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實在是太快了
我們正在加入一個加速時代。我們社會各個層面的基礎模型大部分都是基於線性變化模型，現在都需要重新定義。得益於指數級增長所帶來的爆炸性威力，21世紀人類可取得的進步，要是按照過去的進步速度，可能需要2萬年。各種組織必須以不斷加速的步伐重新定義自己。
——雷·庫茲威爾，谷歌公司工程總監
我的另一輛車是無人駕駛的。
——硅谷一輛汽車保險槓上的車貼
現在我們已經介紹了加速時代，緊接著就要回答兩個問題：一個是簡單的問題，另一個是需要艱難思考的問題。簡單的問題就是：事物變化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需要艱難思考的問題就是：既然推動科技加速變化的力量不可能放緩，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適應？
或許，你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是的”。你不是唯一這麼想的人。埃裡克·布萊恩約弗森和安德魯·麥卡菲在《第二次機器革命》中講過一個故事：有人問荷蘭國際象棋特級大師揚·海恩·多納爾，要是他去跟電腦下棋，比如IBM的“深藍”，他會提前做什麼準備。
多納爾說：“我會帶上一把鐵錘。”
多納爾想要把軟件和人工智能領域的最新進步砸個稀巴爛。有這種想法的不止他一個人。技術進步不僅替代了藍領工人的工作崗位，而且還開始替代白領精英，甚至包括國際象棋特級大師。技術進步總是創造性毀滅，因此很多工作崗位來了又去，起起伏伏。如果馬匹可以投票，就絕對不會出現汽車。隨著技術不斷進步，我們不得不從一個平台遷移至另一個平台，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範圍也越來越廣，技術帶來的衝擊日益迅猛。
我自己深有體會。作為一名63歲的記者，我經歷了幾場巨大的變化，而且，我看到這種改變的速度越來越快。我已經準備好了，有這麼一天，我的孫輩們會問我：“爺爺，打字機是什麼呀？”
下面我要講述的是我個人經歷和感受到技術快速變革衝擊的故事。我相信很多讀者也會感同身受。
1978年春天，我獲得了牛津大學阿拉伯語和現代中東研究碩士學位。畢業之後，我被合眾國際新聞社的倫敦記者站僱傭，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倫敦的艦隊街上班。在合眾國際新聞社的倫敦記者站，我們使用桌面手動打字機和早期的文字處理器工作。很多年輕的讀者可能都不知道打字機是什麼東西。About.com網站對“打字機”的解釋是：“一台小型的、用於打字的機器，有些是手動的，有些是電動的，每按一下按鍵，該機器就能在塞入滾筒的打印紙上打下一個字母。”維基百科稱，打字機是“19世紀60年代”發明的，並且“迅速成為除個人通信之外的其他各種形式寫作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職業作家、辦公室以及商業信函領域內廣泛使用”。到20世紀80年代末，“文字處理器和個人電腦……大體上取代了……西方世界的……打字機”。
想一想：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無論是作家、企業，還是政府，都在使用打字機撰寫文稿。一個世紀相當於三代人的時間。儘管工業革命已經過去很多年了，但當時技術進步的速度就是這麼慢。當我開始記者職業生涯時，我已經處於工業革命時代的末期了，打字機的時代行將結束，信息技術革命即將到來。當然，我當時對此毫無所知。
到了20世紀晚期，技術進步的速度顯著加快。但是作為一個從工業革命時代起步的人，我首先還需要學會如何在一台打字機上快速打字！所以，在1978年被合眾國際新聞社僱傭之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倫敦報名參加了一所秘書夜校，學習速記法以及如何更熟練地使用雙手快速打字。班上的大多數同學都是正在尋找入門級秘書工作的年輕女性。
當時也沒有手機。因為這一點，我嘗到了職業生涯第一個重大教訓。這是在我加入合眾國際新聞社倫敦記者站後被派出的第一個真正的採訪任務。這個教訓就是：永遠不要讓你的競爭對手幫你拿著電話。
當時伊朗剛剛爆發伊斯蘭革命。一些支持霍梅尼的伊朗學生在倫敦佔領了伊朗駐英國大使館，驅逐了伊朗國王的外交官，把自己鎖在使館主樓內。我設法說通學生進入使館採訪，我採訪了一些學生革命分子。我已經不記得當時他們說了什麼，但我很興奮，拿著記得滿滿的筆記本衝向使館旁邊的電話亭，給辦公室打電話。那是一個經典的英式紅色電話亭。當時有六七個記者正在排隊，都在等著用電話報告他們瞭解到的情況，他們都是艦隊街久經沙場的老兵。我耐心地等了20分鐘，終於輪到我了。我鑽進電話亭，激動地對編輯講述我從使館內部的伊朗學生那裡看到和聽到的情況，來回翻看我的筆記本，以確保沒有遺漏任何細節。正在記錄我口述內容的編輯忽然問了我一個關於使館大樓的細節問題，我不知道答案，於是說：“等一分鐘，我去看一下。”
接著，我推開了紅色電話亭的門，並對排在我身後的那個記者說道：“幫個忙，幫我拿一下這個電話。”接著我衝出電話亭，去為編輯確認這個小細節。
我剛衝出去兩步，就聽見我身後的那個傢伙鑽進了電話亭，重重地掛上了電話聽筒，中斷了我的通話，並開始給他自己的報館打電話。只見他轉過身來，對我說了一句令我終生難忘的話：“夥計，對不起了。”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讓競爭對手為我拿過電話。
當然，在這個手機無處不在的時代，世界上也不會再有記者吸取學習這個教訓了。
1年之後，1979年，合眾國際新聞社將我派到貝魯特擔任當地記者站的二號記者。當時，黎巴嫩正處於內戰之中。那時候，我們用一台大型桌面手動式打字機寫作新聞報道，用電傳機把新聞報道發回倫敦總部。有些年紀太輕的讀者可能不知道什麼是電傳機。《韋氏字典》對電傳機的定義是：“一套通信系統，通過電話系統長距離傳送信息，並在接收端用一種名為電報打字機的特殊機器打印出來。”我們發送新聞報道的方式是：首先，在一張普通的白色打印紙上把報道的內容打印下來，雙倍行距，每次只打三段文字；接著，我們將這張印有三段文字的紙條交給一個電傳機操作員，他會以打孔的方式把文字敲進電傳紙帶，接著將這些編碼完畢的電傳紙帶塞進辦公室裡一個叮噹作響的電傳機。然後，信息從我們這裡上傳，通過全球電話電報線路，穿過大洋，最後在世界另一頭的合眾國際新聞社倫敦總部或者後來的《紐約時報》曼哈頓總部的電傳打印機上傳輸出來。
寫新聞報道的時候，每次只能寫三段話，並且不能調整段落順序、刪除或者檢查拼寫，這是一個挑戰。不信你也可以試一試！我的做法是，我會把整篇報道或新聞分析先用打字機打出來，反覆檢查、修改，然後再打一遍。一旦我對段落文字和順序感到滿意了，知道故事梗概和走向了，我會再敲第三遍。這一次每打出來三段，就交給電傳機操作員。貝魯特的電傳系統需要通過黎巴嫩郵電局中轉，郵電局就位於貝魯特中心城區，旁邊就是內戰的分界線。
1981年，我開始為《紐約時報》工作。我在紐約擔任了1年的商業新聞記者。1982年《紐約時報》又把我派回貝魯特擔任記者站站長。這一次，我帶了一台移動式打字機。我記得非常清楚，這是一台德國造的阿德勒打字機，裝在一個白色的箱子裡。阿德勒移動式手動打印機是當時能夠買到的最好的產品，可能花了我300美元。當我拿到這台機器的時候，我記得我對自己說道：“現在我就是一個真正的國際新聞記者了！”這台打字機讓我感到非常驕傲。當你敲擊鍵盤時，你能夠感受到按鍵的厚重的手感，每一個字母都敲得很穩重。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我在谷歌上搜索“阿德勒移動式打字機”，想要回憶起它的模樣，搜索結果的第三個條目抓住了我的眼球，它寫著：“稀有品種古董德國小型阿德勒移動式打印機，易趣上出售。”
原來如此！真不敢相信40年前我開始記者生涯時用來寫作的機器現在已經是“稀有品種古董”了。這聽起來像是1878年的物件。我希望能讓你們看一下我那台機器的樣子，但是可惜它已經不在了。1982年6月，巴以戰爭剛剛打響的頭幾天，它就和我在貝魯特的公寓一起被炸飛了。當時，來自黎巴嫩南部的兩股難民為了爭奪布裡斯街上我所在大樓內的空置公寓打了起來，打敗了的那一方炸毀了整座大樓。當時我司機的妻子和他的兩個女兒正在我的辦公室，不幸身亡。
1982年6月初以色列入侵時，我正在黎巴嫩南部，整個夏天我都待在貝魯特。我與《紐約時報》的約定是，我將一直待在那裡，直到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戰士們乘船從貝魯特港撤離。當時談判商定的撤離時間是1982年8月30日。我想把這兩篇長篇報道的標題當作我剪貼本的封面和封底——“以色列入侵”“阿拉法特撤離”。接著，這一天到來了。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週六早晨，我與已故的ABC新聞記者皮特·詹寧斯一道站在港口，觀看了事件的全過程：卡車運來一車車巴勒斯坦游擊隊員，他們朝天扣動卡拉什尼科夫衝鋒鎗的扳機，飛舞的彈殼如雨點般落在我們周圍。他們就這樣撤離了貝魯特，前往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前往一個未知的未來。這一幕是戲劇性的，令人心酸但同時又陽光燦爛。隨後，我前往路透社的貝魯特記者站。我在那裡有一張辦公桌，我拿出打字機，三段三段地敲著，將這一個夏天的激情和能量都傾注到故事的結尾之中。
當我寫完之後，我把它交給電傳機操作員。他以打孔的方式把文字敲進電傳紙帶，但是他還來不及把整個新聞報道發送給位於紐約市的《紐約時報》辦公室，貝魯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通信就被切斷了。那段時間，所有的通信都必須通過郵電局唯一的一台電報交換機才能發出，不知為何它突然壞掉了。我整夜坐在電傳機旁邊，等它重新恢復工作，好把故事發到紐約。但是，它再也沒有恢復。是的，孩子們，有的時候就是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沒有電話，沒有電傳機，沒有因特網，什麼都沒有。直到今天，我仍然將當時打好孔的電傳紙帶保存在我家地下室的鞋盒裡。1982年8月31日早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則關於阿拉法特撤離貝魯特的長篇特稿，結尾處的一行小字寫著“美聯社供稿”。美聯社搶在我和郵電局出問題之前把它的報道發了回去。
1984年，我結束在貝魯特的任期之後，數字信息技術革命開始漸露端倪。紐約時報社給我寄來了一個叫作“電傳電話移動終端”的機器。這是一個大約行李箱大小的文字處理機，有一塊非常小的屏幕，屏幕上方有接口可以插入一台電話，通過聲波的方式將新聞報道傳回紐約時報社位於時代廣場的第一代電腦中。離開貝魯特後，我來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裡從1984年待到了1988年。最初，我使用電傳電話移動終端工作。在那裡的最後一年，我們用上了第一台IBM桌面式電腦，可以插大號的移動式軟盤。改變的速度開始一點一點加快了。我的技術平台的改進也越來越快。
在耶路撒冷任期結束後，我來到了華盛頓記者站。從1989年開始，我擔任《紐約時報》的外交跑口記者。我曾經與時任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爾一同前往德國，近距離目睹柏林牆的倒塌和冷戰的結束。在那些旅途中，我們使用“坦迪”移動式筆記本電腦，寫作新聞報道並通過電話線進行遠距離傳輸。我們這些記者已經成為專家，可以嫻熟地把酒店房間的電話機拆開，並把電話線直接連接到我們的坦迪電腦上。那段時間出行，除了帶上記者的筆記本之外，你還要帶上一把小螺絲刀。
1992年比爾·克林頓總統上台之後，我開始擔任白宮跑口記者。當時我認識的人還沒有人擁有電子郵箱。到克林頓第二個任期結束時，幾乎所有我認識的人都有電子郵箱了。1993年到1994年，我擔任《紐約時報》的國際新聞記者。從1995年1月起，我開始擔任專欄作家。同年，1995年8月9日，一家名為網景的初創公司上市，它推出了一種被稱作因特網“瀏覽器”的產品。這個產品和之前的都不一樣，它最終將因特網、電子郵件以及萬維網都搬上電腦屏幕。網景公司上市時，每股價格是28美元，當天盤中就飆升到了74.75美元，收市時的價格停留在58.25美元，因特網的繁榮和泡沫也隨之開始。
此後，我更換計算機的速度越來越快，戴爾和蘋果的筆記本電腦和台式機輪流更換，無線接入網絡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大約在10年前，新聞行業越來越不景氣了，越來越多的報社關門，越來越多的廣告轉移到了網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移動設備上看報紙。我看著記者們從每天為印刷版的《紐約時報》寫一篇報道，到每天寫好幾篇報道以使網頁版隨時保持更新，還需要同時發推特和臉書，並編輯和解說視頻。這讓我想起了在貝魯特擔任電報服務記者的那段時光——發送突發新聞報道，發送圖片，做廣播現場直播——並且這些令人手忙腳亂的工作必須同時完成。當時，我多麼想成為一名只有一個截稿期限的新聞記者。現在的新聞記者就像當年的電報服務記者那樣，每一秒鐘都有一個截稿期限。
但是，其他各個白領行業也都像新聞記者一樣遭到了超新星的挑戰。我走到哪裡都會採訪當地的人。2013年5月的一天，我站在倫敦希斯羅機場的入境關口排隊等待移民局查驗護照。排隊的時候，我前面的人轉過身來對我說，他是我的讀者。我們進行了一番友好的交談。我問他是做什麼的。他說他的名字叫約翰·勞德，從事軟件行業。
“什麼軟件？”我問道。他說他公司的目標是盡可能地“淘汰律師”。他們的軟件應用可以讓個人在沒有律師輔助的情況下完成越來越多的法律工作。事實上，尼奧塔邏輯公司——這是他公司的名字——的網站上寫道，其目標是為“那些超過美國人口40%的、有需要但負擔不起律師費的”人服務，極大地改善他們的境遇，幫助他們接受法律建議和獲得正義。例如，當他們需要訂立遺囑或基本法律文件，甚至是在處理人生中諸如房產止贖、家庭暴力或兒童保護等關鍵事件的時候。
尼奧塔邏輯是現在被稱作“專家系統”的一類新潮軟件中的一個。它們致力於找到那些客戶有大量法律需求、律師收費提供，但實際上可以通過軟件完成的服務，類似於法律行業裡的報稅軟件“TurboCharge”。公司的網站援引了一位評論員對尼奧塔邏輯所用技術的批評：“它不能理解字裡行間的微妙含義……也不能緊握客戶的雙手並擦去他們的淚水。”對此，尼奧塔邏輯回應道：“當我們做到這一點的時候，你會在新聞上讀到的。”勞德後來對我說：“我一直對庭審律師有特殊的敬意，希望計算機算法取代他們和陪審員的那個日子要過很長一段時間才到來。”但他補充道：“這並非不可能完成的事，但目前不是尼奧塔的使命。”
突然之間，我感到慶幸：我的女兒們沒有當律師的計劃。
但是打擊接連而至，一而再、再而三地來臨。我發現自己親眼見證了一些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這提醒我那個超新星正在徹底顛覆我們的世界。2015年初，我發現自己坐在一輛無人駕駛汽車的後座，用手機相機進行拍攝和報道。當時，我正在參觀谷歌的X研發和創新實驗室，並乘坐無人駕駛的雷克薩斯RX450h型SUV汽車溜了一圈。X研發中心的兩名員工坐在前排，坐在副駕駛位置的是谷歌的一名工程師，她的腿上放了一台打開的筆記本電腦；坐在駕駛員位置上的是另一名員工，但是他的手並沒有放在方向盤上。他坐在那裡就是充當一個假人，目的是遇到紅燈停車時，讓在我們旁邊車輛的駕駛員覺得有人在開車，儘管他並沒有！我坐在後座。
我們開了出去，在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城的住宅和商業區穿行。路線是事先設定好的，車輛是自動駕駛，或者說是軟件在駕駛，即“自動模式”。5分鐘的時間裡，車輛平靜地駛過了每個路口，完美地左轉，等待行人通過，小心地超過騎行的自行車。我看著這一切，突然意識到自己也跨越了一條線，有了一種從未預料到的感覺：我覺得軟件駕駛比我自己或者任何駕駛員開車都要安全。
這是有道理的：X研發中心的網站報道，在美國的大街上，每天都要發生數千起小型交通事故，其中94%是人在犯錯，並且其中55%沒有向交警上報。到2016年，谷歌的53輛自動駕駛汽車已經行駛了超過140萬英里，只發生了17起碰撞，並且沒有一起是谷歌無人駕駛汽車的責任，也沒有發生任何人員傷亡。當然，谷歌也承認，有超過十幾次駕駛人員不得不進行干預，以避免即將發生的碰撞。（2016年2月14日，一輛谷歌自動駕駛汽車在試圖避讓路中間的一個沙袋時，以不到每小時2英里的時速與一輛公交車發生了刮蹭。按照6年的駕齡，這應該是很好的駕駛記錄了。）
我對坐在前座的谷歌工程師說，我感到非常放鬆，而她平靜地合上了筆記本電腦——它負責跟蹤車輛的一舉一動——並對我說了一句我當記者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話：
她說道：“弗裡德曼先生，這輛車沒有任何盲區。幾乎所有的事故都是其他駕駛員追尾我們，因為他們開車不小心。”
這輛車沒有盲區！我把這句話記在了我的筆記本上。
谷歌的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在我們返回X研發中心總部後也加入了我們。他為我展示了谷歌的兩人自動駕駛汽車的原始模型。它還沒有起名字，但是看起來像是在兩個輪子中間夾著一個大號的雞蛋，也有點像上山滑雪時搭乘的纜車。車裡只有兩個座位，沒有儀表盤，沒有方向盤，什麼也沒有。但是它是一輛自動駕駛汽車。
“你是怎麼知道它要去哪裡呢？”我問布林。
“你只需要在你的手機上設定程序就行了啊。”他回答道，好像這是全天下最不言而喻的事。
當然，我怎麼會連這一點都想不到呢？我用來拍攝照片、報道新聞的手機，還可以用作我下一輛車的鑰匙。為什麼不呢？突然之間，我理解了組織學顧問華倫·貝尼斯的那句著名的話，他曾經評論道：“未來的工廠只有兩個員工——一個人和一條狗。人在那裡是餵狗的。狗在那裡是看著人，不讓他碰機器的。”
接著，就連這則笑話也讓我笑不出來了。這件事變得嚴肅起來了，並且影響到了每一個人。
2015年3月7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新聞報道進行讀者測試：“這是人類寫的還是計算機寫的？現在我們閱讀的東西中相當一部分並非由人類寫就，而是由計算機算法生成，並且這樣的東西數量多得令人震驚。你能夠辨別其中的區別麼？請做接下來的測試。”
1.“據美國地質調查局報道，週一早晨，距離加利福尼亞州韋斯特伍德5英里遠的地方發生了一場4.7級的輕度地震。地震發生在太平洋時間上午6時25分，震源深度為5.0英里。”
□人類
□計算機
2.“蘋果公司2014年的假期利潤創下歷史新高。公司獲得了746億美元的收入，實現了180億美元的利潤。這個利潤比任何公司在歷史上賺的都多。”
□人類
□計算機
3.“在夢中我看到了你曼妙的背影
在夢中這背影喚醒了熟睡的清晨
那是白日我之所愛的背影
讓可怕的夜晚帶上了夢的模糊身形。”
□人類
□計算機
4.“本納為HamiltonA's—Forcini隊打了一場好球。本納3次打擊得了2分，一次送隊友上壘和一次跑壘得分。本納在第三局中完成了1次一壘安打，在第五局完成了1次二壘安打。”
□人類
□計算機
5.“基蒂很長時間不能入睡。連續兩個晚上她的神經都是緊繃的，弗洛斯基幫她溫了一杯酒讓她喝下去，但這也沒能幫助她。躺在床上，她腦海裡不停地重複那個草地上的怪異場景。”
□人類
□計算機
6.“星期二對W.羅伯茨來說棒極了，作為初級投手，他投出了一個完美的球，幫助弗吉尼亞隊在達文波特場以2:0戰勝喬治·華盛頓隊。”
□人類
□計算機
7.“我被側身平躺放在一輛美國麵包車柔軟的座位上，幾個年輕人仍然用伏特加不停地灌我，我順從地喝了，因為對於一個俄羅斯人來說，拒絕是無禮的。”
□人類
□計算機
8.“事實上，我想為你寫一些詩句
每天把這首詩推敲10億次
所以鍵入一個新的概念讓我琢磨
我一直等待，我希望你留下。”
□人類
□計算機
答案：1.計算機算法。2.人類。3.計算機詩歌應用軟件。4.計算機算法。5.計算機算法。6.計算機算法。7.人類。8.計算機詩歌應用軟件。
今天是詩人，明天就輪到專欄作家了……
2016年4月，我前往尼日爾北部的阿加德斯。這裡位於撒哈拉沙漠的中部，尼日爾環境部長阿達姆·柴弗陪同我前往。我們去那兒採訪成群結隊的移民，他們來自該地區的各個國家，從尼日爾過境前往利比亞，其中的許多人希望從利比亞繼續前往歐洲。2016年4月13日，我在尼日爾寫了一篇專欄文章，其中引用了柴弗的話。美國東部時間凌晨3時20分，文章登上了《紐約時報》網站，相當於尼日爾時間上午8時20分。當天下午我準備離開尼日爾，大約在中午1點動身前往機場。柴弗前來為我送行，我對他說：“我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裡引用了你的話。現在文章已經刊登在《紐約時報》的網站上了。”我以為我是第一個告訴他這句話的。
“我知道。”他回應道，“我的孩子正在中國學習，他們已經把文章發給我了！”所以，今天，一個尼日爾部長告訴我，他在遙遠中國上大學的孩子已經通過電子郵件，把我在尼日爾寫的專欄文章發給他了。而此時，我住在貝瑟斯達的夫人還沒有起床看到這篇文章。
接著，我就開始寫這本書。在過去兩年半為本書寫作開展研究的過程中，我必須至少2次採訪所有的主要技術專家，有時甚至3次，以確定我所寫的仍然是最新的情況。作為一個作家，這樣的經歷我之前從未有過，這就像用一個網兜去捕蝴蝶，每一次我動一下去抓它，它就振翅一飛，超出了我的範圍。
這就是我的故事：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裡，我從使用一台手動打字機以每次寫三段的方式寫新聞報道，到搭乘一輛自動駕駛汽車並用我的手機進行拍攝報道，再到閱讀由計算機算法生成的詩句，再到在尼日爾用因特網無線傳輸我的文章，第二天在中國的讀者通過電子郵件發給我的尼日爾的東道主，而我甚至來不及對他吹噓我援引了他的話，再到寫一本關於技術變化的書，但是卻總也趕不上最新的技術變化。
我現在是不是也需要一把鐵錘了？
小心裂隙
儘管有時候我也會有拿把錘子的幻想，但是這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學會適應變化的速度。這一過程會更加艱苦，並需要更多的自我激勵。這一現實顯然是今天讓全球政治動盪不安的因素之一，特別是在美國和歐洲。隨著變化的加速，在技術改變、全球化和環境壓力的飛速變化和人及管理體制對這些變化加以適應和管理的能力之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鴻溝。許多人似乎感到了失控，並迫切需要有人幫助他們理解這一切並指明方向。
他們有什麼錯呢？這麼多新鮮事物都在同時加速發生，這很容易給人一種在湍急的水流中駕駛獨木舟的感覺，被激流裹挾著前進，上下顛簸得越來越急促。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幾乎都會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動，本能地要去做一個動作、一個錯誤的動作——把槳插入水中以減速。
這麼做是沒有用的。加拿大自由式激流皮划艇隊前隊員、奧運會銅牌得主安娜·列夫斯丘說。她有超過15年的國際競賽和指導經驗。在她的博客上，她發佈了幾條如何在水流湍急的河中控制皮划艇的簡單策略，這些策略也值得我們在應付加速時代時銘記在心。
她博客文章的標題是《為什麼“將你的槳保持在水中”對於初學者來說是一則壞建議》。
你有沒有停下來考慮一下“把你的槳保持在水中”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如果你考慮過，你就絕對不會把這個方法推薦給一個激流皮划艇運動的初學者。提供這個建議的槳手和教練本意是好的，他們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是：“持續划水，從而在急流中保持你的穩定。”可是當初學者聽到“把你的槳保持在水中”，他們想到的動作就是把槳當作方向舵，靠在船尾拖在水中，使用槳葉來轉向。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動作。
為了在激流中加強穩定性，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和水流保持同樣快的速度，甚至比水流更快。每一次在水中拖著槳葉控制方向，你就喪失了一些動能，這就讓你更加容易翻船。
管理今天的世界也是同樣的道理。控制方向的唯一辦法就是努力划槳，與技術、全球化以及環境的快速變化保持相同的速度，甚至比它們更快。成功的唯一方法就是維持動態平衡，也就是阿斯托·特勒所說的騎自行車的技巧。但是，槳速與水流速度保持一致或者維持動態平衡，在政治和社會的語境下指的是什麼呢？
它指的就是除了技術領域之外的所有其他領域的創新。重新設想和設計我們社會的職場、政治、地緣政治、道德和社區，從而在這些加速發生的變化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影響時，使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時候、可以以更多的方式與這種變化保持同步，產生幫我們渡過激流的穩定性。
我們需要對職場進行創新，確定究竟在哪些方面人類可以做得比機器更好，以及如何與機器一道做得更好，並加大在此方面的人力資源培訓。我們需要對地緣政治進行創新，弄清楚該怎樣集體管理好這個世界。個人的力量、機器的力量、流動的力量以及眾人之力正在壓垮脆弱的國家，賦予破壞者超強的能力並使強國承受壓力。我們需要對政治進行創新，調整我們傳統的、作為對工業革命、新政和冷戰的回應而誕生的左右翼兩分的政治綱領，迎接三大力量加速的時代所提出的加強社會韌性的新要求。我們需要對道德進行創新，在今天這個個人的力量和機器的力量不斷增強以至於人越來越像神一樣存在時，我們要在更大的範圍內推廣可持續的價值觀，並使之深入每個人的人心。最後，我們需要對社會進行創新，學會如何訂立新的社會契約，提供終生學習的機會，擴大公私合夥的範圍，來錨定並推動一個更加多元化的人口，並打造更加健康的社區。
眾多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應對挑戰。我最喜歡的一位是埃裡克·拜恩霍克，牛津大學新經濟思想研究所的執行主任，他還是《財富之源：經濟的激進再造及其對商業及社會的影響》一書的作者。在一次採訪中，拜恩霍克精闢地總結了我們面臨的挑戰。他首先區分了“物理技術”的進化——石器、馬拉犁、芯片，“社會技術”的進化——貨幣、法制、監管、亨利·福特的工廠、聯合國：
社會技術指的是我們進行組織的方式，來捕獲合作——非零和博弈——的益處。物理技術和社會技術一同進化。物理技術的創新使新的社會技術成為可能，就像化石燃料技術使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智能手機使共享經濟成為可能一樣。反之亦然，社會技術使新的物理技術成為可能，史蒂夫·喬布斯不可能在沒有全球供應鏈的情況下造出智能手機。
但是，這兩種形態的技術有一個很大的區別，他繼續說道：
物理技術按照科學的速度快速進化，並且進化速度按指數級不斷加速；而社會技術則是以人類改變的速度進化，相比之下速度慢許多。物理技術的改變創造新奇跡、新玩意兒或者更好的藥物，而社會技術的改變常常帶來巨大的社會壓力與動盪，就像“阿拉伯之春”所波及的國家試圖從部落專制體制向法制民主體制改變那樣。而且，我們的物理技術的進化可能大幅領先社會技術，以至於後者無法對前者加以管理——核擴散、生物恐怖主義、網絡犯罪，其中一些此時此刻就在我們周圍發生。
我們物理技術的進化不會放慢腳步，摩爾定律定會勝利，所以在這場賽跑中，我們的社會技術必須迎頭趕上。我們需要更加深刻地理解個體心理、組織、體制以及社會運作的方式，並找到辦法來提高他們的適應能力，並加快進化速度。
這就是我們的時代當前所面臨的挑戰。
每一個社會、每一個社區都必須加速，來重新設想和再造其社會技術，因為我們的物理技術不太可能在短期內放緩增速。就像系統問題思想家林·韋爾斯在2014年11月1日的一篇文章《通過激進的納入，實現更好的結果》中所說的：
如果說大體上單位成本的計算能力大約每18個月就翻一番，在1年半的時間裡我們的計算能力就可以翻一番，在5年內增長可以超過9倍，在10年裡增長超過100倍……而且，變化不僅發生在信息技術領域。生物技術的變化比信息技術還要快；機器人和自動系統正在變得無處不在；納米技術已經做好準備在相當多的領域產生商業影響，從新材料到能源儲存；而能源技術本身也在經歷深刻的變化，影響遍及社會的方方面面。組合起來，生物、機器人、信息、納米和能源等五個領域技術的快速變化，將帶來法律、道德、政策、經營以及戰略上的機遇與風險，任何公司或個人都無法單獨應對。
這對社會的自我革新能力發起了全面的挑戰。
美國是一個分權的國家，下轄50個州、上千個地區。正因為如此，美國可以對各種各樣的治理方式進行實驗，也是進行社會革新這一宏偉工程的理想之地。但是，在過去的10年中，就在2007年見證了一系列全新的、不斷加速的科技破土而出之後，我們在2008年遭遇了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並導致華盛頓陷入嚴重的政治僵局。其結果就是，我們眼看著許許多多物理技術快步前進，但我們的社會技術——我們的學習、治理和監管系統——卻停滯了，而我們需要這些系統適應物理技術的加速進步，充分利用其帶來的益處，同時緩衝其帶來的衝擊。正如我之前提及的，這就好像我們腳下的大地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進行位移，但那套本來是要幫助人們調整和適應的治理體系卻好像凍結了，沒有幾個政治領導人能夠向人們解釋清楚正在發生什麼。
這一政策的裂隙讓美國和全球範圍內有很多人感到無所適從，彷彿置身汪洋大海卻並無船錨，越來越多的人從極左或極右的陣營裡選擇候選人。今天，越來越多的人似乎在尋找那些可以對變化腳踩剎車或是手持鐵錘的人，或者那些可以給他們一個簡單的答案讓他們不再憂慮的人。
恐嚇戰術或者簡單化的方案是無濟於事的。現在是時候加倍努力，用想像力和創新來彌合這一裂隙了。我不會假裝我知曉所有的解決方案。但是在本書接下來的部分，我會提出我收集到的一些最佳的想法。我將會向你介紹五個關鍵領域——職場、地緣政治、政治、道德和社區建設——的創新情況。這些創新可以幫助每一個人，使他們在這個加速的時代站穩腳跟、堅韌靈活、積極進取。這樣他們就不會在激流中試圖把槳插入水中以減緩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