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上說，所有這些解釋都依賴於一個事實：古希臘和古代中國的社會生態在產生不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佈局方面迥然不同。接下來你會看到，圖2–1中左邊的圖是我對希臘和中國的思維差異所做的描繪。這幅圖，彙集了人們對智能起源的各類觀點。右邊的圖，描繪的是同樣的內容，但這個圖是由我的一個美籍華裔學生繪製的，她告訴我這個圓形圖比我的線性圖更合理。
圖2–1 影響認知過程的模型
這種描繪在本質上是唯物主義的，也就是說，它是從物質層面來解釋文化層面的東西。在一些人眼中，這種方法現在已經過時了，部分原因是人們錯誤地認為唯物主義是決定論。但是唯物主義並不一定意味著必然性，即在其他因素一樣的情況下，物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經濟因素，因而進一步影響到文化因素。這種描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根本不是唯物主義：影響思維習慣的關鍵因素是社會因素，而那些重要的社會事實可以由那些在本質上與經濟無關的力量產生和維護。
社會生態——經濟和社會結構 中國的社會生態主要由相對來說比較肥沃的平原、丘陵和可以通航的河流構成，有利於農業生產，因此中央集權統治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實行。農業國家的人民需要彼此和睦相處——並不一定要彼此喜歡——但是要以一種大家都看得過去的融洽方式生活在一起。在以水稻種植為主的中國南方和日本尤其如此，這種特點要求人們彼此協作來耕種土地。但是在需要灌溉的地方，這一點也很重要，比如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商朝和周朝就發端於此。除了要與鄰里和睦相處外，灌溉系統要求實行集中管理，古代中國與其他古代農業社會一樣，都實行君主專制統治。農民必須與鄰里和睦相處，並且受村中長者和地方執政官的統治。地方執政官是皇帝派出的代表。中國的平民百姓就生活在一個受到各種社會因素制約的複雜世界中。
希臘的社會生態主要由延伸到海洋中的山脈組成，便於狩獵、放牧、漁獵和貿易。這些行業相對來說並不需要與他人合作。實際上，除了貿易，這些經濟活動並不嚴格要求群體的穩定。固定的農業生產在希臘出現幾乎比中國晚了2000多年，但它的農業在很多地區很快就商業化了，而不僅僅是維持生活所需。希臘的土壤和氣候適宜葡萄酒和橄欖油的生產，到公元前6世紀，許多種地的人與其說是農民，倒不如說更像商人。因此，希臘人比中國人有更多自我行事的空間。他們感覺沒有什麼必要一定要與同伴保持一種融洽的關係。希臘習慣於在市場上討價還價，在政治集會上彼此辯論。
社會結構關係——關注點和世俗哲學 中國人在經濟、社會行為和政治生活中必須照顧到周圍的同輩和上司。他們與他人的關係成了他們生活的主要束縛，同時又是其機遇的主要來源。從世界的社會性看問題的習慣使他們培養出了整體觀，參與社會關係的必要性使得他們樂於參與各種社會關係。就如社會心理學家黑茲爾·馬庫斯和北山志乃所說：「如果一個人感覺到自己處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之中，自己又是與該背景相互依賴的一部分，那麼很可能用同樣的方式來感知其他的物體和事件。」世俗哲學——有關社會和物質世界本質的看法——產生於同一事實：中國人與社會性的世界緊密相連。自我與關係網和社會義務是聯繫在一起的，這種認識很自然地使人們認識到世界總體上來說是連續不斷的，是由物質構成的而不是分離的，由孤立的物體構成。因果關係存在於一定的場所，或者存在於物體與場所的關係之中。對場所的關注能使人們認識到事物的複雜性和變化，還能使人們認識到眾多不同因素中的矛盾。
但是希臘人十分關注物體，包括其他人及與之相關的目標，而不會過分受到與他人的關係的束縛。希臘人在收割莊稼、重新安排他們的羊群或者在調查買什麼新產品會有利可圖的時候，很少或者根本不與他人商量。這或許就很自然地使希臘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物體的屬性上，以便對它們進行分類，從而找到預測和控制其行為的規律。因果關係被看成是物體的屬性或個人與物體相關的行動的結果。這種因果觀可能使希臘人產生穩定性和永恆性、物體的變化在他們的掌握之中這樣的看法。
因此，這兩種社會的世俗哲學是從關注點的目標直接產生出來的：中國人的環境和場合，希臘人的物體。每個社會的科學哲學只是其民間觀點的一個反映。
世俗哲學——認識論和認知過程 世俗哲學可能會影響認識論或者對如何獲取新知識的看法。物體和事件之間的關係是決定結果的關鍵，那麼注意場所中所有重要的因素、關注物體間的各種關係、整體與局部的關係就很重要了。關注、感知和推理這個過程會使人們集中探索重要的事件，並查明它們之間的複雜關係。另一方面，如果世界是物體的運動由規律和範疇來控制的地方，那麼把物體從其背景中分離出來，判斷這個物體屬於哪個範疇，規律如何作用於這些範疇就顯得至關重要。這些過程就是為這些功能服務的。
最後，社會實踐也會直接影響人們的思維習慣。辯證法和邏輯都可以看作是處理社會衝突的認識工具。我們認為在以和諧為基礎的社會中人們不會具有對抗或爭論的傳統。相反，在遇到觀點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會解決這些矛盾、超越矛盾或者找到一條「中間道路」——總之，他們會辯證地處理問題。從邏輯到科學這是很容易邁出的一步，物理學家、科學史學家艾倫·克羅默說：「科學，從這個角度來看，是雄辯術的延伸。它是在希臘發明的，也只能在希臘被發明出來，因為希臘的公共集會使辯論藝術聲名遠播……幾何學上的邏輯證明就是……最終的辯論形式。」
不同的經濟力量維持著不同的社會結構，而不同的社會實踐和不同的教育方式會使人們關注環境中不同的事物。對不同事物的關注會使人們對世界產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世界觀反過來又強化了人們的不同關注點和社會實踐，不同的世界觀也會加強感知和推理過程的差異——這又會強化各自的世界觀。
沒有理由認為以認知過程結束的，就必須以社會生態學開始。可能會有許多不同的經濟原因使得一些社會或群體更關注他們的夥伴，也有許多因素使他們更關注物體和相關的目標。例如，現代的商業層級明晰，由企業家經營，他們的經營就沒有必要考慮廣大的同行和眾多監管者，而只要把目標集中於相對狹小的範圍，並獨立完成這些目標。忽略他人而專注目標，效果可能更好。並不是完全出於經濟學上的考慮，使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物體及其相關目標上，也可能是由於其他原因：例如有嚴格行為規範以及強大凝聚力的宗教團體的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