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進來了，但我不知道戴安娜和莫德在哪兒。她們沒在自己的房間。」
「你去哪兒找過？」
「老闆娘的辦公室，隔壁的小教堂，街對面的酒吧。」
「噢，上帝，」弗立克慌張地說，「這兩個該死的傻瓜，她們出去了。」
「她們會去哪兒呢？」
「莫德想要去裡茲大飯店。」
魯比覺得不可思議。「她們怎麼會這麼蠢！」
「莫德就會。」
「可我覺得戴安娜比她有腦子。」
「戴安娜在戀愛，」弗立克說，「我估計莫德讓她幹什麼她就會幹什麼，她也想打動自己的情人，帶她到時髦的地方，顯擺自己瞭解各種上流世界。」
「都說愛情是盲目的。」
「眼下，得說愛情就是他媽的自殺。我簡直不敢相信，但我敢打賭她們肯定去那兒了。她們以為去找好吃好住，實際是去找死。」
「我們怎麼辦？」
「去裡茲，把她們拉回來——如果還不太晚的話。」
弗立克戴上她的假髮。魯比說：「我正納悶你的眉毛怎麼變黑了，很有效，你跟原來一點兒也不像了。」
「好吧。帶上你的槍。」
在大堂裡，雷吉娜遞給弗立克一個信封。收信人名這幾個字是戴安娜的筆跡。弗立克扯開它，見上面寫著：
我們去了好點兒的酒店。我們會在早上五點鐘與你們在火車東站見面，別擔心！
她讓魯比看了看，然後把字條扯成碎片。更讓她生氣的是她自己。她從小就瞭解戴安娜，知道她既愚蠢又不負責任。那我為什麼把她帶到這兒來？她自問道。因為我沒其他選擇，她這樣回答自己。
她們離開旅店。弗立克不打算坐地鐵，因為她知道在一些車站上有蓋世太保的檢查站，車廂裡也會遇到隨時抽查。裡茲大飯店在旺多姆廣場，從煤炭街快走半個小時能到。太陽已經落了，夜幕快速降臨。她們還必須留意時間，十一點鐘就要宵禁。
弗立克想，不知道裡茲大飯店的人多久以後才會向蓋世太保報告戴安娜和莫德的出現。他們大概馬上會發現這兩個女人不同尋常。她們的證件上寫的是在蘭斯工作的秘書——這樣的女人來裡茲幹什麼？在被佔領的法國，按說她們的穿戴還算體面，但看上去顯然不是典型的裡茲主顧——裡茲的客人們都是來自中立國家的外交官夫人，黑市商人的女伴，或者德軍軍官的家眷或情婦。飯店經理本人可能不會做什麼，尤其他要是也反對納粹的話，但蓋世太保在城裡的每個大飯店和餐館都安插了眼線，他們專門靠匯報身份可疑的陌生人獲取賞錢。這種常識細節在特別行動處的訓練中會灌輸給每個學員——但整個課程要進行三個月，戴安娜和莫德只用了兩天。
弗立克加快了腳步。
35
迪特爾幾乎精疲力竭。為了在半天之內印製、分發這一千張佈告，他又是勸說又是恐嚇，把身上的所有氣力都用盡了。他可以一直保持耐心，堅持不懈，必要時他也可以勃然動怒，大發雷霆。此外，頭一天晚上他一直沒有睡覺。他的神經發顫，頭很痛，脾氣愈發急躁。
但是，當他進入坐落在犬捨門、俯瞰布洛涅森林的公寓大樓時，立刻感到一股平和的氣息降臨在他身上。他為隆美爾做的這項工作要求他在法國北部各處旅行，所以他必須將總部設在巴黎，但弄到這麼一塊地方必須採用各種賄賂和恐嚇手段。它的確值得迪特爾這麼做。他喜歡這暗色的桃花芯木鑲板、厚重的窗簾、高高的天花板以及18世紀的餐具櫃中的銀器。他在涼爽、昏暗的公寓裡走來走去，重新認識他的那些珍愛之物：一隻羅丹雕塑的手，一張德加的粉彩畫，上面是芭蕾舞女在穿舞鞋，《基督山伯爵》的第一版珍藏本。他坐在施坦威小型三角鋼琴前，彈奏起爵士名曲《是否老實》的散漫變奏：
沒有人傾訴，只有我自己……
在戰前，公寓和大部分傢俱屬於一個來自里昂的工程師，他靠製造小型電器、吸塵器、收音機和門鈴而發跡。迪特爾是從他的鄰居，一位有錢的寡婦那裡得知這些的，她的丈夫曾是三十年代法國的法西斯黨的領導人物。她說，這個工程師是個庸俗的暴發戶，他請人選擇搭配合適的壁紙和古董，但搜羅這些精美的物件只是為了取悅他妻子的那些朋友。他後來去了美國，那兒的人全都庸俗不堪，寡婦說。她很高興這套公寓現在有一個真正欣賞它的房客。
迪特爾脫掉外套和襯衣，把臉和脖子上沾染的巴黎的污垢清洗掉。然後他穿上一件乾淨的白襯衣，在法國式的袖口插上金鏈扣，選了一條銀灰色的領帶。他一邊系領帶，一邊打開收音機。從意大利傳來的都是壞消息。播音員說，德國人在激烈奮戰，嚴守後衛。迪特爾推測羅馬最近幾天就會失守。
但意大利不是法國。
他現在要等待有人發現費利西蒂?克拉萊特。當然，他不能肯定她會經過巴黎，但除了蘭斯以外，這裡無疑是最有可能發現她的地方。不管怎樣，他也只能做這麼多了。他真希望他能把斯蒂芬妮從蘭斯帶來。不過，他需要讓她佔著杜波依斯大街上的房子。可能會有更多的盟軍特工降落地面，找上門來。重要的是巧妙地把他們引入羅網。他已留下指令，他不在的時候絕不能拷打米歇爾和鮑勒大夫，他留著他們還有別的用處。
冰箱裡有一瓶唐培裡儂香檳。他打開瓶塞，往一隻水晶高腳杯裡倒了一些。然後，帶著一種美好生活的心境，他在桌邊坐下，讀他收到的一封來信。
信是他的妻子沃特勞德寫來的。
我親愛的迪特爾：
我很遺憾我們不能在一起慶賀你的四十歲的生日。
迪特爾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他看了看卡地亞座鐘上的日期。今天是六月三日。今天他就滿四十週歲了。他又倒上一杯香檳以示慶祝。
他妻子的信封裡還裝有另外兩封信。他七歲的女兒瑪格麗特（大家都叫她茂西），給他畫了一張畫，畫上他穿著軍裝站在埃菲爾鐵塔前面。畫裡面的他比鐵塔還高：小孩子都是這麼誇大自己父親的。他的兒子魯迪十歲，寫的信更像一個大孩子，用的是藍黑色的墨水，字體精緻圓潤。
我親愛的爸爸：
我在學校裡表現很好，但裡希特博士的教室被炸毀了。幸運的是當時是在夜裡，學校裡面沒人。
迪特爾痛苦地閉上眼睛。想到自己的孩子們居住的城市挨了炸彈，讓他實在無法忍受。他詛咒著英國空軍的殺人兇手，儘管他很清楚德國的炸彈也投向英國學校的孩子們頭上。
他看著辦公桌上的電話，打算給家裡打個電話。電話恐怕很難打通，法國電話系統超載，加上軍事通話優先，私人電話可能要等好幾個小時才能接通。不過他還是決定試試。他突然十分渴望聽到他的孩子們的聲音，讓自己確信他們仍然活著。
他正要去抓電話，它卻搶先響了起來。
他拿起聽筒：「我是法蘭克少校。」
「我是黑塞中尉。」
迪特爾的脈搏快了起來。「你已經找到費利西蒂?克拉萊特了？」
「沒有，但有件事情也一樣不錯。」
36
弗立克曾來過裡茲一次，那是戰前她在巴黎上學的時候。她跟一個女友戴著帽子，臉上化了妝，還穿戴了手套長襪之類，從大門走進走出，就好像她們每天都過這種日子一樣。她們去飯店內部拱廊裡的商店轉悠，衝著那些圍巾、自來水筆和香水上標著的荒唐價格傻笑。她們坐在大廳裡，裝作在等一個遲遲不到的人，對那些進來喝茶的女人的穿著說三道四，而她們自己連一杯白水都不敢點。那些日子，弗立克省下每個便士去買法蘭西劇院的便宜票。
法國被佔領後，她聽說主人試圖盡量把飯店正常經營下去，儘管很多客房都被納粹頭目長期包租下來。她今天既沒戴手套，也沒穿長襪，但她給臉上撲了粉，時髦地歪戴著貝雷帽，她指望戰時來飯店的主顧有些也跟她一樣，不得不在裝扮上馬虎一點兒，得過且過。
在飯店外的旺多姆廣場上，停著一溜灰色的軍車和黑色的高級轎車。在大樓的正面，六面猩紅色的納粹旗子炫耀般地在微風中呼啦啦搖擺著。一個戴著高帽子、穿紅色長褲的門警懷疑地打量著弗立克和魯比，說：「你們不能進去。」
弗立克穿的是淡藍色的套裝，到處皺皺巴巴，魯比穿著一件藏藍色長衣，外加一件男式雨衣。她們穿的不是在裡茲大飯店用餐的衣服。弗立克試著模仿法國女人被下等人激怒時的傲慢樣子。她把鼻子往上一揚，問：「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