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認為智力是一種天生的綜合的智能，是靠遺傳，而不是通過教育或訓練得到的，勤奮或熱情也不會對智力產生任何影響。
——西裡爾·伯特爵士及其同事（1934年）
小學五年級我們班剛剛開始學習分數時，我有一周沒到學校上課，此後我學習算數就開始吃力起來。在接下來的小學生涯裡，我的算術成績再也沒有好起來。父母很同情我，安慰我說，我們家的人數學都學得不太好。他們認為數學能力主要是靠遺傳得來的，要麼生來就有，要麼生來就沒有。
我的父母恐怕並沒有讀過有關智力的心理學文獻，但他們的觀點與之不謀而合。20世紀末，不少專家都認為智力和學習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因的控制，它們在出生前便被預設好，在正常的環境下或多或少地得以展露。這些專家認為任何為提高智力而做出的努力都不會得到回報。所以，像兒童早期教育這種干預措施並沒有取得持久的效果，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不相信通過改善教育或改變社會就能夠使人們變得更加聰明。
不過心理學、遺傳學和神經系統科學近期的研究成果，以及目前對教育干預有效性的研究，已經合力推翻了根深蒂固的智力遺傳決定論的立場。我們現在可以肯定的是，智力的環境可塑性非常強。一個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的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變得非常聰明——無論我們是用智力測試還是別的標準來測量。一個人的智力，及其學業成就和職業成就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環境因素，而與基因沒有任何關係。
這一新近產生的環境決定論有三條重要的原則：
1．包括學校教育在內的正確的干預措施，可以使人變得更加聰明。當然學校教育還可以被改善得比現在好很多。
2．社會對智力的要求變得更高了，加之文化及教育環境的不斷改善，使得所有人口在整體上都變得更加聰明了——但這種聰明與以前的聰明有所區別。
3．經濟地位的高低造成了不同階層的人在智力及學業成就上的差距，但這種差距是可以縮小的。同樣地，白人和某些少數族裔之間的此種差距也是可以縮小的。
本書的基本內容很簡單，就是關於環境對智力潛能的影響力，更具體地說，是關於學校及文化對於環境的影響作用。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尤其是大量最新的研究證據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和幾年前的大多數專家相比，我們應該更加樂觀地看待個人、群體及社會整體智力提升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就像有些外行和專家錯誤地堅持智力主要取決於遺傳的觀點一樣，另一些外行和專家對於能夠提升智力和學業表現的方法存在一定誤解，有時甚至是過於樂觀。本書的目標之一就是要證明究竟何種干預措施才能最有效地提升智力和學業表現。
在接下來的幾章裡，我會著重闡述不同群體間的社會和文化差異對智力及學業成就的重大影響。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平均智商及成就都不高，這一部分是由環境因素造成的——並且部分環境因素在本質上也是文化因素。而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的智商和成就不高，則完全是由環境因素造成的。大部分環境因素都與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利條件有關，但有些也和社會習俗有關，而這些社會習俗是可以改變的。
文化也能夠促進智力和學習成績的進步。大體來說，某些文化群體相較於主流的白人群體具有明顯的智力優勢。這些群體包括帶有東亞血統的人和德系猶太人。後面我會討論這些優勢是如何產生的，以及那些想要提高自己智力和學業成就的人是否也能獲得其中的一些優勢。
最後，我會介紹最新的科學發現所顯示的提高智力的方法。
不具備任何專業知識的讀者也能很好地理解本書中絕大部分內容，不過熟悉一點兒統計學的知識可能會更有幫助，所以我在附錄中對一些統計學術語下了定義。想要加強統計學知識的讀者也可以參考這個附錄。其中涉及的概念包括：正態分佈、標準差、統計顯著性、效應量（在標準差術語中）、相關係數、自我選擇以及多元回歸分析。
多元回歸分析，就是對一些自變量進行測量並檢驗這些自變量與其他因變量的關係。請注意，我對多元回歸分析有點兒排斥，因為這樣的分析不能正確地顯示不同變量之間究竟存在何種程度的因果關係，所以我極少談到多元回歸分析，並一貫持懷疑態度。想要瞭解我為何對多元回歸分析帶有偏見的讀者可以看看附錄一，我在裡面做了相關解釋。
作為全書的開始，在這一章裡我會給出智力的定義，探討測量智力的方法，提供智力測試可以測量出的兩種不同類型的分析型智力的例證，以及探討智力測試無法測量出的智力類型。同時，我還會檢驗智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預示未來的學業成就和職業成就，智商不能代表的智力類型以及有關動機和性格的一些重要方面。
智力的定義及測量方法
我們可以將琳達·戈特弗雷德森對智力的定義當作一個很好的開始：
智力是一種內容非常廣泛的腦力活動，其中涉及推理、計劃、解決問題、抽像思考、理解複雜概念、迅速學習以及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而不局限於學習書本知識、學術能力或應試技巧。智力反映的是一種能夠更加廣泛和深刻地理解我們週遭環境的能力——「理解」、「領會」事物，或「決定」要做什麼。
智力方面的專家幾乎一致認為，智力包括抽像推理、解決問題和獲取知識的能力。絕大部分專家也都認為，記憶力和心理速度也是智力的一部分，還有大約一半的專家認為常識和創造力也應算作智力的一部分。
這些定義沒有將智力的某些方面包含在內，而這些方面恰恰構成了其他文化中智力的組成部分。發展心理學家羅伯特·斯滕伯格研究了大量不同文化中非專業人士對於智力組成部分的看法。他發現，很多人都將理解他人並產生共鳴等社交特徵視為智力的一部分，這在非洲和東亞文化中尤為突出。不僅如此，東亞人對於智力的理解比西方人更強調實際和實用性。西方人更有可能看重對知識本身的研究，不論這些知識是否有很明顯的直接用途。
我們通常都利用智力測試對智力進行測量。順便提一下，智商（IQ）的「商（Q）」代表的是商數（quotient）。最初的智力測試是為小學生設計的，用智力年齡除以生理年齡得到的就是商數。按照這個定義，如果一個10歲的孩子在測試中的表現相當於一個12歲的孩子，那麼這個孩子的智商就是120分；如果一個10歲的孩子在測試中的表現相當於一個典型的8歲孩子，那麼其智商就是80分。不過現代的智力測試都是將某個特定年齡群人口的平均智商值定為100分，然後使智商值圍繞這個平均值分佈，由此獲得特定的標準差——通常是15分。因此，如果一個人在智力測試中的表現比他（她）所屬年齡群體的平均值高1個標準差，那麼他（她）的智商就是115分。
這裡舉一個例子說明智商相差15分意味著什麼。智商為100分的某個人可能會以一般的成績從高中畢業，然後再上一兩年的社區學院。而一個智商為115分的人預計能從大學畢業，進而成為某行業中的專業人士或企業中的高層管理人士。反過來，如果某個人智商為85分，也就是正常值範圍內的最低值，他（她）極可能連高中都無法畢業，只能找份技術工人的差事。
雖然設計智力測試是為了預測學習成績，但我們很快就發現，這種測試所測量的智力與普通人理解的智力有很多地方是重合的。至少，人們對於他人智力水平高低的評定與智力測試得到的結果基本是吻合的。那些被普通人視為智商較高的人，在智力測試中得到的分數也相對較高。
智力測試種類繁多，但是綜合性的智力測試之間都沒有太大的區別，而任意兩種智力測試，即使是測試內容明顯不同，其典型相關度也都在0.8~0.9的範圍之內。
智力測試有時會測量一些非常具體的技能，例如拼寫能力和推理速度。這些高度具體化的測試往往有彼此相關成為集群的傾向。[1]例如記憶力測試往往都是相互關聯的，各種測量視覺和空間感知能力（例如將彩色的積木拼成一個二維的圖案）以及測試語言知識的試題（例如詞彙）往往也是如此。所有測量你能稱之為智力的測試，至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相互關聯的。（就這件事而言，任何被社會認為是好的事物，都和其他好的事物相關聯。生活是不公平的。）
表1–1 韋克斯勒兒童智力測驗量表中使用的小測驗
表1–1就是一個智力測試的範例，顯示的是韋克斯勒兒童智力測驗量表中的各項小測驗，用來測試6~16歲孩子的智商。像這樣的智力測試，各小測驗之間的相關度為0.3~0.6。有一種說法認為，小測驗之間具有相關性，就表示有可能存在某種因素，這種因素可以反映一般智力水平的高低，叫作g因素。（「因素」有技術上的含義，但我們沒有必要細究。g因素本身與智商得分高度相關，但在某些方面與智商值存在細微的差別，不過這些方面與我們現在的討論無關。）某些小測驗與g因素的相關度要比其他小測驗高一些，因此這些小測驗的g負荷量較高。例如，詞彙測驗與g因素的相關度就很高，而譯碼（按照所給的例子將種種符號對應起來）與g因素的相關度就不高。
智力的兩種類型
實際上g因素或一般智力有兩個組成部分，其中一個是液態智力，或叫作解決新奇的抽像問題的能力——這種智力需要的是智力活動，而這種智力活動對於人在一生中不斷獲取的現實生活經驗的依賴不大。液態智力通過所謂的「執行功能」的運轉得以運用，這些執行功能包括「工作記憶」、「注意力控制」及「抑制控制」。那些為了解決問題而必須經常儲存在頭腦裡的信息，以及那些需要花些力氣才能記住的信息，據說都保留在工作記憶中。注意力控制這種能力，不僅要求將注意力集中在有待解決的問題的相關方面，而且能在需要的時候將注意力轉移到問題的下一環節。抑制控制是指抑制具有誘惑性但並不相關的行動的能力。
圖1–1中顯示的是一道用於測試液態智力的典型問題。這是從瑞文推理測驗中摘錄出來的。約翰·C. 瑞文在1938年發表了這項測試的第一版。
圖1–1 類似於瑞文推理測驗的一道題
資料來源：Flynn, 2007.
左邊方框內上面的兩個圖案是解決該問題必須要遵循的範例，下面左邊的圖案指定了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進行哪些變形。右邊方框內的6個圖案是備選的答案。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就要注意到左邊方框內左上方的圖案是一個菱形，右上方的圖案是一個正方形。這就告訴你答案必須是一個正方形。然後你必須要注意到左上方菱形的下半部分被平分成了兩部分，左半部分是黑色的；右上方正方形圖案的左下半部分也是黑色的。這就告訴你右下方正方形中對應的部分必須和左下方菱形圖案對應的部分一致——也就是說，整個下半部分必須都是黑色的。你還應注意到，左上方菱形圖案中中間的一條豎線被拿掉了，保留了對稱的兩條豎線，這就決定了為使圖案對稱，你必須清除右下方正方形中一條豎線。這樣正確的答案就出來了，也就是右邊方框內右下角的那個正方形。
在表1–1顯示的韋克斯勒兒童智力測驗量表的各項小測驗中，涉及液態智力較多的是：圖畫補缺，你需要關注一個圖案的所有方面，然後分析其中的哪個部分缺失了；積木圖案，你需要處理純粹抽像的視覺材料；圖形拼湊，你需要在給定物體的外觀和構成這個圖案必須使用的抽像形狀之間反覆比較；圖片排列，你需要將各種圖片存入工作記憶中，並在頭腦裡將它們重新排列，直到按順序排好的圖片構成一個內容連貫的故事；譯碼，這是一項完全抽像的任務，主要用來測量信息處理的速度。由於這幾項小測驗都要求進行某項操作，所以有些人認為這些小測驗的得分就構成了操作智商。這些操作都要求測試者當場反應，只用到很少一部分知識儲備。
一般智力的另外一個組成部分叫作晶態智力，是指你儲存的關於世界本質的信息，以及通過學習得到的有助於你對世界本質做出推論的步驟。韋克斯勒兒童智力測驗量表的小測驗中最能集中測試晶態智力的是常識、詞彙、理解、類同及算術。當然，做算術既要使用儲存的或晶態的知識，又要執行某些操作。即使不是全部，這些操作的大部分也是在之前就已經學習過的。韋克斯勒兒童智力測驗量表的創建者們，將這幾個小測驗得到的分數之和稱為語言智商，因為絕大多數在測驗過程中利用的信息在本質上都與語言相關。操作智商和語言智商得分之和就是總智商，或稱為全量表智商。
我們是如何知道一般智力有兩種迥然不同的類型的呢？首先，我們稱之為操作導向的各項小測驗顯然更多地利用了推理能力（液態智力）而不是儲存的知識（晶態智力），我們稱之為與語言有關的各項小測驗顯然更多地借助知識（包括運用算術解決問題的知識）而非推理能力。不僅如此，各項語言小測驗之間的關聯度也要高於它們與各項操作小測驗之間的關聯度，反之亦然。
另外，完成測量液態智力的各項小測驗需要的都是執行功能，而執行功能不僅需要額葉皮質的一部分，也就是前額皮質的支持才能得以實現，還需要與前額皮質連接構成網狀結構的另外一個區域，也就是前扣帶皮層的幫助。前額皮質的損傷會嚴重破壞完成腦力任務的能力，因為完成腦力任務需要應用工作記憶、注意力控制和抑制控制的執行功能。前額皮質受到嚴重損傷的人可能根本無法完成瑞文推理測驗，根據測驗中的表現，他們可能會被視為智力發育遲緩，但他們的晶態智力則有可能完全正常。相反的模式同樣存在。患有自閉症的兒童通常都是晶態智力受到了損傷，而液態智力則完全正常，甚至超出常人。
就像我們從有關前額皮質損傷的證據中能夠得出的結論那樣，腦成像研究也顯示，當人們試圖解決需要利用大量液態智力的問題時（例如瑞文推理測驗或複雜的數學題），前額皮質的活動尤其活躍。
另外一個可以證明智力分為兩種類型的證據就是，液態智力和晶態智力的曲線在人的一生中軌跡大不相同。圖1–2顯示的是這兩種智力曲線的理想狀態。液態智力在生命的最初幾年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衰退。20歲出頭的時候液態智力就開始顯現出衰退的跡象。數學家，還有一些需要為符號化的、抽像的材料找出新的解決方案的人會發現，他們的能力在30歲左右就開始慢慢衰退了。到了70歲的時候，液態智力下降的幅度已經非常明顯了，比1個標準差還多，這就是老年人更難完成拼圖遊戲和迷宮遊戲的原因。而另一方面，晶態智力水平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不斷提升，這種提升能夠持續到很大的年紀。歷史學家以及一些依賴大量信息儲備才能有所成就的人會發現，直到50歲的時候他們的能力還在持續增強。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所有關於液態和晶態兩種智力的年齡曲線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爭議。爭議的詳情我就不在這裡贅述了，在此只說達成普遍共識的一點，那就是液態智力的衰退早於晶態智力的衰退。
圖1–2 液態智力和晶態智力的年齡曲線圖
資料來源：Cattell, 1987.
前額皮質是大腦所有結構中最早出現衰退的部分，這一點也預示了液態智力早於晶態智力開始衰退。
最後一個可以證明存在兩種智力類型的依據就是，執行功能和整體智商是可以分開來遺傳的。執行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遺傳自父母。晶態智力，或者說有利於解決問題的知識，也在一定程度上遺傳自父母。如果父母擁有較強的執行功能而晶態智力相對較低，那麼子女的執行功能也較強，晶態智力也相對不高。
與上了年紀的人相比，液態智力對於年輕人的智力發展更為重要。對於小孩子來說，閱讀及數學技能與液態智力之間的相關度要高於其與晶態智力的相關度。與此相反，對於大一點兒的孩子和成年人來說，閱讀及數學技能與晶態智力之間的相關度要高於其與液態智力的相關度。後面我會談到為什麼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以及一些少數族裔的人智商相對不高，這一論點在討論中非常關鍵。
另一個與液態智力有關的極其重要的事實是，前額皮質與邊緣葉之間存在大量互連，而邊緣葉與人的情緒和壓力有很大關係。當一個人處於情緒激發狀態時，前額皮質的活動就會減弱，因此液態智力的功能就會更弱。日復一日，長期飽受壓力的折磨可能會永久性地損傷前額皮質的功能。這一信息在我後面談及窮人及少數族裔的液態智力可變性時，會變得非常關鍵。
雖然智力是由液態智力和晶態智力共同構成的，但我在討論時重點將智商值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只在必要時才會對這兩種類型加以區分。
多種多樣的智力
智商得分能夠預測什麼呢？首先，智商得分可以用來預測學習成績。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為這正是100多年前阿爾弗雷德·比奈發明智力測試的初衷。他想要通過智力測試挑選出那些不太適合正規教育，有可能需要特別的教育方法的孩子。典型智力測試的得分與小學生的學習成績之間的關聯度是0.5。雖然這個數值已經夠高了，但這意味著還存在大量智力測試沒有測量出的變量，而這些變量也能夠預測學習成績。
智力測試測量的往往是所謂的分析型智力，以及與之相對的實踐型智力。分析型的問題通常是人為設計的，對問題的描述很詳細，解決問題所需的所有信息都已經包含在對問題的描述中了。分析型的問題只有一個正確答案，通常只有一種特定的策略才能解決，而且和日常生活經驗的聯繫並不緊密，問題本身也沒有什麼趣味性。這和實踐型的問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實踐型的問題首先需要人們意識到有問題需要解決；對問題的描述往往不夠完善，存在多種不同的可能解決方案；經常需要借助日常經驗來解決問題；並且通常需要內在動機的參與。
測量實踐型智力時，羅伯特·斯滕伯格要求受試者回答在某些情景下應該採取何種應對方式，例如走進一個派對，但參加派對的人你一個也不認識；和幾個人合租房子，討論應該如何分擔房租以確保對每個人都公平；為一個你根本不怎麼熟悉的人寫一封推薦信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斯滕伯格還提到了第三種類型的智力，即他所稱的創造型智力，是指創造、發明或想像事物的能力。他採用命題作文的形式來測試創造型智力水平的高低。例如，他讓受試者以「章魚的腕足」或「第五次機會」為題寫一個故事。他還向受試者展示一系列圖片，然後要求他們就其中的一張圖片編一個故事，或要求受試者為新產品寫廣告語。
測量分析型智力時，斯滕伯格採用的都是標準化方法，即SAT（美國學術能力評估測試）、AC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或者智力測試，在測量實踐型和創造型智力時則採用他獨創的新奇方法。他發現，測量實踐型和創造型智力能夠更加準確地預測諸如學習成績和工作表現等各種結果。有時，這種對於可預測性的提升是十分可觀的。實際上，有時這些測試的效果遠遠好過智力測試。
斯滕伯格利用假想出的三個大學生的例子來進行說明，他的說明非常具有說服力。分析型的愛麗絲非常善於與人討論各種想法，對他人的產品分析得頭頭是道。創造型的凱茜對於處理各種觀點不太在行，但總有一些獨創的有趣的想法，其中一小部分往往最後還真能派上用場。實踐型的帕蒂既不善於分析也不是特別有創意，但她總能找到方法並完成任務，她可以用既明智又划算的辦法完成某項任務。
你當然希望你的同事們同時具備這三種智力類型，但是在一個團隊裡一起工作的時候，哪怕只是在其中一種智力類型上很突出的人，都能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斯滕伯格對實踐型和創造型智力的測試中，少數族裔與多數族裔之間的差距比分析性測試所顯示的差距要小得多。這就意味著，這種測試能夠使更多的少數族裔進入學校學習，找到工作，避免僅僅由於分析型智力測試的結果不佳就被拒之門外。
霍華德·加德納認為智力測試測量的只是語言、邏輯數學和空間方面的能力，而忽視了其他方面的「智力」。這些智力包括各種「人際智力」，即類似社會心理學家彼得·薩洛維及其同事研究的「情緒智力」。情緒智力包括能夠準確地感知情緒、利用情緒促進思考、理解情緒，以及管理自己及他人的情緒。薩洛維及其同事測量的情緒智力，與智力測試測量的分析型智力幾乎毫不相關，但卻可以用來預測同齡人及上司評價的諸多維度，例如對人際關係是否敏感，是否善於交際，能否營造積極的工作環境，能否承受壓力，以及是否具備領導潛力。有些人也許不願使用「智力」這個詞來描述這些與情感技巧有關的能力，但這是沒有道理的。
加德納談到的其他類型的智力還包括「音樂智力」和「動覺智力」。一些智力研究專家完全不屑於把「智力」這個詞用在這些能力上。但是確實存在與音樂及動覺有關的種種靈感，也確實有音樂及動覺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我個人很樂意將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和阿爾文·艾利的《啟示錄》稱為天才作品。所以我十分贊成：創造這些作品的本領就是智力的體現。不過，我不會把我個人的偏好強加給那些反對將這些能力稱為智力的人。
對於增加的這幾種智力類型，加德納是這樣解釋的，他指出，在這幾種智力類型中大都出現過神童，並且有神經學的證據顯示，這幾種智力與大腦的不同區域是一一對應的。不管別人稱他發現的這幾種智力只是技能還是別的什麼，很明顯，它們與標準的分析型智力不同，測量這幾種智力能夠預測——或至少在理論上能夠預測——人類技能進步的重要方面，而這些都是標準測試所無法做到的。
動力與成就
最後，某些誰都不會稱之為「智力」的特質也會顯著影響學業和職業成就。
幾十年前，人格心理學家沃爾特·米歇爾對兒童的「延遲滿足」能力進行了研究。他將一組來自斯坦福大學幼兒園的兒童分別安排在一個房間內（孩子們以為別人看不到他們，而實際上房間外有一名實驗人員在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房間內會放一塊曲奇，或一塊棉花糖、一件玩具，或者其他有吸引力的物品。研究人員告訴孩子們，他們想什麼時候拿到這樣東西都可以，只需搖一下鈴鐺，實驗人員就會進來把這樣東西拿給他們。不過他們也可以等到實驗人員自己進來，如果能等那麼久，他們就可以得到兩塊曲奇，或者兩塊棉花糖、兩件玩具。這一實驗測量的就是「延遲滿足」的能力。孩子們在搖鈴前等待的時間越長，延遲滿足能力就越強。
米歇爾等待了十幾年，直到這些大多出身中上層家庭的孩子進入高中學習。根據家長們的評價，那些在實驗中能夠等待更長時間的孩子更能集中精力，做事更有計劃性，能更好地面對挫折以及更成熟地面對壓力。這些特點在測量學習智力的測試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當年那些幼童的延遲滿足能力越強，他們高中時的SAT成績就越好。拖延的時間長度與SAT語言部分得分之間的關聯度是0.42，與數學部分得分之間的關聯度是0.57。有可能是越聰明的孩子能夠忍耐延遲的時間就越長，不過這似乎並不是唯一的解釋。更可信的解釋是，越能抵制住誘惑的孩子，長大後越有可能用功讀書。後面我們還會注意到，雖然SAT分數與智力測試的分數之間相關度很高，但它並不能完全等同於智商。一些文化群體的SAT成績比智力測試預測的成績更優秀——其中的原因很可能與動力有關。
激勵因素會影響學業成就的高低，這並不令人驚訝。但動力有時候也許能比智力測試更好地預測學業成績，卻有點兒讓人出乎意料。這一點是通過一項極其重要的研究發現的，這項研究在美國東北部地區某大城市的一所磁鐵學校[2]內展開。安吉拉·達科沃斯和馬丁·塞利格曼將該校的八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採用多種方法對他們的自律程度進行測試。實驗人員不僅詢問學生們在多大程度上會產生衝動的言行，還測試學生們對待不同獎勵的態度，例如他們是要一個小小的但是馬上能夠得到的獎勵，還是要一個大大的但是要等待一段時間才能得到的獎勵。當時他們給孩子們提供了兩種選擇：立即得到一美元，或等待一星期後得到兩美元。他們還向父母和老師詢問孩子們約束自己的行為、遵守紀律及控制衝動反應的能力。他們將所有這些測試的得分加在一起，得到測量自律的綜合分數，然後比較究竟是這種測試還是標準智力測試，能夠更好地預測學習成績。結果是：智力測試預測成績的準確度遠遠不及動力測試。智力測試分數與成績之間的關聯度僅為0.32，而自律測試分數與成績之間的關聯度則比前者高出一倍多——0.67。自律測試（0.43）比智力測試（0.36）能更好地預測標準的學校測驗分數，儘管這兩個數值的差距並不大。如果要你為孩子在高智商和強自律性之間做出選擇的話，也許選擇很強的自律性更明智一些。
雖然達科沃斯和塞利格曼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但我們還需要對這一實驗進行重複驗證。在一所隨機挑選的學校，甚至是另外一所磁鐵學校裡，也許自律測試和智力測試對學業成就的預測效果和在這個實驗得到的結果並不相同。儘管如此，這項研究還是能夠證明激勵因素比智商更能準確地預測一個人未來的成就。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我們從上述種種研究中學習到的一些知識。
智商只是智力的一個組成部分。智力測試並不能準確地測量實踐型智力和創造型智力，但二者能增加學業成績和職業成就的可預測性。一旦我們能夠進一步改善這兩類智力的測量方法，我們也許會發現，實踐型智力和創造型智力與智力測試測量的分析型智力是同等重要的。
不論哪種類型的智力，也不論採用哪種方法測量，都只是學業及職業成就的一個預測指標而已。情感技巧和自律，很可能還有其他一些涉及動力和性格的因素，對預測學業及職業成就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除了上述削弱智商重要性的因素以外，我們還要提到一點：只要智力達到一定的水平，大多數僱主似乎並不苛求智商越高越好。相反，他們表示，他們更看重職業道德、可靠度、自律性、毅力、責任感、溝通技巧、團隊合作的能力以及應變能力。
所以，智商並不是智力的全部要義。智力，即使賦予了它比智商分數更加廣泛的定義，也不是影響學業成績或職業成就的唯一重要因素。不僅如此，學業上的成功本身也只是預測未來職業成就的一個方面而已。
智商在多大程度上能預測未來？
儘管如此，智商與學習成績還是和很多結果息息相關，但是很難確定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究竟是什麼。研究人員通常會確定一些變量，例如個人現在的智商或此前的智商，原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童年的生活情況，兄弟姐妹的數量，家裡是否有圖書館借閱卡，個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其他一些變量，然後將所有這些變量放入一個多元回歸方程式中，用這個方程式預測成年後的社會經濟地位、收入或社會病狀等。研究人員記錄下在排除所有其他變量時（即保持其他變量不變），每個變量對該多元回歸方程式貢獻的大小。結果總是證明，在不考慮所有其他變量時，智商對結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正如我在關於統計學的附錄一中所申明的那樣，自變量之間存在著極其複雜的因果關係——天曉得某些自變量會以何種方式影響著其他變量，或者某些自變量會受到甚至尚未測量到的某些未知變量的影響。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子女的學業成績是有聯繫的，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父母智商也較高，這不僅會影響孩子從父母處遺傳的基因，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父母會更重視子女的撫養及教育，從而促進孩子智力技巧等的發展。所以諸如「智商在職業成就中佔百分之幾」的說法是最沒有統計學依據的。自然所配合的，多元回歸不可分開。[3]
不過，我們可以更精確地對智商決定人生成就的重要性進行定位。政治科學家查爾斯·莫瑞曾經進行過一項研究，研究對象的智商數據都是通過武裝部隊職業資格測驗得到的。武裝部隊測驗是20世紀70年代末進行的美國青年縱向調查的一部分。莫瑞研究了當初的研究對像在成人後的收入和其他社會指標。不過他的研究樣本具有高度的選擇性——出生在經濟狀況不算太差（也就是說，家庭收入高於占社會1/4的最低收入家庭）的家庭中的兩個子女。他們不能是私生子，至少在他們7歲前父母沒有分居或離婚。但兩個孩子的智商必須有所區別。一個要在正常範圍內——90~109分，一個必須超出這個範圍。智商超出正常範圍的孩子可以是聰明（110~119分）、非常聰明（120分以上）、遲鈍（80~89分）或非常遲鈍（80分以下）。
莫瑞能夠通過這個被他稱為「烏托邦」的樣本來確定，智力屬於正常範圍和超出正常範圍的人之間會有多大的差距。他將樣本中的個體成年後的收入水平作為最重要的衡量標準。收入當然是與職業成就和社會階層相關的，所以當我們處理收入這一變量時，可以用收入代表職業成就和社會階層等其他變量。他同樣收集了不少關於樣本中的女性是否育有私生子的數據。這一變量也可以代表大量其他的變量，在該研究中是指一些社會功能缺陷，例如坐牢或靠福利救濟生活的可能性。
莫瑞發現，即使是在這群家庭穩定、大多數都屬於中產階層的子女中，不同的智商也會產生迥然不同的結果。表1–2顯示，如果一個人的兄弟姐妹智商平平，而他（她）卻非常聰明，那麼他（她）的收入比兄弟姐妹要高出1/3以上——通常（她）的職位相對較高；如果一個人的兄弟姐妹智商正常，而他（她）卻非常遲鈍，那麼他（她）的收入就可能還不及其兄弟姐妹的一半。育有私生子的行為也與智商有著很密切的聯繫。非常遲鈍的女性比其智力正常的姐妹生育私生子的可能性要高出1.5倍。
表1–2 同一穩定的中產階層家庭內智商不同的兩個子女， 其智商與收入及女性生育私生子的比例的關係
這些分析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們顯示出，平均來說，同一個家庭中子女智商不同，其未來的生活狀況往往也會截然不同。不僅如此，這些分析無須考慮測試對像原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影響，因為所有這些比較都是針對同一家庭內部的不同成員的。不過這些分析並不能證明未來的生活狀況完全是由智商直接造成的。例如，很有可能受智商影響的教育機會也是因果關係鏈上的重要一環。實際上，教育很可能會成倍放大智商的作用。另外，智商與同樣發揮作用的性格和動力等因素之間，無疑也存在著聯繫。儘管如此，這些分析結果還是顯示了智商的重要性。即使是在穩定的社會階層較高的同一家庭內部，不同成員的智商也與其未來的生活狀況相互關聯。
莫瑞研究的智商得分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遺傳的影響。某些孩子在獲得父母遺傳的過程中比其他兄弟姐妹更走運。莫瑞自己也一直認為智力主要由遺傳決定，同時他還認為，正因為這樣，智力不容易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但遺傳究竟有多大的作用？除了基因，環境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在下一章中，我將繼續討論有關智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遺傳，以及環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人的智力的問題。
[1] 如果在某項測試中的成績很好，那麼在與之具有相關性的其他測試中的成績也往往不錯。如果在某項測試中的成績不佳，很可能在與之具有相關性的其他測試中的成績也不太理想。
[2] 磁鐵學校（magnet school），又稱磁石學校，是美國一種公立學校，學校提供額外課程以便從廣大社區吸引學生。——譯者注
[3] 作者在這裡化用了《聖經·馬可福音》中的「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