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季，政治動盪席捲了包括布拉格和芝加哥在內的世界許多地區，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拉裡·羅伯茨展開了接口報文處理機項目的招標。他向相關公司發送了招標文件，讓它們來製造準備發給各研究中心，作為阿帕網路由器（即接口報文處理機）的小型電腦。他在計劃中融合了保羅·巴蘭和唐納德·戴維斯的分組交換概念，韋斯·克拉克提出的標準化IMP建議，J·C·R·利克萊德、萊斯·歐內斯特（Les Earnest）和倫納德·克蘭羅克的理論洞見，還有許多其他發明家的貢獻。
在140家接到招標書的公司中，只有12家決定投標。比方說，IBM就沒有參與投標。該公司擔心沒法以合理的價格生產出IMP。羅伯茨在加州蒙特雷召開了一個委員會會議來評估各公司提交的標書，合規官阿爾·布盧把每份標書和量尺放在一起拍了照片，以顯示它們的厚度。
由萬尼瓦爾·布什等人共同創建，位於波士頓地區的大型國防承包商雷神一度在投標戰中走在前列，甚至進入了與羅伯茨進行價格談判的階段。但後來鮑勃·泰勒插手進來，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韋斯·克拉克已經提出過這一觀點），他認為合同應該給BBN公司，因為BBN公司不像雷神那樣受煩冗的企業官僚主義束縛。泰勒回憶道：「我說，雷神的企業文化與研究型大學的文化會水火不容。」91 如克拉克所說：「鮑勃否決了委員會的決定。」羅伯茨接下去說：「雷神的投標方案很好，和BBN公司一樣有競爭力，影響我最終決定的唯一因素是，從長遠來看，BBN公司擁有一個組織更加嚴密的團隊，我認為這樣效率會更高。」92
和充滿官僚氣息的雷神不同，BBN公司有一群行動敏捷、才華橫溢的工程師，由弗蘭克·哈特（Frank Heart）和羅伯特·卡恩（Robert Kahn）這兩位來自麻省理工的難民後裔領導。93 BBN公司的工程師們對羅伯茨的方案進行了改進，他們規定，當數據包從一個IMP傳送至下一個IMP時，發送方IMP應將這些數據包的信息存儲起來，直到獲得接收方IMP的確認為止，如果沒能立即收到確認，發送方IMP會重新發送信息。這成為確保網絡可靠性的一項關鍵因素。在網絡建設的每一步中，設計都因集體創造力而變得更加完善。
聖誕節前夕，羅伯茨出乎許多人意料地宣佈，ARPA選擇BBN公司而非雷神作為承包商。參議員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按慣例向接獲大型聯邦項目的選民發去一封賀電。在賀電中，他祝賀BBN公司中標「互信報文處理機」（Interfaith Message Processor）項目，從某種程度上說，「互信報文處理機」不失為對接口報文處理機普世角色的一種恰如其分的描述。94
羅伯茨選擇了四個研究中心來部署阿帕網的首批節點，它們分別是：萊恩·克蘭羅克供職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富有遠見的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供職的斯坦福研究所，伊萬·薩瑟蘭任教的猶他大學以及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羅伯茨給他們佈置了一項任務，要求他們想辦法把大型「主」計算機和發給他們的標準IMP連接起來。而這些中心的研究人員和一般的資深教授一樣，都是招了一批雜七雜八的研究生來做這項工作。
這支年輕的工作組成員聚集在聖巴巴拉，研究如何推進項目。他們發現了一個即使在數字社交網絡時代也一樣千真萬確的事實，這就是：人與人面對面互動既有用又有趣。當年讀研究生的斯蒂芬·克羅克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究小組成員，他會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兼同事文特·瑟夫一起驅車參加會議，他回憶說：「那兒有一種類似雞尾酒派對的氛圍，你會發現大家彼此相處得非常融洽。」於是他們決定定期碰頭，場地則輪換安排。
待人恭敬有禮的克羅克總是滿面笑容，以他的個性，在堪稱數字時代典型協作過程的阿帕網項目中擔任協調者是再合適不過了。和克蘭羅克不同，克羅克極少使用「我」這個代詞；他更感興趣的是讓人們共享榮譽，而不是去攫取榮譽。克羅克能敏銳地意識到他人的需要，這就賦予他一種直覺，讓他知道怎樣在不讓控制或權力集中化的前提下協調一個組織，這種管理方式十分適合他們正試圖創建的網絡模型。
幾個月過去了，這些研究生一邊繼續開會和交換思想，一邊在等待某個大權在握的官員來視察工作，給他們下達進軍指令。他們以為來自東海岸的掌權者有一天會帶著刻有規則、規章和協議的石匾出現在他們面前，而他們這些計算機主機站的小管理員得照章辦事。克羅克回憶說：「我們不過是一群自封為管理者的研究生，我確信有一群來自華盛頓或劍橋的權威人物或長者隨時會來視察，告訴我們規則是什麼。」但這時已經進入了新的時代。網絡應該是分佈式的，網絡之上的權力體系也一樣。網絡的發明和規則應該取決於用戶，相關過程應該是開放的。儘管政府投資網絡項目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輔助軍隊指揮控制系統，但這一目的卻是通過反對集中指揮和控制來實現的。上校們已經把權力讓渡給了黑客和學者。
於是，1967年4月，在猶他州開完一場特別精彩的會議之後，這群把自己的團隊命名為「網絡工作組」的研究生決定把一些已有的設想寫下來。95 大家推選克羅克來承擔執筆任務（彬彬有禮、為人實誠的克羅克能以魅力服人，讓一群黑客達成共識）。克羅克渴望找到一種不顯冒昧的方式。他說：「我意識到，單是記錄我們討論的問題就可以被視為一種權力推定之舉，有人也許會過來，衝我們大吼——也許是來自東海岸的某個長者。」由於克羅克總是先人後己，他只好經常熬夜工作。他說：「我和我的女友以及她和前任生的小嬰兒一起住在她父母家裡。晚上唯一一個不會打攪別人的工作場所就是浴室，我會光著身子站在浴室裡，寫下筆記。」96
克羅克意識到，他需要為這一系列建議和實踐取個不張揚的名字。他說：「為了強調非正式的本質，我想出了這個餿主意，就是把它們一律稱為『RFC』（Request for Comments，徵求修正意見書）——而不管它們是否真的是某種請求。」這是一個在互聯網時代鼓勵合作的完美詞組——友好，不獨斷專行，富有包容性，而且體現出人人平等的精神。克羅克40年後寫道：「那時候我們刻意避免專利和其他條條框框，這也許對網絡的發展有所助益，由於沒有任何控制網絡協議的經濟動機，大家達成共識要簡單得多。」97
最早的RFC文檔於1969年4月7日寫成，裝在老式信封裡，是通過郵政系統寄送出去的（當時還沒有電子郵件這種東西，因為他們還沒有發明網絡）。克羅克以一種熱情而隨意，不帶任何官腔的語氣宣佈任務啟動，即找出讓各家科研機構的主機連接到新網絡的方法。他寫道：「1968年夏季，來自最早的四個站點的代表舉行了幾次會晤，討論主機軟件問題。我要在這裡介紹我們達成的一些初步協議，還有我們遇到的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這裡談及的問題幾乎都沒有定論，希望大家能踴躍回應。」98 收到RFC 1的人覺得自己是參與到一種有趣的流程中，而不會感覺受到一群掌管協議的獨裁者控制。他們討論的是一個網絡，所以有必要讓所有人都參與進來。
RFC流程開創了軟件、協議和內容開源開發的先河。克羅克後來表示：「互聯網能夠實現如此驚人的發展和演進，開源文化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99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開源文化成為數字時代的協作標準。RFC 1面世30年後，文特·瑟夫又寫了一個哲學味的RFC文檔，題為「偉大的對話」，開頭是：「很久以前，在一個遙遠的網絡中……」瑟夫在描述完RFC非正式的誕生歷程後繼續寫道：「藏在RFC歷史背後的是人類組織實現協作共事的歷史。」100 這是一篇宏大的宣言，看似有誇大其詞之嫌，但實際上卻是千真萬確。
到1969年8月底，當第一台IMP運抵克蘭羅克的實驗室時，克羅克等人已經在RFC中制定了一系列有關主機連接IMP的標準。當IMP抵達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裝卸站時，有十幾個人等在那裡迎接IMP的到來，其中包括克羅克、克蘭羅克、組裡其他幾名成員，還有瑟夫和他的妻子西格麗德（Sigrid），兩人帶來了香檳。他們驚訝地看到IMP有冰箱那麼大，外殼按照軍用機器生產標準，採用了戰列艦那種灰色的鋼材。IMP被推進計算機房、接上電源，立馬就啟動起來。BBN公司任務完成得很出色，準時交付了產品，而且與預算相符。
但一台機器是無法形成網絡的。直到一個月後，當第二台IMP運達位於斯坦福大學校園邊緣的斯坦福研究所時，阿帕網才真正得以啟動和運行。10月29日，聯網已經準備就緒。啟動儀式的氣氛隨意得恰到好處。這一事件沒有幾周前阿姆斯特朗登月時的那種戲劇性，沒有人宣佈「我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也沒有5億人在電視機前觀看。在啟動儀式上，一位名叫查利·克蘭（Charley Kline）的本科生在克羅克和瑟夫的注視下戴上了用來與斯坦福研究所一名研究人員溝通的電話耳麥，鍵入登錄口令，期望能讓位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終端通過網絡與354英里之外的帕洛阿爾托的計算機相連接。他先鍵入了「L」，斯坦福研究所的人告訴他指令收到了。然後他輸入了「O」，這個指令也得到了確認。當他鍵入「G」時，系統因一個自動完成功能而出現了存儲障礙，然後陷入了癱瘓。不過，第一條報文還是通過阿帕網發送了出去，這條報文雖然沒有「猛鷹著陸」或「上帝創造了何等奇跡」等口令雄辯有力，但「Lo」（可將其視為「Lo and behold」，「你瞧」的一部分）這種樸素的表達也是十分貼切。克蘭在自己的日誌中以一種令人難忘的極簡方式記下這樣一行文字：「22：30，與斯坦福研究所實現主機對主機對話。CSK。」101
1969年是紛擾不斷的一年，當年發生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查帕奎迪克事件、反越戰示威、查爾斯·曼森殺人案、芝加哥七君子審判和阿爾塔蒙特事件等。而在1969年下半年，三大歷史性事件把這一年推向了高潮，其中每一事件都醞釀了近10年。NASA成功地把人送上了月球。硅谷的工程師們設法將可編程計算機放到了一塊叫作微處理器的芯片上。ARPA則創建了一個可連接遠程計算機的網絡，但只有第一件事（也許是其中歷史意義最弱的事件？）成為新聞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