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體現技術高手與嬉皮士的結合，並且最為熱情地鼓勵這種結合的人當屬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瘦高的布蘭德是一位狂熱的活動家，喜歡露齒微笑，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他就像一個瘦瘦長長的小精靈，降臨在各種有趣文化運動的交叉口。1995年，他為《時代》雜誌撰寫了一篇題為《一切都要歸功於嬉皮士》的文章，他在文中寫道：「反主流文化對中央集權的蔑視為整個個人電腦革命奠定了哲學基礎。」
嬉皮公社制和自由論政治主張形成了現代計算機革命的根基……我們這代人中的大多數都會譴責計算機是集權控制的化身。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後來被稱作「黑客」）對計算機抱有歡迎態度，並動手將其改造為人類解放的工具。這條道路後來成為通往未來的真正陽關大道……年輕的計算機程序員們有意識地引領文明社會中的其他人擺脫了集中化的大型計算機。12
布蘭德1938年生於伊利諾伊州羅克福德，他父親是一家廣告公司的合夥人。和許多數字行業創業者的父親一樣，布蘭德的父親業餘時間也愛搗鼓無線電。布蘭德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生物學專業（他在該校參加了陸軍儲備軍官訓練團），畢業後作為步兵軍官服役兩年，服役期間他接受了空降訓練，還做過一段時間隨軍攝影師。退役後，他在表演藝術與科技精彩交織的灣區文化圈開始了一段無憂無慮的生活，遊蕩在不同的群落之間。13
這種遊走在科技與創意邊緣的生活讓布蘭德毫無懸念地成為LSD的早期嘗試者。1962年，他在斯坦福附近第一次在「偽臨床」環境下接觸到這種毒品，之後他就成了凱西的「快樂搗蛋鬼」聚會上的常客。他還在一個名叫USCO的多媒體藝術共同體擔任攝影師、技術員和製作人，USCO會在組織的活動中融入迷幻搖滾、科技魔術、霓虹燈和投影圖像等元素，還會讓觀眾參加表演。此外，他們偶爾會邀請馬歇爾·麥克盧漢、迪克·阿爾珀特（Dick Alpert）和其他新時代先知來發表講話。該組織在一份推廣資料上稱其「將神秘主義和科技風潮結合起來，以此作為內省和交流的基礎」，這段話完全可以作為科技唯靈論者（technospiritualists）的信條。科技是一種表達工具，能夠拓展創造力，而且像迷幻劑和搖滾樂一樣具有反叛精神。
在布蘭德看來，20世紀60年代的反戰標語「還權於民」到了新左派政治活動家那兒就淪為一句空洞的口號，但計算機卻能讓個人真正擁有獲得權力的機會。他後來說：「還權於民是個浪漫的謊言。而計算機在改造社會方面發揮的作用要大於政治。」14 1972年，布蘭德在參觀斯坦福人工智能實驗室後為《滾石》（Rolling Stone ）雜誌撰寫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稱：「這是『快樂搗蛋鬼』的迷幻劑試驗後我見到的最熱鬧的場面。」他意識到，這種反主流文化和網絡文化的結合將造就一場數字革命。他寫道，「創建計算機科學的怪人」會從「有錢、有權的機構」手中奪取權力。他還指出：「不論我們有沒有做好準備，計算機都正在走近普通人。這是好消息，也許是自迷幻劑出現以來最好的消息。」他又補充稱，這種烏托邦式的設想「與諾伯特·威納、J·C·R·利克萊德、約翰·馮·諾伊曼以及萬尼瓦爾·布什等科學先驅的浪漫幻想是一致的」。15
這一切經歷讓布蘭德成為1966年1月在舊金山港口工人音樂廳舉辦的幻游音樂節的舞台監督和技師，該音樂節是20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中影響最深遠的事件之一。在享受過迷幻劑試驗（每週都會進行，貫穿整個12月）的快感之後，布蘭德建議凱西來一場持續三天的「大餐」。這場盛宴以布蘭德自己的劇團「美國需要印第安人」（America Needs Indians）表演的節目「感官」拉開帷幕，內容包括高科技燈光秀、幻燈片投影、音樂和印第安舞蹈。接下來的表演在節目單上被描述為「天啟、有聲投影、無休止的爆炸、『奇跡國會』、液態投影和『爵士鼠』」。這僅僅是開幕當晚的節目。第二天夜晚的表演由凱西拉開帷幕。凱西幾天前在位於舊金山北灘的布蘭德家屋頂上吸毒時曾被逮捕，但隨後獲得保釋，當晚他在一個腳手架上指揮這場活動。當晚，「快樂搗蛋鬼」帶來了他們的迷幻交響樂，「老大哥和控股公司」、「感恩而死」等樂隊以及「地獄天使」摩托車幫會的成員都參加了表演。作家湯姆·沃爾夫（Tom Wolfe）曾試圖在他影響深遠的新新聞主義著作《插電迷幻劑試驗》（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中重溫科技迷幻主義的精髓：
燈光和電影畫面在音樂廳裡四處投射；五台電影投影機，還有無數檯燈光設備和干涉儀在同時運轉。滿牆都是星際科幻的海洋，大廳裡嵌滿擴音器，好似燃燒的枝形吊燈，霓虹燈迸發出耀眼的光芒，黑光燈下擺放著塗著螢光漆的物體和讓人們塗著玩的螢光漆，每個入口都有閃著紅光和黃光的街燈，還有一群身著緊身連衣褲的詭異女郎，一邊吹著哨子，一邊沿著大廳的邊緣跳躍。
最後一天晚上，他們舉辦了一場更加激情四射的科技狂歡。這天的節目單上印著一段歡躍的文字：「鑒於『電』是所有表演的共同元素，今晚我們將讓大家享受彈珠機帶來的刺激，讓今晚的節目電力四射吧，我們邀請觀眾穿上熱辣的服裝，帶上自己的電子設備（我們將提供交流電插座）。」16
的確，幻游音樂節對毒品、搖滾樂和科技的結合（迷幻劑和交流電插座）讓人感到有些聒噪。但這場音樂節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塑造個人電腦時代文化融合體的典型代表，這種融合體中包括科技、反主流文化、創業精神、電子設備、音樂、藝術和工程等諸多元素。從斯圖爾特·布蘭德到史蒂夫·喬布斯，這些元素塑造了一大批在硅谷和海特–阿什伯裡的交匯處遊走自如的創新者。文化史學家弗雷德·圖爾納寫道：「幻游音樂節標誌著斯圖爾特·布蘭德作為反主流文化事業的創立者登上了歷史舞台——但他身上也帶有強烈的技術專家風格。」17
1966年2月，在幻游音樂節舉辦一個月之後，布蘭德坐在自己舊金山北灘家中鋪滿碎石的屋頂上，享受100微克LSD帶來的快感。他凝視著地平線，品味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話：我們之所以感覺世界是扁平且無限延伸，而非小而圓的，是因為我們從未從外太空觀察過世界。在迷幻劑的作用下，他開始感覺自己與地球融為一體，並感知到地球之小以及讓其他人也領會到這一點的重要性。他回憶說：「我們應該廣為宣傳這個能撬動世界上種種問題的根本支點。一張照片——一張從太空拍攝的彩色地球照片就能完成這項任務。所有人都能從這張照片上看到地球的全貌，看到地球是個小小的、漂浮在宇宙中的星球，從此以後，所有人看待事物的視角都會發生變化。」18 他深信，從太空拍攝的地球照片能讓人更好地進行全局思考，設身處地地考慮地球上所有居民的感受，並產生一種貫通感。
他決心說服NASA來拍攝一張這樣的照片。於是，帶著從迷幻劑中汲取的另類智慧，他決定製作幾百枚小徽章，在前推特時代的人群中推廣他的理念。這些徽章上寫著：「為什麼我們還沒見到過整個地球的照片？」他的計劃簡單到有些傻，他說：「我準備了一個塗著Day-Glo螢光漆的三明治式廣告牌，廣告牌前面安裝了一個小貨架，我自己身穿白色連身衣和靴子，頭戴飾有透明心形和花朵的戲裝禮帽，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薩瑟門那兒第一次露面，以25美分的價格賣我的徽章。」結果，大學的管理人員把他趕出了校園。《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為此刊登了一篇報道，宣傳了布蘭德一個人的東征之旅。他帶著這些東西上路，走遍了全美的其他大學，最後來到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系主任看到布蘭德邊發表即興演講邊賣他的徽章時問：「這傢伙到底是誰？」在麻省理工學院當教師的彼得·布蘭德說：「他是我哥哥。」19
1967年11月，NASA響應了他們的要求。ATS–3衛星從地球上空21 000英里處拍攝了一張地球照片，這張照片成為布蘭德的下一個項目——《全球概覽》的封面圖片，這份刊物的名稱也源自這張照片。正如其名稱所示，《全球概覽》就像一份物品一覽表（或者至少是以此為偽裝），它巧妙地模糊了消費主義和公社思想的界限。這份刊物的副標題是《通往工具之路》（Access to Tools），將回歸土地的反主流文化意識與通過科技賦予人們權力的目標結合在一起。布蘭德在《全球概覽》創刊號的首頁上寫道：「一個私密、個人的權力領域正在發展——這是一種讓個人進行自我教育，尋找自己的靈感，塑造自己的環境，並與任何感興趣的人分享探險經歷的權力。《全球概覽》致力於尋找並推廣任何有助於推動這一進程的工具。」巴克敏斯特·富勒隨後寫了一首詩，這首詩的開頭是：「我能在可靠的工具和裝置中看到上帝。」《全球概覽》創刊號中介紹了諾伯特·威納的《控制論》一書和一款可編程的惠普計算器，還介紹了鹿皮夾克和串珠。《全球概覽》的深層前提是，對地球的愛和對科技的愛可以並存，嬉皮士應該與工程師追求共同的事業，還有未來應該像一場提供交流電插座的音樂節。20
布蘭德走的不是新左派政治路線，他甚至並不反對物質享受，因為他喜歡能讓人買回家的遊戲和設備。但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將當時許多文化群體團結在了一起，從嗑藥嬉皮士到工程師，再到尋求抵制對科技的集權控制的公社理想主義者，都集結在他的大旗之下。他的朋友李·費爾森施泰因說：「布蘭德通過《全球概覽》推廣了個人電腦概念。」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