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古希臘人來說，一個特別的場合可能是參加戲劇演出或是朗誦詩歌，而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卻是探親訪友。當時有個說法叫「串門」，字面的意思是「把門串成一串」。這種拜訪是為了向主人表示尊敬，在重大的節假日這就更是家常便飯了。
與希臘人的自我意識相對應的，中國人講求的是「和」。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排在第一位、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集體或幾個集體（家族、村鎮，尤其是一個家庭）中的一員。其觀念中的個體並不像希臘人那樣是在各種社會環境中保持個體特徵的獨立單元。就如哲學家羅思文所說的：「……對於早期的儒家學派來說，沒有孤立的我存在，概括地說，我是與特定的他人相關的生活角色的總和……從集體的角度來說，集體為我們每個人編製了個體認同的獨特模式，因此，如果我的一些角色發生改變，其他人的角色也會改變，這就會使我成為另外一個不同的人。」
中國人不太在意對他人的控制或環境的影響，而更在意自我控制，因此中國人會把在家庭中、村子裡與他人的摩擦降低到最低程度，從而更好地服從由地方官管理國家的要求。他們對幸福的看法與希臘人不同，可以自由施展才華的生活並不是幸福，幸福是一種與人和諧、淡泊寧靜、知足常樂的生活狀態。希臘的花瓶、酒杯上展現的是戰爭、體育競賽和豪飲狂歡的場面，而中國的畫卷、瓷器上描繪的是家庭生活和鄉間樂趣。
中國人從來不會感覺到自己是被上級或家人套牢的無助的工具。相反，他們有一種集體榮譽感。中國的主要道德體系——儒家思想——基本上描繪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間的義務。中國社會使個體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巨大的、複雜的、通常是良性的社會機體的一部分，人們相互之間的責任義務很明顯是道德行為的規範指南。在有組織的等級體制中按照規定的角色行事，這是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實質。希臘人追求個人自由的意識，中國人是沒有的。在中國，個人的權利就是共同分享群體的權利，而不是個人為所欲為的通行證。
在社會群體中，任何形式的對抗，例如爭論，都是會受到打擊的。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歷史上有過「百家爭鳴」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出現了政治上的辯論，但是至少在哲學家當中，任何公眾反對的事都是要受到打擊的。如英國科學哲學家傑弗裡·勞埃德所說：「在哲學、醫學……到處都會有人對他人的觀點進行評述……但是中國人通常會比希臘人更快地做出反應，認為他人的觀點有可借鑒之處……」
中國的單聲部音樂反映了中國人講究統一的思想。歌唱家都要唱同樣的旋律，而樂器要同時演奏同樣的音符。希臘人發明了多聲部音樂，不同的樂器、不同的聲音分別表現不同的部分。
不要把中國社會的「和」與「同」混為一談。相反，儒家提倡君子求和的思想，並把它與小人求同的思想相區別。儒家思想的經典之作《左傳》，用有關烹飪的比喻做了區分。一個好廚師做出的菜餚五味俱全，做出的是和諧而又鮮美的食物。沒有哪種味道被徹底掩蓋，其美味可口就在於每種味道求融而又不求同的魅力。
中國人對自然界的認識就如希臘人對自身的認識一樣不同。在研究天體的早期，中國人認為像彗星、日食這樣的宇宙事件，可以預測地球上重大事件的發生，比如王侯將相的誕生。但是，當他們發現了這些事件的規律後，他們不是對此構建什麼模式，而是對它們不再感興趣。
由於中國文明在科技方面遠遠領先於希臘文明，所以沒有什麼會使中國人感到驚訝，這一點極為引人注目。中國人獨創性地發明了灌溉系統、印刷術、瓷器、指南針、馬鐙、手推車、鑽井技術、楊輝三角、運河上的水閘、航海、密封艙、艉柱方向舵、槳輪、船、地圖繪製、免疫技術、星體的天文觀測、測震儀和聲學。其中的許多技術成就在當時的希臘實際上根本都沒有。
但就如哲學家中村元所說，中國人的這些成就說明傳統上中國人具有實踐天賦，但不擅長科學理論和調研。哲學家、漢學家孟旦指出：「儒家思想有關認知的部分無一不包含行動的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