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 日常進化的革命
翻開任何一本論述進化的書，關於變化的故事俯首可拾。適應、物種形成、突變，這些術語說的都是一回事——轉變，即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變化。用進化科學教給我們的「變」之語言，我們用變動、變形、創新等詞描述著我們的歷史。「新」是我們最喜歡的詞。
不過，進化理論的書裡很少有談到穩定性的。你在這類書中找不到類似靜態平衡、固定性、穩定性或任何表示恆常的術語。儘管進化在大部分時間裡都變化不大，但老師們和教科書們卻閉口不談這種恆定。
恐龍被當作不願改變的典型，這實在有點冤。在人們腦海中，這個高大的怪物總是瞪著眼傻看著鳥一樣的生物在自己步履遲緩的腳邊飛來飛去。我們時常勸誡怯懦者：別做恐龍！不要被前進的車輪碾碎！我們告訴遲鈍者：要麼適應，要麼倒下。
當我在圖書館的在線索引中輸入「進化」這個詞時，得到了如下名單：
《中國語言的進化》，《音樂的進化》，《早期美國政黨的進化》，《技術的進化》，《太陽系的進化》。
很明顯，這些標題裡的「進化」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用法，意為隨著時間推移而遞增的變化。但是，世界上是否有什麼東西不是漸變的呢？我們周圍幾乎所有的變化都是遞增的。災難性巨變很少見，長期持續的災難性變化幾乎是聞所未聞。所有的長期變化都是進化性的嗎？
有人是這樣認為的。華盛頓進化系統協會是由180名工程及科學專家組成的充滿活力的全國協會。其憲章認為所有系統毫無例外都是進化性的，「（我們）對所要考察的系統沒有任何限制……所有我們看到的和經歷的，都是正在上演的進化過程的產物。」在研究了他們對進化的一些看法後——譬如「客觀現實的進化，企業的進化」，我忍不住問協會創始人鮑伯·克勞斯貝：「有沒有你認為不是進化的系統的？」他回答道：「我們還沒看到任何一處沒有進化的角落。」我曾努力避免在本書中使用「進化」的這個意思，即隨時間推移而遞增的變化，但我沒能完全做到。
儘管「進化」這個詞會引起混淆，但最能體現變化之意的那些詞都與有機體密切相關：成長、發育、進化、變異、學習、蛻變、適應。大自然就是一個有序變化的王國。
而迄今為止的無序變化正是技術的真實寫照。無序變化的極致是「革命」——這是一種人造之物所特有的激烈、間斷式的變化。自然界中不存在革命。
技術以革命為其常見的變化模式。從工業革命開始，伴隨而來的是其始料未及的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隨後我們又見證了一系列由科技進步引發的連續不斷的革命——電子器件、抗生素和外科手術、塑料製品、高速公路、節育，等等。現如今，每週我們都能聽到社會和技術領域發生革命的消息。基因工程和納米技術等科技的出現，意味著我們能製造任何想要的東西，也就保證了革命每天都會發生。
但我預言，這種每天發生的革命將會受到每天發生的進化的狙擊。科技革命最終將會與進化合二為一。科學和商業都在試圖掌握變化——以結構化的方式持續為自己滴注變化，以便使它穩定運轉，產生持續的微革命浪潮，而不是戲劇性的、摧枯拉朽的宏大革命。我們該如何將變化植入人造物，使其能夠既有序又自主？
進化科學不再僅為生物學家們視若珍寶，工程師們也同樣如此。人工進化在我們身邊興起；對自然進化和人工進化的研究也越來越被重視。阿爾文·托夫勒是一位未來主義者，是他首次使公眾意識到，不僅科技和文化在迅速地變化，變化本身的速率似乎也在加快。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我們必須理解這個世界。而我們對自然進化的瞭解還不夠透徹。借助近年來發明的人工自然進化以及對它的研究，我們能更好地瞭解有機界的進化，並在我們的人造世界裡更好地掌握、引入和預見變化。人工進化是生物所屬的新生物學的第二主線，也是機器所屬的新生物學的第一主線。
我們的目標是製造，比如說，製造自己會調整框架和車輪以適應行駛路況的汽車，修築能檢查自身路況並進行自我修復的道路，建造可以靈活生產並滿足每個客戶個性化需求的汽車廠，架設能察覺車流擁堵狀況並設法使擁堵最小化的高速公路系統，建設能學習協調其內部交通運輸流量的城市。這當中的每個目標都需要借助科技改變自身的能力。
然而，與其不斷地泵入少許的變化，不如將變化的本質——一種適應的精神，植入系統的內核。這個神奇的幽靈就是人工進化。往大了說，它能繁育出人工智能；往小了說，它可以促成溫和的適應。無論從哪方面說，進化都是一種機器們遠不具備的自引導力量。
後現代思維接受了「進化對未來一無所知」這一曾經令人不安的理念。畢竟，人類不可能預見到未來的一切需要，而我們還自認要比其他的物種具有更長遠的眼光呢。諷刺的是，進化比我們所想的更混沌無知：它既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向何處去。不僅對事物的將來一無所知，對它們的過去和現在也茫然一片。大自然從不知道它昨天做過什麼——它也不在乎這個。它不會記錄所謂的成功、妙招或是有用之物。我們所有的生物加在一起勉強算得上是一個歷史記錄，不過，如果沒有大智慧，我們難以揭示或解密我們的歷史。
一個普通的有機體對其下層的運作細節沒有絲毫概念。一個細胞在對自己基因的瞭解上就如同無知少女。植物和動物都是小型的製藥廠，隨便鼓搗出的生化藥劑都會使基因泰克公司[1]垂涎三尺。但是，無論是細胞、器官、個體也好，還是物種也好，都不會對這些成就追本溯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正是生命所秉持的最高哲學。
當我們把自然看作一個系統時，並不指望它有意識，而是希望它能記錄下自己的所作所為。眾所周知，生物學有一條金科玉律，叫中心法則。該法則指出，自然沒有任何簿記。更確切地說，信息由基因傳遞給肉體，但絕不可能倒推——從肉體回到基因。也即是說，自然對自己的過去是不留一絲記憶的。
18.2 繞開中心法則
假使大自然能在生物體內雙向傳遞信息的話，就可能實現以基因和基因產物之間雙向交流為前提的拉馬克進化。拉式進化，優勢巨大。當羚羊需要跑得更快以逃離獅口時，它可以利用由身體到基因的交流方式引導基因製作快腿肌肉，再把革新後的基因傳遞給後代。這樣一來，進化的過程將大大加快。
不過，拉馬克進化需要生物體能夠為其基因編製有效的索引。如果生物體遇到了嚴酷的環境——比如說海拔極高，它就會通知體內所有能影響呼吸的基因，要求它們進行調整。身體無疑能通過激素和化學反應把消息通知到各個器官。如果能精準到司職的那些基因的話，身體也能把同樣的消息傳遞給它們。然而，這正是缺失的那一步簿記活兒。身體並不記錄自己是如何解決問題的，因此也就不能確定到底是哪個基因被用來在鐵匠的肱二頭肌上給肌肉充血，或者哪個基因是用來調節呼吸和血壓的。生物體內有數百萬個基因，可以生成數十億個特徵——一個基因能生成不止一個特徵，而一個特徵也可能由不止一個基因生成。簿記和索引的複雜性將遠超過生物體本身的複雜性。
所以，與其說軀體內的信息不能向基因方向傳遞，不如說由於消息沒有確切的遞送目的，才使信息傳遞受到了阻礙。基因中沒有管理信息交通的中央管理局。基因組就是極致的分權系統——蔓生的冗余片斷，大規模並行處理，沒有主管，無人監察各個事務。
如果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又會怎麼樣呢？真正的雙向遺傳通信將引發一連串有趣的問題：這樣的機制會帶來生物學上的進步麼？拉馬克式生物學還需要些什麼？是否曾出現過通往這一機制的生物路徑？如果雙向通信是可能的，為什麼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我們能通過思想實驗勾勒出一種可行的拉馬克式生物進化學說嗎？
拉馬克式生物學十有八九需要一種高度複雜形式——一種智能，而多數生物的複雜性都達不到這個水平。在複雜性富足到可以產生智能的地方，譬如人類和人類組織，以及他們的機器人後裔，拉馬克進化不僅可能，而且先進。阿克裡和利特曼已經展示，由人類編程的計算機能運行拉馬克進化。
在最近十年裡（指1984－1994），主流生物學家已經認可了一些標新立異的生物學家鼓吹了一個世紀的言論：如果一個生物體內獲得了足夠的複雜性，它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身體將進化所需的信息教給基因。因為這種機制實際上是進化和學習的混合，因而在人工領域中最具潛力。
每個動物的軀體都有一種與生俱來且有限的能力來適應不同環境。人類能適應比目前高得多的海拔地區的生活。我們的心率、血壓和肺活量必然也一定會自我調整以適應較低的氣壓。當我們轉移到低海拔地區時，同樣的變化就顛倒過來。不過，我們能適應的海拔高度是有限的。對我們人類來說，就是在海平面以上2萬英尺。超過這個海拔，人體自我調整的能力達到極限，無法長期停留。
設想一下住在安第斯高山上的居民的生活狀況。他們從平原遷移到一個空氣稀薄之地，嚴格說來那裡不是最適合他們居住的地方。幾千年的高山生活中，他們的心肺和他們的身體為了能適應高海拔環境，不得不超負荷運轉。假如他們的村裡出生了一個「怪人」，他的身體在基因上有處理高海拔壓力的更好方式——比如說，有更好的一種血紅蛋白變體，而不是更快的心跳，那麼這個怪人就有了一種優勢。如果怪人又有了孩子，那麼這種特徵就有可能在村子裡代代相傳，因為它有利於降低心肺承受的壓力。根據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原理，這種適應高地生活的突變就開始主宰小村人群的基因庫。
乍看之下，這似乎正是經典的達爾文進化。但是，為了使達爾文進化能夠進行，生物首先必須在未得益於基因改變的條件下，在這個環境裡生活許多代。因此，是身體的適應能力使種群能夠延續到突變體出現的那一天，並借此修正自己的基因。由軀體帶頭的適應能力（肉體適應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基因吸收並化為己有。理論生物學家沃丁頓[2]稱這種轉變為「遺傳同化」（Genetic Assimilation）。控制論專家格雷戈裡·貝特森稱其為「肉體適應性」（Somatic Adaptation）。貝特森將它與社會的立法變革相比——最初的變革由人民推行，然後才被制定為法律。貝特森寫道：「明智的立法委員很少率先提出行為的新準則，他往往僅限於將那些已經成為人民行為習慣的準則確認為法律。」在技術文獻中，這種遺傳認證也被認為是鮑爾溫效應，以心理學家鮑爾溫[3]的名字命名。1896年，他首次公佈這個概念，並稱其為「進化中的新因子」。
我們再來打個高山村落的比方，這次是在喜馬拉雅山，一個名為香格里拉的山谷。那裡的居民身體能適應最高達3萬英尺的海拔高度——比安第斯山的居民高1萬英尺——不過，他們也有能力住在海平面高度上。如同安第斯山的居民一樣，這種變異經過幾代的傳遞，刻寫到這些居民的基因中。拿這兩個高山村落來比較，喜馬拉雅山人現在獲得了一付更具伸屈性、更可塑的軀體，因此從本質上說更具進化的適應能力。這似乎有點像拉馬克學說的典型實例，只不過那些能最大限度伸展脖子的長頸鹿們能夠借助它們的軀體來守護這種適應，直到自己的基因迎頭趕上。從長遠來看，只要這些長頸鹿們能保證自己的軀體適應各種極端的壓力，它們就會最終贏得競爭。
誰具有靈活的外在表現形式，誰就能獲得回報——這正是進化的精髓所在。一付能適應環境的軀體，顯然要比一付刻板僵硬的軀體更具優勢；在需要適應的時候，後者只能像等著天上掉餡餅一樣期待突變的光臨。不過，肉體的靈活性是「代價不菲」的。生物體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一樣靈活。適應一種壓力，就會削弱適應另一種壓力的能力。將適應刻寫到基因中是更有效的辦法，但那需要時間；為了達到基因上的改變，必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恆定的壓力。在一個迅速變化的環境裡，保持身體靈活可塑是首選的折衷方案。靈活的身體能夠預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嘗試出各種可能的基因改進，然後就像獵狗追蹤松雞一樣，緊緊地盯住這些改進。
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左右著身體的是行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長頸鹿必須先想要夠到高處的樹葉，之後不得不一次次地努力為之。人類則因為某種原因不得不選擇移居到海拔更高的村莊。通過行為，一個生物體能夠搜索自己的各個選項，探求自己可能獲得的適應性的空間。
沃丁頓曾說過，遺傳同化或鮑爾溫效應，實際上就是如何將後天習得的技能轉化為先天遺傳的特性。而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則是自然選擇對特性的控制。遺傳同化將進化提速了一個檔級。自然選擇是將進化的刻度盤調至最佳特性，而肉體和行為適應性則不僅提供了進化的刻度盤，還能告知應該向哪個方向轉動以及離最佳特性還有多遠。
行為適應性還通過其他方式來影響進化。自然學家已經證實，動物不斷走出自己已經適應的環境，浪跡四方，在「不屬於」它們的地方安家。郊狼悄悄地向遙遠的南方進發，嘲鳥則向遙遠的北方遷徙；然後，它們都留在了那裡。在這一過程中，適應最初源於一種模糊的意願，而基因則認同了這種適應，並為之背書。
如果將這種起源於模糊的進化應用到個體學習上，則會滑向古典拉馬克學說的危險邊緣。有一種雀科小鳥學會了用仙人掌刺去戳刺昆蟲。這種行為為小鳥開啟了一個新的窗口。通過學習這種有意的行為，它改變了自己的進化。它完全可能通過學習，即使這種可能性不大，來影響它的基因。
一些計算機專家在用到「學習」這個詞時，所指的是一種不嚴格的、控制論上的概念。格雷戈裡·貝特森把軀體的靈活性看作是一種學習。他不認為由軀體進行的搜索和由進化或思維進行的搜索有多大區別。以此解釋的話，可以說「靈活的身體學習適應壓力」。「學習」應該是在一生而非幾代中獲得的適應。計算機專家並不對行為學習和肉體學習進行區分。關鍵是，這兩種適應形式都是在個體的一生中對適應空間進行搜索。
生物體在其一生中有很大的空間重塑自己。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的羅伯特·裡德指出，生物能通過以下可塑性來回應環境的變化：
◎形態可塑性（一個生物體可能有不止一種肉體形態）
◎生理適應性（一個生物體的組織能改變其自身以適應壓力）
◎行為靈活性（一個生物體能做一些新的事情或移動到新的地方）
◎智能選擇（一個生物體能在過去經歷的基礎上做出選擇）
◎傳統引導（一個生物體能參考或吸取他人的經驗）
這裡的每一個自由度都代表一個方向，生物體可以沿著它在共同進化的環境中尋找更好的辦法重塑自己。考慮到它們是個體在一生中所獲得的適應性，並能在以後被遺傳同化，因而我們稱這五種選項為可遺傳學習的5個變種。
18.3 學習和進化之間的區別
人們在最近幾年才開始研究學習、行為、適應與進化之間那令人興奮的聯繫。絕大部分工作都是通過計算機仿真進行的。生物學家們曾經或多或少地輕視這些工作——不過情況已經今非昔比了。有一批如戴維·艾克利和邁克爾·利特曼（1990年）、傑弗裡·韓丁和史蒂文·諾蘭（1987年）這樣的研究人員已經通過仿真實驗明確無疑地揭示了會學習的生物族群是如何比那些不會學習的生物族群更快地進化的。這裡所說的學習，是指通過改變行為來不斷搜索種種可能的適應性。用艾克利和利特曼的話說：「我們發現，能夠將學習和進化融為一體的生物要比那些只學習或只進化的生物更成功，它們繁育出更有適應力的族群，並能一直存活到仿真實驗結束的時刻。」在他們的仿真實驗中，生物所進行的探索式學習實質上是一個對確定問題的隨機搜索算法。而在1991年12月舉辦的第一屆歐洲人工生命會議[4]上，另兩位研究人員帕裡西和諾爾夫提交的實驗結果顯示，由生物群自行選擇任務的自導向學習具有最佳的學習效率，生物的適應性也由此得到了加強。他們大膽斷言，行為和學習都是遺傳進化的動因之一。這一斷言將愈來愈被生物學所接受。
更進一步講，韓丁和諾蘭推測，鮑爾溫理論最有可能適用於那些特別「崎嶇」的問題。他們認為：「對那些相信進化空間中地勢起伏都有規律可循的生物學家來說……鮑爾溫效應沒什麼意義，而對那些質疑自然搜索空間有著良好結構的生物學家們來說，鮑爾溫效應就是一個重要機制，它允許生物利用其體內的適應過程大大改善其進化空間。」生物體開創了屬於其自己的可能性。
邁克爾·利特曼告訴我說，「達爾文進化的問題在於，你要有足夠的進化時間！」可是，誰能等上一百萬年呢？在將人工進化注入到製造系統的各種努力中，要加快事物的進化速度，一個辦法就是向其中加入學習。人工進化很可能需要一定的人工學習和人工智能，才能在人類可接受的時間尺度內上演。
學習加上進化，正是文化的一箋配方。通過學習和行為將信息傳遞給基因，是遺傳同化；反之，由基因將信息傳遞給學習和行為，就是文化同化。
人類歷史就是一個文化傳承的過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學習與傳授技能與生物學意義上繼承的記憶與能力是遙相呼應的。
從這點來看——這個觀念其實由來已久，由先前的人類所獲得的每一個文化進步（刀耕、火種、書寫），都為人類心智和軀體的轉變預備了「可能的空間」，從而使昔日的生物行為轉化為日後的文化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文化承擔了部分生物性的工作，人類的生物行為逐漸依賴於人類的文化行為，並更有效地支持了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孩子們從文化（祖輩的智慧）而非動物本能中每多傳承一分，就使得生物學的人類多一分機會，將這種文化代代相傳下去。
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對此做了總結：
貫穿冰河時代的、如同冰川一般緩慢而堅定的文化成長，改變了進化中的人類所面對的選擇壓力，對人類進化起著主要的指導作用。儘管細節難以回溯，但工具的完善，有組織的狩獵和採集活動，真正的家庭結構，火的發現，更重要的是，在交流和自我約束中對符號系統（語言、藝術、神話、儀式）的日漸依賴，凡此種種，都為人類創造了不得不去適應的新環境……我們不得不放棄試圖通過基因來精準、規律地控制我們行為的道路……
如果我們把文化看作是一個自組織系統——一個具有自己的日程和生存壓力的系統，那麼，人類的歷史就會顯得更有意思了。理查德·道金斯曾經表示，那些自複製的思想或文化基因體系能迅速累積自身的事務和行為。我認為對於一個文化來說，最本原的動力就是複製自身以及改變環境以有利於其傳播，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消耗人類的生物資源是文化這個自組織系統得以存續的一個途徑。而人類在一些特定的工作上也往往善假於物。書本使得人類的頭腦從長期存儲信息的負荷中解脫出來，得以去做些別的事情；而語言則把笨拙的手勢交流壓縮為省時省力的聲音。經過世代的變遷，文化會承載起越來越多的機體功能。社會生物學家威爾遜和查爾斯·拉姆斯登利用數學模型發現了他們所謂的「千年規則」。計算表明，文化進化能帶動基因的重大變化，使之在一千年內就能迎頭趕上。他們推斷，在過去千年裡人類所經歷的文化上的巨變可能會在基因上找到一些影子——儘管基因層面的變化可能是我們還無法察覺的。
威爾遜和拉姆斯登認為，基因和文化的耦合是如此緊密，以至於「基因和文化不可分離地連為一體。任何一個發生變化都將不可避免地迫使另一個也發生變化」。文化進化能塑造基因組，但也可以說基因對文化也存在必然的影響。威爾遜相信，基因變化是文化衍變的先決條件。如果基因的靈活性不足以適應文化的變遷，就無法在文化中長期生根。
文化隨我們的軀體而進化，反之亦然。沒有了文化，人類就失去了獨有的天賦。（一個不那麼恰當的證據是，我們無法把由動物養大的「狼孩」培養成有創造力的成年人。）文化和肉體融合成一種共生關係。在丹尼·希利斯的概念中，文明的人類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共生體」——文化和生物行為互惠互利、互為依存——這是一個最絕妙的共同進化的例子。如同所有的共同進化一樣，它也遵循正反饋和收益遞增的法則。
文化重塑了生物（確切地說，是讓生物重塑了自己），使之適於更進一步的文化發展。因此上，文化趨於一個自提速的過程。如同生命會繁衍出更多數量和種類的生命一樣，文化也會孕育出更多數量和種類的文化。這裡我所指的是一個強化了的過程：在文化引導下的生物，從生物本質上更適於從事生產、學習和適應等工作，而且是以文化而非生物的方式。這意味著，我們之所以擁有能創造文化的大腦，是因為文化需要並產生出這樣的大腦。也就是說，人類出現以前的物種，不管曾擁有怎樣微末的文化碎片，對於後繼者們創造出更多的文化都會有所助益。
對人體來說，這種朝向信息系統的加速進化似乎意味著生物性的萎縮。從學習和知識積累的角度看，文化是一種自組織行為，它以生物性為代價來做大自己。正如生命無情地侵入物質並將其據為己有一樣，文化也將生物性據為己有。在此我宣稱，文化修改我們的基因。
對此我沒有絲毫生物學上的證據。我從史蒂文·傑·古爾德[5]等人那裡聽過一種說法：「人類自兩萬五千年前的克魯馬努人[6]以來就沒有發生任何形態上的變化。」不過我不知道這個說法對我的主張意味著什麼，也不確定古爾德等人的聲稱到底有多準確。從另一方面說，生物退化的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棲息在全黑洞穴中的蜥蜴和老鼠據說隨時都可能喪失它們的視覺功能。在我看來，肉體只要有機會就會將它每天背負的苦差事甩掉一部分。
我想說的是，拉馬克進化的優勢是如此顯著，以至於大自然找到了使其發生的方式。在達爾文的語義下，我會這樣來描述它的成功：進化無時無刻不在細察這個世界，不僅僅是為了找到更適合的生物體，更是為了找到提升自身能力的途徑。它每時每刻都在尋求在適應上有所寸進。這種不間斷的自我鞭策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壓力——如同整個大洋在尋找一絲可以滲漏的縫隙一樣，迫使其提高自身的適應能力。進化搜尋著行星表面，尋找讓自己加快速度的方法，使自己更具靈活性，更具「進化性」——這並非出於它的主觀努力，而是因為不斷加速的適應性就是失控了的軌道，它行駛其上，身不由己。它搜索著，力圖找尋拉馬克進化而不自知；拉馬克進化正是那絲更加通暢、更具可進化性的縫隙。
隨著動物不斷進化出複雜行為，進化開始從達爾文枷鎖中掙脫出來。動物們能對外界刺激作出反應，能夠做出選擇，還能夠遷徙到新環境和適應環境的變化，這些都為準拉馬克進化創造了條件。而隨著人腦的進化，人類創造了文化，文化又催生了真正具備獲得性遺傳的拉馬克進化。
達爾文進化作為一個學習過程不僅緩慢，用馬文·明斯基的話來說，而且「愚鈍」。當最原始的腦組織誕生時，進化發現，引入主動學習可以加快進化的步伐。而當人類的大腦誕生後，進化終於找到了預見並引導自身進程所需的複雜性。
18.4 進化的進化
進化是一種有組織地變化的架構。不僅如此，進化是一種自身求變、自行重組的有組織變化的架構。
地球上的進化已經經歷了40億年漫長的結構變化，未來會有更長的路要走。進化的進化可以歸結為以下一系列歷史進程：
◎系統自發
◎複製
◎遺傳控制
◎肉體可塑性
◎彌母文化
◎自我導向的進化
在地球的早期歲月中，在尚無任何生命可進化之前，進化更偏心於那些穩定的事物。（這裡暗含一個循環論證的邏輯，因為在太初時期，穩定即意味著生存。）
進化可以更長久地作用於那些穩定的事物，因而，穩定通過進化產生進一步的穩定。從沃爾特·方塔納[7]和斯圖亞特·考夫曼的工作（參見第20章）我們得知，能夠催化出自身產物的簡單化合物可以通過簡明的化學過程形成某種自持的化學反應環。因此，進化的第一步就是進化出能夠自我生成複雜性的母體，為進化提供可作用於其上的持久種群。
進化的下一步是進化出自複製的穩定性。自複製為錯誤和變異提供了可能。由此，進化進化出自然選擇，並釋放出其強大的搜索功能。
接下來，遺傳機制從倖存機制中分離出來，進化進化出同時具有基因型和表現型的對偶系統。通過將巨大的可能形式之庫壓縮到緻密的基因中，進化進入到一個廣袤的運行空間。
隨著進化進化出更複雜的軀體和行為，軀體得以重塑自身，動物得以選擇自己的生死之門。這些選擇打開了軀體「學習」的空間，使進化得以繼續進化。
學習加快了下一個步驟，那就是人腦這台複雜的符號學習機的進化。人類的思考進化出文化和彌母型（即觀念）進化。進化也因而能通過新的龐大的可能形式之庫，以自覺和「更聰明」的方式加快自身的進化速度。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
只有上帝才知道進化下一步會走向哪裡。人類所締造的人工進化是否會成為進化的下一個舞台？顯而易見的是，進化遲早會觸及到自我導向這個進程。在自我導向下，進化自行選擇向哪裡進化。這已經不是生物學家所討論的範疇了。
我傾向於將這段歷史重述如下：進化曾經並且將會繼續探索可能進化之空間。正如可能圖畫之空間、可能生物形式之空間以及可能計算之空間一樣，還存在一個探索空間的可能方法之空間，我們並不知道這個空間到底有多大。而這個元進化，或者以超級進化、深度進化、乃至終極進化名之，逡巡於所有可能的進化遊戲中，搜索著所有可能的進化。
生物體、彌母、生物群系，凡此種種，都只是進化用以維持其進化的工具。進化真正想要的，也即它去往的目的地，是揭示（或創造）某種機制，能以最快的速度揭示（或創造）宇宙中可能的形式、事物、觀念、進程。其最終目的不僅要創造形式、事物和思想，而且要創造用以發現或創造新事物的新方法。超級進化通過從無到有、分階段的策略，不斷地擴大自己所及的範圍，不斷地創造可供探索的新領域，不斷地尋找更好、更具創造力的方法去創造，從而最終實現這一目的。
這聽起來有些饒舌，好像在說羅圈話。但我找不到不那麼繞口的說法。或許可以這麼說：進化的工作就是通過創造所有可能的可能性籍以棲身的空間來創造所有可能的可能性。
18.5 進化解釋一切
進化的理念是如此強大且具有普適意義，似乎萬事萬物背後都有它的影子。傳奇的考古學家德日進曾寫道：
進化乃理論乎？體繫乎？抑或假說乎？未及其萬一也。概凡理論、假說、體系，皆須以進化為基本之原則，方可成其為真。進化乃普照世間之光明，指引萬物之航標。是為進化。
然而，進化這種解釋一切的作用使其蒙上了一層宗教的陰影。華盛頓進化系統協會的鮑伯·克勞斯貝就曾毫無顧忌地說道：「凡是人們看見上帝之手的地方，我們都能看見進化。」
進化與宗教有許多貌似之處。進化的理論框架是自包容的、豐富的，幾乎是不證自明、不容爭辯的。各種小型的地方性協會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並且每月定期聚會，就如克勞斯貝的大型協會那樣。作家瑪麗·密德格雷在其短小精悍的著作《作為宗教的進化》（Evolution as a Religion）中，以這樣四句話作為開場白：「進化不僅是理論科學中的一潭死水。它還是——也不得不是，關於人類起源的一個至強傳說。任何故事都一定有其象徵意義。我們大概是第一個弱化這種意義的文化。」
她並非要質疑進化理論的真實性，她所反對的是罔顧進化的邏輯性而空談這個強大的理論對我們人類所做的一切。
我深信，從長遠來看，正是這未經實證的進化——不管它從何而來，往哪裡去，在塑造著我們的未來。我毫不懷疑，揭示深度進化的內在本質之時，也即是觸動我們靈魂之日。
[1] 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美國生物製藥業的巨頭。
[2] 沃丁頓（C.H.Waddington，1905～1975）：英國發育生物學家、古生物學家、遺傳學家、胚胎學家和哲學家，系統生物學的奠基人。他興趣廣泛，包括詩歌和繪畫，並帶有左翼政治傾向。
[3] 鮑爾溫（J.M.Baldwin，1861～1934）：美國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系的創辦者，對早期心理學、精神病學和進化論都有所貢獻。
[4] 第一屆歐洲人工生命會議：First European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Life
[5] 史蒂文·傑·古爾德（Steven Jay Gould，1941～2002）：美國古生物學者、進化生物學家、科學史學者，也是其同時代最有影響力的科普作家。
[6] 克魯馬努人（Cro-Magnon）：舊石器時代晚期生活在歐洲的最早的新人類，距今大約三萬五千年（凱文·凱利的數字可能有誤）。
[7] 沃爾特·方塔納（Walter Fontana）：意大利學者，畢業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生物化學專業。曾參加聖塔菲研究所工作。2004年加入哈佛大學醫學院，從事系統生物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