還是進入了公眾的頭腦之中。原因就在於他為他的觀點以及他的書起了那個奇妙的、富有色彩的名字：控制論[18]。正如很多作家指出的，控制論這個詞來源於希臘文中的「舵手」——掌控船隻的人。維納在二戰時期研究過伺服系統，被它那種能夠給各種類型的轉向裝置提供輔助的神秘能力所震撼。不過，人們通常不會提及，在古希臘語中，這個詞也被用來指國家的治理者。據柏拉圖[19]說，蘇格拉底[20]曾經說過：「舵手/治理者能夠在重大的危險中拯救我們的靈魂，拯救我們的身體，拯救我們所擁有的物質財富。」這個說法，同時指向該詞的兩種不同的含義。所謂治理（對希臘人來說，指的是自我治理），就是通過對抗混亂而產生出秩序。同樣的，人也需要掌控船隻以避免沉沒。而這個希臘詞被拉丁語誤用為kubernetes之後，就派生出了governor（治理者、調控者），瓦特就用它來標記他那個起控制作用的飛球調節器。
對於說法語的人來說，這個具管理意味的詞還有更早的前身。維納所不知道的是，他並不是第一個重新賦予這個詞鮮活意義的現代科學家。在1830年左右，法國物理學家安培[21]（安培，我們用來衡量電量的那個單位安培，以及簡寫「安」，就是隨了他的名字）遵循法國大科學家的傳統做法，為人類知識設計了一個精細的分類系統。其中，安培定義了一個分支學科叫作「理解科學」[22]，而政治學是這個分支下面的一個子學科。在政治學中，在外交這個亞屬的下面，安培列入了控制論學科，即關於治理的學說。
不過，維納意念中的定義更為明確。他在那本書的標題中就顯眼地表述了這個定義：《控制論：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訊的科學》（Cybernetics: or the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隨著維納關於控制論的概略想法逐漸為後來的計算機具體化，又由後來的理論家加以補充豐富，控制論漸漸地具有了安培所說的治理的意味，不過除去了政治的意味。
維納的書所產生的效果，就是使反饋的觀念幾乎滲透了技術文化的各個方面。儘管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這個核心觀念不僅老舊而且平常，但維納給它安上了腿腳，把它公理化：逼真的自我控制不過是一項簡單的技術活兒。當反饋控制的觀念跟電子電路的靈活性完美組合之後，它們就結合成一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工具。就在《控制論》出版的一兩年間，電子控制電路就掀起了工業領域的一次革命。
在商品生產中使用自動控制所產生的雪崩效應，並不都是那麼明顯。在車間，自動控制不負期望，具有如前面所提及的馴服高能源的能力。同時，生產的總體速度，也因為自動控制天生的連續性得到了提高。不過，相比起自我控制回路所產生的出人意料的奇跡，即它們從粗中選精的能力，這些都是相對次要的了。
為了說明如何通過基本的回路從不精確的部件中產生出精確性，我沿用了法國作家皮埃爾·拉蒂爾[23]1956年的著作《用機器進行思考》（inking by Machinee）中提出的示例。在1948年以前，鋼鐵行業中的一代又一代技術人員想要生產出厚度統一的薄板，卻都失敗了。他們發現，影響軋鋼機軋出的鋼板厚度的因素不下六七個——比如軋輥的速度、鋼鐵的溫度以及對鋼板的牽引力。他們花費了很多年的時間不遺餘力地一項項調整，然後又花了更多的時間進行同步協調，卻沒有任何效果。控制住一個因素會不經意地影響到其他因素。減慢速度會升高溫度；降低溫度會增加拉力；增加拉力又降低了速度，等等。所有的因素都在相互影響。整個控制進程處在一個相互依賴的網絡的包圍之中。因此當軋出的鋼板太厚或者太薄的時候，要想在6個相互關聯的疑犯中追查到那個禍首，簡直就是在耗費力氣。在維納那本《控制論》提出他那睿智的通用化思想之前，問題就卡在那兒了。而書出版之後，全世界的工程師就立刻把握住了其中的關鍵思想，其後的一兩年裡，他們紛紛在各自的工廠裡安裝了電子反饋設施。
實施過程中，以一個厚薄規測量新軋出的金屬板的厚度（輸出），然後把這個信號傳送回控制拉力變量的伺服電動機上，這信號在鋼材進入軋輥之前，一直維持它對鋼材的影響。憑著這樣一個簡單的單回路，就理順了整個過程。因為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關聯的，所以只要你控制住其中一個對產品的厚度直接起作用的因素，那麼你就等於間接地控制住了所有的因素。不管出現偏差的傾向來自不平整的金屬原料、磨損的軋輥，或是不當的高溫，其影響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這個自動回路要進行調節，使最後一個變量彌補其他變量。如果有足夠的餘地（確實有）調節拉力，來彌補過厚或熱處理不當的金屬原材料以及因為軋輥混入了鐵屑而導致的偏差，那麼最終出來的將會是厚度均勻的鋼板。儘管每個因素都會干擾其他因素，但由於這種回路具有連續性和幾乎瞬間響應的特性，因此仍然可以把這些因素間的那個深不可測的關係網絡引向一個穩定的目標，即穩定的厚度。
工程師們發現的這個控制論原理是個一般性的原理：如果所有的變量都是緊密相關的，而且如果你真正能夠最大限度地控制其中的一個變量，那麼你就可以間接地控制其他所有變量。這個原理的依據是系統的整體性。正如拉蒂爾所寫的：「調節器關注的不是原因；它的工作是偵測波動並修正它。誤差可能來自某種因素，其影響迄今仍然無從知曉，又可能來自某種業已存在，而從來沒有受到過懷疑的因素。」系統怎樣、何時達成一致性，超出了人類知識範圍，更重要的是，也沒有知道的必要。
拉蒂爾說，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突破性進展——這個反饋回路——從技術上說其實頗為簡單，而且「如果以一種更為開放的心態去處理的話，它本可以提前15年或者20年就被引進來……」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其實採納這種觀念的開放的心態，20年前就已在經濟學圈子裡建立起來了。弗裡德裡克·哈耶克[24]以及具有影響力的奧地利經濟學學院派已經剖析過那種在複雜網絡中追蹤反饋路徑的企圖，結果認為這種努力屬於徒勞。他們的論證當時被稱為「計算論證」[25]。在一種指令性經濟體制中，比如當時還處在胚胎狀態的由列寧在俄羅斯建立起來的那種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是通過計算、權衡和溝通管道的控制來分配資源的。而對一個經濟體中的分佈節點間的多重反饋因素進行計算，哪怕是控制不那麼強的計算，和工程師在鋼鐵廠中追蹤那些狡猾的、相互關聯的因素一樣，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一個搖擺不定的經濟體中，要想對資源分配進行計算是不可能的。相反，哈耶克和其他的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在20世紀20年代論證說，一個單一的變量——價格——可以用來對其他所有資源分配變量進行調節。按照這種學說，人們就不用在意到底每個人需要多少塊香皂，也不用在意是不是應該為了房子或者書本去砍伐樹木。這些計算是並行的，是在行進中進行的，是由下而上、脫離了人的控制、由相互聯結的網絡自主自發的。秩序會自發形成。
這種自動控制（或者人類控制缺失）的結果，就是工程師們始終繃緊的神經終於可以放鬆下來，不再操心原材料的規格統一、工序的完美調節。於是他們可以使用不完美的原料和不精準的工序開工了。讓自動化流程所具有的自我修正的特性去進行最優化、從而只放行高質量的產品吧。或者，投入品質劃一的原料，將反饋回路設置到一個更高的質量水準，給下一道工序提供精度更高的精品。同一理念也可以上溯運用到原材料供應商那裡，他們也可以使用類似的自動回路來挑選更高品質的產品。如果這一理念貫通了整個產業鏈的上下游，那麼自動化的自我就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一部品質管理機器，而原來總是操持要提高精度的人類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從物質中獲得了。
以利·惠特尼[26]的可互換的標準件以及福特的流水線理念的引入，已經讓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這些改進需要大規模地更新設備、投入資金，而且也不是處處都適用。另一方面，家用的自動電路——這種價格便宜得可疑的輔助設施，卻能夠被移植到幾乎所有業有專屬的機器上。就好像一隻醜小鴨，經過印製，一下就變成了優雅的鵝，而且還下金蛋。
不過，不是每一種自動電路都能產生比爾·鮑爾斯的炮管所擁有的鐵定會產生的即時性。在一個串接的回路串中，每增加一個回路，都加大了一種可能：即在這個變得更大的回路中漫遊的信號，當回到其起點的時候，卻發現事情早在它還在回路中遊蕩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那些環境快速變動中的大型網絡，遍歷整個線路所需的那幾分之一秒，都可能要大於環境發生變化所需要的時間。而作為回應，最後一個節點傾向於發出更大的修正作為補償。可是，這樣一種補償性的指令，同樣會因為所需穿越的節點太多而被延遲，於是它抵達時也錯過了移動標記，就又產生了一個無緣無故的修正。這就跟新手開車總是開出之字形道理一樣，因為每次對方向的修正，總是會矯枉過正，超過上一次的過度反應。這種情況會一直延續下去，直到新手學會收緊整個反饋回路，讓它作出更小、更快的反應，否則他一定會不由自主地（徒勞地）在高速路上改變方向尋找中線。這也是簡單的自動線路為什麼會消亡的原因。它往往會進入「大擺」或者「頻跳」的狀態，也就是說，神經質地從一個過度反應擺盪到下一個過度反應，努力尋求安穩。對付這種過度補償的傾向，辦法有一千種，每個辦法都有上千種已經發明出來的更先進的電路實現。在過去的40年間，控制理論學位的工程師們寫了裝滿一個書架又一個書架的論文來交流剛剛發現的震盪反饋問題的最新解決方案。幸運的是，反饋回路是可以被整合進有用的配置之中的。
讓我們以抽水馬桶這個控制裝置原型機為例。給它安上一個把手，我們就可以調節水箱中水線的高度。而水箱中的自我調節機制會隨之把水調節到我們所設定的高度。向下扳，自我調節機制就會保持在一個滿意的低水平，往上扳，它就會放水進來達到一個高水位。（現代的抽水馬桶上還真有這種把手。）現在讓我們走得更遠一點，再加上一個自我調節的回路來扳動把手。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連這一部分的活都放手不做了。這第二個回路的工作，是為第一個回路尋找目標。這麼說吧，第二個機制在感受到進水管的水壓，就會移動把手，如果水壓高，就給水箱定一個高水位，如果水壓低，就給它定一個低水位。
第二個回路控制著第一個回路的波動範圍，而第一個回路則控制著水。從抽像的意義上來說，第二個回路給出的是一種二級控制：對控制的控制，或者說，元控制。而有了這個元控制，我們這個新出爐的二級馬桶的行為方式就是「有目的的」。它可以依據目標的變化進行調整。儘管為第一個線路進行目標設定的第二線路也同樣是機械的東西，但整個機制本身確實在選擇自己的目標的事實，使這個元回路獲得了某種生物的感覺。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反饋回路，卻可以在一種無窮無盡的整合過程中縫合在一起、永遠共同地工作下去，直到形成一個由各種具有最不可思議的複雜性和錯綜複雜的子目標構成的塔。這些回路塔會不斷地給我們帶來詫異，因為沿著它們流轉的信號，會無可避免地相互交叉自己的路徑。A引發B，B引發C，C又引發A。以一種直白的悖論形式來說：A既是原因，又是結果。控制論專家海因茨·馮·福斯特把這種難以捉摸的循環稱為「循環因果」（circular causality）。早期人工智能權威沃倫·麥克洛克[27]把它稱為「非傳遞性優先」[28]，意思是說，優先級的排序上會像小孩子玩的石頭——剪刀——布那樣無休止地以一種自我參照的方式自我交叉：布能包石頭，石頭能崩壞剪刀、剪刀能裁剪布，循環不已。而黑客們則把這種情況稱之為遞歸循環。不管這個謎一樣的東西到底叫作什麼，它都給了傳承3000年的邏輯哲學以猛然一擊。它動搖了傳統的一切。如果有什麼東西既是因又是果的話，那麼所謂的理性，豈非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唾手可得之物？
7.4 自我能動派
複雜電路常常具有奇怪的反直覺行為，其根源正是在那些套疊起來且首尾相接的回路所具備的復合邏輯。精心設計的電路看似能夠可靠、合理地運行，然而突然之間，它們就踩著自己的鼓點，毫無預兆地轉向了。人們付給電子工程師們高額的工資，就是讓他們去解決所有回路中的橫向因果關係。然而，對於機器人這種程度的複雜性來說，電路的異常表現是無法消除的。如果把這一切都簡化到其最簡形式，即反饋回路的話，循環因果正是那無處不在的矛盾。
自我從何而來？控制論給出了這樣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答案：它是從它自己那裡湧現出來的。而且沒有別的法子。進化生物學家布賴恩·古德溫[29]告訴記者羅傑·盧因[30]：「有機體既是它自己的因也是它自己的果，既是它自己固有的秩序和組織的因，也是其固有秩序和組織的果。自然選擇並不是有機體的因。基因也不是有機體的因。有機體的因不存在。有機體是自我能動派。」因此，自我實際上是一種自謀劃的形式。它冒出來是為了超越它自己，就好像一條長蛇吃掉自己的尾巴，變成了烏洛波洛斯銜尾蛇[31]——那個神秘的圓環。
按照榮格[32]的說法，銜尾蛇是人類靈魂在永恆概念上的最經典的投影之一。這個咬著自己的尾巴的蛇所形成的環，最初是作為藝術裝飾出現在埃及雕塑中。而榮格則發展出一套觀點，認為那些在夢中造訪人類的近乎混沌的形形色色的意象，容易被吸附在穩定節點上，形成重要且普適的圖像。如果用現代術語來作比的話，這跟互連的複雜系統很容易在「吸引子」上安頓下來的情形非常相像。而一大堆這樣具有吸引力、奇異的節點，就形成了藝術、文學以及某些類型的療法的視覺詞彙。在那些最持久的吸引子當中，一個早期的圖式就是「吞食自己尾巴的東西」，往往用圖像簡單地表示為一個在吞噬自己尾巴的蛇狀龍所形成的完美圓環。
銜尾蛇的循環回路顯然是一個反饋概念的象徵，我難以確定到底是誰先在控制論的語境中使用它。作為真正的原型，它也許不止一次地被獨立地看作是一個反饋的象徵。我毫不懷疑，當任何一個程序員在使用GOTO START循環的時候，他腦子裡都會浮現出那副蛇吃自己尾巴的微弱圖像。
蛇是線性的，但當它回身咬住自己的時候，它就變成了非線性物體的原型。在經典的榮格主義框架中，咬住尾巴的銜尾蛇是對自我的一種象徵性的圖解。圓圈的完整性就是自我的自我控制，這種控制既來源於一個事物，也來源於相互競爭的部件。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反饋回路的最為平實的體現，抽水馬桶也同樣是一隻神秘的野獸——自我之獸。
榮格派學者認為，自我（self）其實應該被看成是「我（ego）的意識的誕生前的一種原始心理狀態」，也就是說，「是那種原始的曼達拉狀態[33]，而個體的我（ego）正是從這種心靈狀態中產生出來的」。所以，我們說一個帶著恆溫器的爐子有自我，並不是說它有一個我。所謂自我，只不過是一個基礎狀態，一個自動謀劃出來的形式，而假如它的複雜性允許的話，一個更為複雜的我便藉此凸顯出來。
每一個自我都是一個同義反覆：自明、自指、以自己為中心並且自己創造自己。格雷戈裡·貝特森說，一個活系統就是一個「緩慢地進行自我復原的同義反覆」。他的意思是說，如果系統受到干擾或者干涉，它的自我就會「朝向同義反覆尋求解決」——沉降到它的基礎自指狀態，它那個「必要的矛盾」中。
每一個自我，都是一場試圖證明自己特性的論爭。恆溫系統的自我內部總是在爭論到底該調高還是調低爐子溫度。海倫的閥門系統則會不間斷地就它所能執行的唯一的、孤立的動作進行爭論：應不應該移動那個浮子？
一個系統，就是任何一種能夠自說自話的東西。而所有的有生命的系統以及有機體，最後都必然精簡為一組調節器，即化學路徑和神經回路，其間總是進行著如此愚蠢的對話：「我要，我要，我要要要；不行，不行，你不能要。」
把各種自我播種到我們構建的世界，就給控制機制提供了一個家，讓它們在那裡滴注、蓄積、滿溢和迸發。自動控制的出現分成三個階段，也已經在人類文化中孵化出三個幾乎是形而上學的改變。控制領域的每個體制，都是靠逐漸深化的反饋和信息流推進的。
由蒸汽機所引發的能量控制是第一階段。能量一旦受到控制，它就達到了一種「自由」。我們釋放的能量再多，它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生活。同時，由於我們達成某一目標所需要的卡路里（能量）越來越少，我們那些最為重大的技術成果，也不再朝向對強有力的能源做進一步控制。
相反，我們現在的成果是通過加大對物質的精確控制得來的。而對物質的精確控制，就是控制體制的第二階段。採用更高級的反饋機制給物質灌輸信息，就像計算機芯片的功用那樣，使物質變得更為有力，漸漸地就能用更少的物質做出沒有信息輸入的更大數量物質相同的功。隨著那種尺寸堪比微塵的馬達的出現（1991年成功製作出了原型機），似乎任何規格的東西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製造出來。分子大小的照相機？可以，怎麼不行？房子大小的水晶？如你所願。物質已經被置於信息的掌握之下，就跟現在的能量所處的狀態一樣，方法也是同樣的簡便——只要撥動撥號盤就好。「20世紀的核心事件，就是對物質的顛覆。」技術分析家喬治·吉爾德[34]如是說。這是控制史的一個階段，一個我們身歷其中的控制的階段。從根本上說，物質——無論你想要它是什麼形狀，都已經不再是障礙。物質已經幾乎是「自由」的了。
控制革命的第三階段，是對信息本身的控制。兩個世紀之前，當把信息應用於燃煤蒸汽的時候，就播下了它的種子。從這裡到那裡，長達數英里的電路和信息回路執行著對能量和物質的控制，而這些線路和信息回路也在不經意間讓我們的環境充滿了信號、比特和字節。這個未受約束的數據狂潮達到了有害的水平。我們產出的信息，已經超過了我們能夠控制的範圍。我們所曾憧憬的更多的信息，已經成為事實。但是，所謂更多的信息，就好像是未受控制的蒸汽爆炸——除非有自我的約束，否則毫無用處。我們可以這樣改寫吉爾德的警句：「21世紀的核心事件，是對信息的顛覆。」
基因工程（控制DNA信息的信息），以及電子圖書館（管理圖書信息的信息）所需的各種工具，預示著對信息的征服。首先感受到信息控制的衝擊的，是工業和商業，這跟能量和物質控制產生的衝擊一樣，後來才會逐漸滲入到個體領域。
對能量的控制征服了自然的力量（讓我們變得肥胖）；對物質的控制帶來了可以輕易獲取的物質財富（讓我們變得貪婪）。那麼，當全面的信息控制遍地開花的時候，又會為我們帶來怎樣五味雜陳的混亂？困惑？輝煌？躁動？
沒有自我，幾乎什麼也不會發生。馬達，數以百萬計的馬達，被賦予了自我，現在正管理著各種工廠。硅基芯片，數以十億的硅基芯片，被賦予了自我，將會自我設計得更小更快來管理馬達。很快，纖細的網絡，數量無限的網絡，被賦予了自我，將會重新構思芯片，並統治所有我們讓它們統治的東西。假使我們試圖通過掌控一切的方式來利用能量、物質和信息的巨大寶藏的話，那麼必然會陷入失敗。
我們正在以所能達到的速度，盡可能快地把我們這個已經建好的世界裝備起來，指令它自我治理、自我繁衍、自我認知，並賦予它不可逆轉的自我。自動化的歷史，就是一條從人類控制到自動控制的單向通道。其結果就是從人類的自我到第二類自我的不可逆轉的轉移。
而這些第二類自我是在我們控制之外的，是失控的。文藝復興時期那些最聰慧的頭腦也未能發明出一個超越古代的海倫所發明的自我調節裝置，其關鍵原因就在於此。偉大的列奧納多·達芬奇[35]建造的是受控制的機器，而不是失控的機器。德國的技術史學家奧托·麥爾說過，啟蒙時代的工程師們本可以利用在當時就已經掌握的技術建造出某種可調節的蒸汽動力的。但是，他們沒有，因為他們沒有那種放手讓他們的造物自行其事的魄力。
另一方面，儘管古代中國人的創造從來沒有超出過指南車，卻擁有一種正確的關於控制的無念心態。聽聽老子這位神秘的學者在2600年前的《道德經》中所寫的，翻譯成最地道的現代話語就是：
智能控制體現為無控制或自由，
因此它是不折不扣的智能控制；
愚蠢的控制體現為外來的轄制，
因此它是不折不扣的愚蠢控制。
智能控制施加的是無形的影響，
愚蠢的控制以炫耀武力造勢。[36]
老子的睿智，完全可以作為21世紀飽含熱忱的硅谷創業公司的座右銘。在一個練達、超智能的時代，最智慧的控制方式將體現為控制缺失的方式。投資那些具有自我適應能力、向自己的目標進化、不受人類監管自行成長的機器，將會是下一個巨大的技術進步。要想獲得有智能的控制，唯一的辦法就是給機器自由。
至於這個世紀所剩下的那一點點時間，則是為了21世紀那個首要的心理再造工作而預留的綵排時間：放手吧，有尊嚴地放手吧。
[1] 控制飲酒量的裝置：參見周去非（1 135～1 189）的《嶺外代答》。其實這個「吸管」不是放在嘴裡吸，而是插在鼻子裡吸，即所謂「鼻飲」。
[2] 克特西比烏斯（Ktesibios）：古希臘工程師，發明家。公元前3世紀中葉生活在埃及托勒密王朝下。
[3] 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II，公元前308～前246）：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國王。他利用宗教鞏固王朝統治，將版圖擴展至敘利亞、小亞細亞和愛琴海，在位期間國勢處於全盛時期。
[4] 阿基米德（Archimedes，約公元前287～前212）：古希臘數學家、發明家，以發現阿基米德原理（即浮力原理）而著稱，在數學方面的發現有圓周率以及球體、圓柱體的表面積和體積的計算公式。
[5] 海倫（Heron，10～75）：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幾何學家和機械學家。
[6] 科內利斯·德雷貝爾（Cornelis Drebbel）：荷蘭發明家，建造了第一艘能航行的潛水船。
[7] 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1736.01.19～1819.08.19）：英國著名的發明家，是工業革命時的重要人物。他改良了蒸汽機，發明了氣壓表、汽動錘。後人為了紀念他，將功率的單位稱為瓦特。
[8] 紐科門（Newcomen）：英國工程師，蒸汽機發明人之一。他發明的常壓蒸汽機是瓦特蒸汽機的前身。
[9] 托馬斯·米德（Thomas Mead）：英國發明家，磨坊主。
[10] H.S.布萊克（H.S.Black）：貝爾實驗室的電話工程師，提出負反饋放大器。
[11] 阿伯丁試驗場：Aberdeen Proving Ground
[12] 伺服機制（servomechanism）：系指經由閉環控制方式達到一個機械系統設定的位置、速度、或加速度的系統。
[13] 萊昂·法爾科（Leon Farcot）：法國工程師。
[14] 比爾·鮑爾斯（Bill Powers）：美國感知控制論的創始人，美國西北大學教授。
[15] 套套邏輯（tautology）：又作重言式，或同義反覆。意指不管條件真假與否，始終為真的命題。例如，「要麼所有的烏鴉都是黑的，要麼不都是黑的」，再譬如「四腳動物有四隻腳」。
[16] 利奧·維納（Leo Wiener）：俄裔猶太人，語言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諾伯特·維納之父。
[17]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數學家和邏輯學家之一，同時也是活躍的政治活動家。
[18] 控制論（cybernetics）：諾伯特·維納在其所著的《控制論：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訊的科學》中創造了這個新詞來命名當時的新學科。
[19] 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臘哲學家，其哲學思想對西方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影響很大。
[20] 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臘哲學家，認為哲學在於認識自我，美德即知識；提出探求真理的辯證法。本人無著作，其學說僅見於他的學生柏拉圖和色諾芬的著作。
[21] 安培（Ampere，1775～1836）：法國物理學家，電動力學奠基人之一，制定安培定律，首創電磁學理論。
[22] 理解科學：Noologcial Science
[23] 皮埃爾·拉蒂爾（Pierre de Latil）：法國作家。
[24] 弗裡德裡克·哈耶克（Frederick Hayek）：奧地利經濟學家。
[25] 計算論證：calculation argument
[26] 以利·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美國機械工程工程師、發明家，發明軋花機，設計並生產裝配步槍用的互換零件，對工業生產有很大影響。
[27] 沃倫·麥克洛克（Warren McCulloch，1898.1 1.16～1969.09.24）：美國神經生理學家和控制論專家。
[28] 非傳遞性優先（intransitive preference）：所謂傳遞性，就是說如果A和B有關係R，B和C有關係R，那麼A和C也就關係R，「大於」就是一個有傳遞性的關係：如果A大於B，而B又大於C，那麼A大於C——「大於」這個關係經由B傳遞到C。現在的情況是A引發B，B引發C，所以如果傳遞的話，那麼應該是A引發C，但現在是C引發A，所以說不傳遞。
[29] 布賴恩·古德溫（Brian Goodwin，1931～2009）：加拿大數學家和生物學家，聖塔菲研究所的創辦者之一。2009年不幸從自行車上跌落受傷，在醫院做了手術後去世。
[30] 羅傑·盧因（Roger Lewin）：英國人類學家和科學作家，曾做過十年《科學》雜誌的新聞編輯，是倫敦經濟學院複雜性研究小組的成員之一。
[31] 銜尾蛇（Ouroboros，亦作咬尾蛇）：是一個自古代流傳至今的符號，大致形象為一條蛇（或龍）正在吞食自己的尾巴，結果形成一個圓環（有時亦會展示成扭紋形，即阿拉伯數字8的形狀），其名字涵義為「自我吞食者」。這個符號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象徵意義，而當中最廣為接受的是「無限大」、「循環」等意義。另外，銜尾蛇亦是宗教及神話中的常見符號，在煉金術中更是重要的徽記。近代，有些心理學家（如卡爾·榮格）認為，銜尾蛇其實反映了人類心理的原型。
[32] 榮格（C.G.Jung，1875～1961）：瑞士著名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他是分析心理學的始創者，是現代心理學的鼻祖之一。
[33] 曼達拉（mandala）：所謂「曼達拉」，是指在人類文化史上和人類大腦記憶體內存在著一種圖式或圖形：其外圍是一圓形圈或方形圈；其中央或作對稱的「十」字形，或作對稱的「米」字形。
[34] 喬治·吉爾德（George Gilder）：當今美國著名未來學家、經濟學家，被稱為「數字時代的三大思想家之一」。20世紀80年代，他是供應學派經濟學的代表人物，90年代，他是新經濟的鼓吹者。他為《福布斯》、《哈佛商業評論》等著名雜誌撰稿，影響較大的著作有：《企業之魂》，《財富與貧困》。
[35] 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Vinci）：意大利文藝復興中期的著名美術家、科學家和工程師，以博學多才著稱。在數學、力學、天文學、光學、植物學、動物學、人體生理學、地質學、氣象學，以及機械設計、土木建築、水利工程等方面都有不少創見或發明。
[36] 《道德經》原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為而有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