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肖克利和布拉頓離開期間，貝爾實驗室也在戰爭影響下不斷轉變。它成為政府、研究型大學和民營企業之間形成的三角關係的一角。正如歷史學家喬恩·格特納所說的，「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的幾年時間裡，貝爾實驗室進行了上千個來自軍方的研究項目，其中包括坦克無線電設備，為佩戴氧氣面罩的飛行員設計的通信系統，以及用於加密信息的機器等。」10 在此期間，它的員工數量也翻了一倍，總共達到9 000人。
貝爾實驗室的曼哈頓總部在這時已經無法適應它的擴張步伐，於是大部分員工都搬遷到了位於新澤西州默裡希爾的一個佔地200英畝的園區。默文·凱利和他的同事們都希望把這個新的大本營打造成大學校園的樣子，但他們不會像大學那樣將各個專業孤立地安排在不同的大樓裡面，因為他們知道創意會在人們偶然的碰面中出現。「所有大樓之間都是互相連通的，這樣就可以避免不同部門之間的地理隔閡，而且可以鼓勵員工進行自由交流和近距離接觸。」其中一位高管這樣寫道。11 這些大樓之間的走廊非常長，甚至超過了兩個橄欖球場的長度，這種設計是為了增加擁有不同才能和專長的員工碰面的機會。70年後，史蒂夫·喬布斯在設計蘋果公司新總部的時候也沿用了這種想法。任何一個在貝爾實驗室走動的人都有可能遇到新鮮的想法，然後像太陽能電池一樣吸收它們。特立獨行的信息論研究者克勞德·香農有時也會流連於這些紅色水磨石長廊之間，他會騎著自己的獨輪車，一邊在空中拋接三個小球，一邊向身邊經過的同事點頭示意。[3] 這種名副其實的「手忙腳亂」的表演常常會在過道上引起一陣騷亂。
1941年11月，在離開曼哈頓的貝爾實驗室參加戰時服役之前，布拉頓在一本編號為18 184的筆記本上寫下了最後一條記錄。經過了將近四年之後，他在默裡希爾的新建實驗室裡拿起了同一本筆記本，並在上面重新開始了一條記錄：「戰爭已經結束。」凱利把他和肖克利分配到一個研究小組工作，這個小組的目標是「將固體物理學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工作統一起來」。也就是說，他們要繼續完成在戰爭之前遺留下來的任務：利用半導體製作出真空管的替代品。12
凱利為這個固體物理研究小組擬定了一份人員名單。在看到這份名單之後，布拉頓為這個團隊的全部成員都是精英人物而感到驚訝。「天啊！這個小組裡面竟然沒有一個笨蛋。」他記得自己曾經這樣說過：「可能我是這些人裡面最笨的那個了。」他後來還表示：「那也許是有史以來最優秀的研究團隊之一。」13
雖然肖克利是這個小組的首席理論家，但由於他的職責是管理整個小組的工作（他在另外一個樓層辦公），所以他們決定邀請另外一位理論家加入這個小組。他們的人選是約翰·巴丁，一位言語溫和的量子理論專家。小時候的巴丁是一個連續跳過三個年級的天才少年，他的博士論文是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的指導之下完成的。在海軍軍械實驗室服役期間，他還與愛因斯坦一起討論過魚雷的設計。作為世界上最優秀的量子理論專家之一，他能夠利用量子理論理解材料的導電性，而且根據同事們的說法，「他確實能夠游刃有餘地與實驗家和理論家進行協作」。14 因為巴丁在剛加入的時候沒有自己的獨立辦公室，所以他決定先在布拉頓的實驗室裡面辦公。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這種近距離的交流再次為創新提供了動力。這對理論家和實驗家的組合可以坐在一起，面對面地進行長時間的頭腦風暴。
與健談的布拉頓相比，巴丁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因此他的外號是「低語的約翰」。人們不得不探身過去才能聽清楚他的喃喃自語，不過他們知道這樣做也是值得的。他還是一個冷靜而謹慎的人，這點跟肖克利很不一樣，後者做事總是雷厲風行，而且會滔滔不絕地講出自己的理論和主張。
他們的想法來自相互之間的交流。「實驗家和理論家之間的緊密協作貫穿了研究的各個階段，從實驗的構思一直到實驗結果的分析都是如此。」巴丁如是說。15 他們幾乎每天都會進行沒有事先準備的會議（通常由肖克利主持），他們會在這些會議上互相補充各自的觀點。「我們會突然聚在一起討論重要的實驗步驟，」布拉頓說道，「我們很多人的想法都是在這種小組討論中產生的，一個人所說的內容會引出另外一個人的想法。」16
後來這些會議被他們稱為「黑板會議」或者「粉筆討論」，因為肖克利會在手上拿著一支粉筆，站在黑板前面寫下大家的想法。急性子的布拉頓會在房間後面來回踱步，然後大聲喊出自己對肖克利的觀點不認同的地方，有時甚至會用一美元打賭這些想法是不可行的。肖克利可不喜歡打賭輸錢。「在看到他拿出10個一角硬幣還給我的時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氣得不輕。」布拉頓回憶道。17 他們之間的交流會一直延伸到社交活動當中。他們經常一起打高爾夫球，一起在一家叫作「Snuffy』s」的餐廳喝酒，還會帶上他們各自的伴侶參加橋牌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