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談論的兩種社會的廣義區別是19世紀以來社會科學最主要的觀念。其與19世紀德國社會科學家費迪南·托尼所做的區分相似。費迪南·托尼對文化對比進行了有益的區分，也就是禮俗社會（由自然意志推動、以統一和團結為特徵的社會結構，如原始社會、家庭、宗教、宗教社區等）與法理社會（由理性意志推動、有明確目的、可改變手段以適應需要的社會結構，如現代政府、軍隊和企業的管理機關等）的區分。禮俗社會是建立在各種關係的基礎上的，並且有賴於團結統一和相互協作這樣的觀念，例如家庭成員間的關係、教堂集會或朋友間的各種聯繫。它是以相互支持、經常面對面交往、共同的經驗甚至是共有財產為基礎的。法理社會是建立在相互關係的基礎上的，絕大多數是一種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它常常關係到商品和勞動的交換，常常是建立在討價還價和契約的基礎之上的。這種社會體制允許個人收益和競爭優勢的存在。公司和政府機構就是這樣的例子。
沒有人會認為一個機構或社會是絕對的禮俗社會或絕對的法理社會。它們只是理想的類型。但是其區別對現代社會科學，特別是文化心理確實有著很重要的分析價值。禮俗社會常常被說成是「集體主義」社會制度，而法理社會常常被冠以「個人主義」社會制度的稱號。黑茲爾·馬庫斯和北山志乃提出的「場依存」和「場獨立」傳達了同樣的觀念。
嚴格地說，獨立性或相互依存性的培養是從有圍欄的嬰兒床開始的。對於美國的嬰兒來說，與父母分開睡覺，獨自睡在一張小床上，甚至獨自睡在一個房間裡，這很平常，但在東亞很少有這種情況發生，與父母睡在同一張床上是極為普遍的情況。小孩在睡醒之後，他們的生活差異就進一步加深了。一個中國的嬰兒常常是有幾代人圍著團團轉，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日本的嬰兒幾乎是一刻也離不開母親。一些日本人，很顯然願意把與母親的這種緊密聯繫無限期延續下去。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院的調查人員最近進行了一項研究，要求把日本成年人和美國成年人對母親的依戀程度進行比較。結果證明這個任務很難完成，因為日本的調查員認為一種合理的調查結果應該是：「我想與母親永遠不分離。」美國的研究人員當然認為這對美國的被調查對像而言簡直是令人捧腹大笑般滑稽，這會使他們很難嚴肅地接受採訪。
西方的家長往往用十分明確的方式鼓勵孩子獨立。他們經常讓孩子獨立處理一些事情，讓他們做出自己的選擇。「現在，你是上床睡覺呢還是先吃點兒點心？」亞洲的父母認為父母最瞭解什麼對孩子好，因此他們常常替孩子做決定。
那些試圖培養孩子獨立性的父母，在看到培養工作做得很好，孩子們面對自由選擇卻畏縮不前時，不應該有什麼大驚小怪。社會心理學家希娜·伊因蓋爾和馬克·萊普爾請美國、中國和日本7~9歲的孩子做字謎遊戲，比如，「從G、R、E、I、T中可以產生哪些詞？」他們讓一些孩子做指定類型的字謎遊戲，讓其餘孩子選擇要做的字謎遊戲類型，一些孩子的母親得知消息後就希望孩子做指定類型的字謎遊戲。研究人員檢查了得到解決的字謎的數量和投入遊戲的時間。當得到允許可以自由選擇字謎類型時，美國的孩子表現出了極高的興趣——投入遊戲的時間比較長，解決的字謎比較多。但媽媽為他們選擇字謎類型時，美國兒童的興趣最低，這表明他們感覺自己的意志自由受到了侵犯，因此就對這項任務失去了原有的興趣。而當媽媽選擇字謎類型時，亞洲的兒童卻表現出了最高的興趣。
對各種關係的強調促進了對他人的關懷。美國的母親在與學步兒童一起玩耍的時候，她們常常問一些與物體有關的問題，並提供一些相關的信息。但是，日本的母親在與蹣跚學步的孩子一起玩的時候，他們的問題都與感情有關。當孩子做錯的時候，日本的母親就很愛用與感情相關的字眼：「如果你不吃媽媽為你做的飯，農民會感到難過的。」「玩具在哭，因為你把它扔到一邊了。」「牆說『哎喲』。」美國的母親則把注意力放在物體上，這有助於孩子們今後走進需要獨立生活的世界。像亞洲的母親那樣，關注感情和社會關係，在孩子們必須調整他們行為的時候，這會有助於孩子們預先考慮到他人的反應。
關注他人情感狀態的結果會相應體現在成年人身上。很顯然，亞洲人比西方人能夠更準確地覺察到他人的情感和態度。例如，傑弗裡·桑切茲–伯克斯及其同事請韓國和美國的員工根據老闆的評分來估計老闆對員工的態度。韓國人比美國人能夠更好地從評分中推斷出老闆對員工的看法，而美國人只看到了表面意義。這種對他人情感的關注延伸到了對動物世界的感知。我和增田讓日本和美國的學生看了一段水下世界的錄像，然後讓他們匯報所看到的東西。就拿一條魚來說，日本學生比美國學生的所見包含了更多的情感和興趣：「那條紅色的魚肯定很生氣，因為它的魚鱗受傷了。」同樣，彭凱平和菲爾比·埃爾斯沃恩給中國和美國的學生看了一個動畫片，許多魚以各種陣勢游來游去。例如，一群魚在追一條魚或者在有一條魚靠近的時候又急速逃開了。調查人員問學生們這條魚和這群魚懷著什麼樣的心情。中國學生順利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美國學生卻遇上了麻煩，要他們匯報這群魚懷著什麼樣的心情時，他們都感到困惑不解。
對他人情感的相對敏感性反映在對交流本質的認識上。西方人教育孩子們清楚明白地表達思想，其作用相當於一個「傳輸者」，也就是說，講話者有責任讓聽眾清楚地瞭解他想表達的意思，聽眾的理解多多少少是獨立於背景之外的。如果出現傳達錯誤的話，那就是講話者的責任了。亞洲人則會把孩子向「接收機」這個方向來培養，也就是說，理解所說的內容是聽話者的責任。如果孩子的歌聲太大，打擾了美國的父母，他們會讓孩子們安靜下來，態度很明確。而亞洲的父母可能會說：「你唱得真好。」一開始，孩子會感覺很高興，但是馬上會明白其言外之意，然後就會安靜下來，不再唱歌了。
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會發現亞洲人難以理解，因為亞洲人傾向於用委婉、巧妙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西方人實際上是蒙在鼓裡的。亞洲人則發現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態度傲慢甚至有些粗魯。
有許多方式可以用來比較相對獨立和相互依存的社會的區別，但是在說明這些時，關注下面4個相關但多少有些區別的方面對你會有所幫助。
‧ 個人行動自由的觀點和集體行動的偏好；
‧ 追求個體特色的願望和與群體合而為一的傾向；
‧ 追求平等、爭取地位的傾向與接受等級制度、接受指定角色的態度；
‧ 指導行為的規律是普遍性的觀點與把背景和各種相關關係的本質考慮進去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觀點。
這些方面彼此密切相關；一個社會可能在某些方面很具獨立性，在另一方面則不具獨立性。社會學家試圖進行檢測，他們採用了各種手段，包括對價值觀的全面考察研究，對存檔資料的研究，並進行了一些試驗。
一些最有趣的考察資料是對來自不同文化的商人所做的研究。這樣的考察提供了十分有說服力的證據。在這方面的研究上，吉爾特·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結果比上述的調查發現更有參考價值。在他的研究中，所有參與者來自不同的社會環境，但都是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的員工。即便是在藍領工人的龐大群體中，他也發現了在價值觀方面存在的巨大文化差異。
荷蘭國際商學院的教授查爾斯·漢普頓–特納和弗恩斯·特朗皮納斯也收集到了類似的資料。7年裡，他們對參與他們在全球範圍內舉辦的專題研討會的中層管理人員提出了幾十個問題。該研討會的參與者——據說有15000人——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荷蘭、瑞典、比利時、德國、法國、意大利、新加坡和日本（也有幾個人來自西班牙和韓國）。
特納和特朗皮納斯給學生們出了一道兩難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中獨立的價值觀與相互依存的價值觀被置於對立的地位。
為了研究強調個人獨特性和與群體合而為一的價值，特納和特朗皮納斯讓這些管理人員指出他們喜歡下面哪種類型的工作：（1）個人的獨創性受到鼓勵，並且能夠實現的工作；（2）不允許追求個人榮譽，大家協同創造的工作。
90%以上的美國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英國人、荷蘭人和瑞典人選擇了第一種工作，而選擇第一種工作的日本人和新加坡人不到50%。德國人、意大利人、比利時人和法國人的比例居於兩者之間。
美國有時被描述為這樣的地方：如果你要證明自己的成就，那麼你大約每隔5年要更換一次區號。在其他國家，一個人與所在公司的關係、與同事的關係比在美國要重要得多。為了確定文化間的這種差異，特納和特朗皮納斯讓參與者從以下兩項中做選擇：（1）在我以後的日子裡，我肯定要在那個地方工作；（2）我敢肯定這種關係是不會長久的。
90%以上的美國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英國人和荷蘭人認為有可能縮短工作時間，而只有40%的日本人持同樣的觀點。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比利時人又一次介於兩者之間，雖然與亞洲人相比他們與歐洲人的觀點更接近。
為了研究通過努力獲得的社會地位和被硬性指定的社會地位所寄予的相對價值觀，特納和特朗皮納斯問參與者是否有如下看法：獲得成功、贏得尊敬是努力工作的結果；經理比他們的下屬歲數大這一點很重要；年紀大的人應該比年紀小的人受到更多的尊敬。
60%以上的美國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瑞典人和英國人都否決了社會地位以年齡為基礎的觀點。60%的日本人、韓國人和新加坡人接受了社會階級部分是以年齡為基礎的觀點。法國人、意大利人、德國人、比利時人的回答介於兩者之間，雖然與亞洲人相比他們與其他歐洲人的觀點更為接近。
不必說，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價值定位的人們必須交往的時候很有可能發生衝突。重視普遍規則的人與持具體情況應該具體分析、不同的規則適用於不同的人這種觀點的人交往時，情況就尤其如此。西方人傾向於以抽像的原則為主，認為這些原則適用於每一個人。對於西方人來說，為了適應具體的情況而取消普遍規則是不道德的。每一件事都堅持同樣的規則，這對東方人來說就是愚笨和固執僵化的，甚至是殘酷的。特納和特朗皮納斯提出的許多問題顯示文化中存在的顯著差異就在於是偏愛普遍適用的法則還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他們的問題中有一項是如何處理這樣的情況：公司的一位員工，過去15年工作都很出色，但是近一年的工作不盡如人意，如果這位員工的表現無法改善的話，這位員工應該：（1）不管年紀大小、以前的工作業績如何，工作成績仍然是解聘的理由；（2）無視這位員工15年來為公司所做的貢獻是不是錯了？公司必須考慮對他的生活的責任。
75%以上的美國人和加拿大人覺得這位員工應該被解雇，20%的韓國人和新加坡人同意這種觀點。30%的日本人、法國人、意大利人和德國人同意這種觀點，40%的英國人、澳大利亞人、荷蘭人和比利時人同意這種觀點。（對於這個問題，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與北美人相比更接近於歐洲大陸人。）
就如這些結果顯示的那樣，西方人信奉普遍適用的規則，這會影響他們對個體與公司之間的協議本質的理解。西方的觀點認為一旦達成了協議，就應該遵守——不管環境發生什麼變化。但是，對來自相互依賴、高度關注背景的文化的人來說，環境的變化決定著協議的變更。
這些極為不同的觀點常常會導致國際誤解。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澳大利亞的「食糖合同」事件就是一個具體生動的例子。日本的食糖煉製業者與澳大利亞的供應商簽署了一份供糖合同，每噸糖的價格是160美元，供應5年。但是在合同簽署後不久，世界市場上糖的價格暴跌。因此，日方以環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為由要求重新商談該合同，但是對於澳方而言，不管情況發生什麼樣的變化，都要遵守合同，因此，他們拒絕考慮任何變化。
獨立社會與相互依賴的社會間存在的差異對商業的重要提示就是廣告對不同文化的公眾要做出不同的調整。市場營銷專家韓相弼和莎倫·沙維特對美國和韓國大眾新聞雜誌以及女性雜誌中的廣告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美國的廣告強調個人利益和偏好（「讓你獨領風騷」、「充滿喜悅」），而韓國的廣告則強調群體的利益和偏好（「我們可以使大家的關係更加緊密」）。韓相弼和沙維特進行實驗的時候，他們給人們看了各種不同的廣告，他們發現具有個體主義色彩的廣告對美國人比較有效，而具有集體主義色彩的廣告對韓國人比較有效。
獨立與相互依賴當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每個社會——每一個體——都是這兩者的混合體。結果證明這兩種傾向都極易表現出來。心理學家溫迪·加德納、夏伊拉·加布裡·埃爾和安吉拉·李「事先提供信息」使美國的大學生採用獨立的方式或相互依賴的方式進行思考。他們為此用了兩種不同的方式。在一個實驗中，他們讓參與者讀一個關於一位將軍不得不選一位武士送給國王的故事。在「獨立性」的思維方式中，將軍必須選一個能勝任該項工作的最好的個體。在「相互依賴性」的思維方式中，這位將軍要做出對他的家庭有利的選擇。在另一個「事先提供信息」的方法中，他們讓參與者在一段描寫到一個城市旅行的話中搜尋一些詞彙。這些詞彙或者具有獨立性的本質（例如「I」「mine」），或者具有相互依賴性的本質（例如「we」「ours」）。
讀完這個故事，或者搜尋完這段話中的詞彙之後，參與者被要求填寫一個價值觀調查表，這個表是他們對個體價值觀（比如自由、多樣性的生活）和集體價值觀（比如歸屬感、對長者的尊重）的重要性的評估。此外，他們還會讀一個故事，在這個故事中，「麗莎」拒絕告訴她的朋友「艾米」去藝術品商店該怎麼走，因為她正在埋頭讀一本書。然後要求他們回答麗莎的行為是否自私。那些接觸獨立性信息的學生比那些接觸相互依賴性信息的學生對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的評價要高，而對集體主義價值觀的評價要低。支持獨立性的參與者對埋頭讀書的麗莎比較寬容。加德納及其同事們重複了這個實驗，還讓中國香港的學生也參與到這個實驗中來。美國的學生對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評價高於集體主義的價值觀——除非他們接觸了相互依賴性的指導。中國香港的學生對集體主義價值觀的評價高於個人主義價值觀——除非他們受到獨立性的熏陶。
當然，東方人不斷受到相互依賴性的信息的熏陶，而西方人則不斷受到獨立性信息的影響。這就增加了這種可能性，也就是即便他們所受到的教養不會使他們具有這樣或那樣的傾向，他們周圍的信息也會使生活在相互依賴的社會中的人們採取通常是相互依賴性的行為方式，使生活在獨立社會中的人們採取通常是獨立性的行為方式。實際上，這是在「其他」文化中生活了一段時間的人們的普遍情況。我最喜歡的例子就是與一位在日本生活了幾年的年輕的加拿大心理學家有關的情境。他後來申請去北美洲的大學工作。招聘人員驚訝地發現，他的信開頭就為自己的能力可能不足以勝任應聘的工作而道歉。其他一些證據也顯示，自我認同是具有高度可塑性的。在西方生活過一段時間的日本人，其自我認同會明顯提升，可能是因為他們遇到的環境通常比在日本的環境更能提升人的自我認同。人們在極不相同的文化中表現出來的社會心理特徵並非是完全不可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