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是簡單的，你只要機靈小心就會獲得成功，那麼生活就是可控制的。如果生活是複雜的，要接受命運變幻的裁判，那麼生活就不太容易掌握。研究證明亞洲人不像西方人那樣有充分的信心來把握自己。亞洲人不是努力來控制形勢而是極力地要適應形勢。社會心理學家貝思·莫林、北山志乃和宮本由裡讓日本和美國的學生談一談他們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在哪些事件中他們調整自己以適應形勢的發展，在哪些事件中他們可以控制形勢。適應形勢的發展對日本人來說顯然已司空見慣，而控制形勢發展對於美國人來說更普遍。莫林也問了她的參與者在每種情形下的感受。在遇到要適應形勢的發展情形的時候，美國人感到很尷尬、焦慮、無能為力，而日本人則沒有這種感受。
其他證據也顯示那種控制局勢的感覺對亞洲人不像對美國人那樣重要。對亞洲人、亞裔美國人和歐裔美國人的一項調查發現：能夠控制生活的這種感覺對於歐裔美國人來說是與心理健康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對於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來說，這種聯繫就沒那麼強烈。而西方人認為自己直接的控制權至關重要，亞洲人卻認為如果與他人同舟共濟，那麼結果會更好一點兒。
組織心理學家P.克裡斯多弗·厄雷讓中國和美國的管理人士在不同情形下擔任一些管理任務。這些管理人士假設自己獨立工作，或者與來自同一地區、興趣相投的人一起工作，或者與來自另一地區、沒有什麼共同點的人合作。而實際上所有這些人在所有情形下都是獨自工作。參與者們在想，與群體內和群體外的人合作的情況下，他們的成績要從群體水平來評估而不是從個人的水平來評估。中國的管理者認為與群體內的人合作比自己獨立工作或與其他群體的人合作業績要好。美國人認為自己獨立工作時業績最好，不管是在群體內工作還是在群體外工作。但其實結果並沒有區別。
「人多保險」這句格言或許起源於西方，但是社會心理學家山口百介及其同事指出日本的大學生比美國的大學生更堅信這一信條。他們告訴這些參與者，在他們的研究中，他們對找到在完成一項指定任務中的「不愉快經歷」（例如喝下苦澀的飲料）的影響很感興趣。參與者們或者被指派到可以控制的情形下工作，或者在有著不愉快經歷的情形下工作（是哪種情況要依據抽籤的結果而定）。
在實驗中的確有兩種情況，但是這兩種情形是「單獨」式和「群體」式。「單獨」式的參與者要抽4個簽，每個簽上面有一個個位數字。參與「群體」式的，所有的參與者都認為他們是4人組中的一員，每個人都要抽一個簽。對處於兩種情形中的參與者來說，4個簽上的數字總數決定誰來喝下苦澀的飲料。山口及其同事問這些參與者成為這種不幸人選的可能性有多大。（沒有什麼客觀理由會使參與者認為這兩種情形下這種機會有什麼差異。）日本人認為在「群體」式情況下，他們會有更大的可能性逃脫這種不幸。美國男性認為在「單獨」式的情況下，他們更有可能逃脫這種不幸。美國女性與日本女性的想法一樣，她們也認為在「群體」中更有可能逃脫。
西方男女的差異比東方男女的差異要大，這方面的研究比較罕見，山口的研究以及在這一部分後面將要談到的內容涉及這方面的問題。一般來說，我們會發現屬於東西方文化的同樣的性別差異——或者是不屬於任何一種文化的性別差異。我們已經知道了有關認知和感知差異的社會起源理論，我們可以說這兩種文化的女性在看問題的時候比男性更全面，但是我們發現這只說對了一半，性別差異總是比文化差異要小得多。我們難以指出存在性別差異和不存在性別差異的情形有什麼不同。
對於亞洲人來說，世界是一個複雜的地方，是由連續不斷的物質構成的，從整體上理解世界比片面地看世界要容易理解得多，亞洲人更喜歡集體控制而不是個人控制。對於西方人來說，世界是一個相對簡單的地方，是由孤立的物體構成的，理解這些東西不用考慮它們的背景，西方人高度傾向於個人控制。東西方人眼中的世界的確很不相同。
西方人心中的世界並不像他們認為的那樣可以控制。社會心理學家艾倫·蘭格把「控制的幻想」定義為對個人成功的期望超出客觀可能性所能提供的保證，她認為這是一種怪癖。這種幻想有時候對你可能是一件好事。在一項研究中發現，當人們誤認為他們可以控制在他們的工作中週期性出現的嘈雜、混亂的噪音時，他們的日常工作會做得更好。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幻想的表現形式使我們看起來很傻。在我特別喜愛的一項研究中，蘭格走近一座辦公樓裡的人群，問他們是否願意購買1美元的彩票。如果這個人說願意，她就會給這個人一張彩票或者把一沓彩票呈扇形展開、讓這個人從中選一張。兩周後，她又走近所有買過彩票的人，她說許多人都想買彩票，但是彩票都賣完了。人們會把彩票再賣出去嗎？如果可能，價錢會是多少？通常，直接從她手上接過彩票的那些人願意以2美元的價錢把彩票賣出去，而從她手中挑選彩票的那些人提出要以9美元的價格出售！
我們所瞭解到的許多情況都表明亞洲人不像西方人那樣那麼容易受這種控制幻想的影響，也不像西方人那樣那麼關注與控制有關的問題。我和季李軍、彭凱平用我們新的共變探測實驗和桿框測驗對這一認識進行了檢驗。
在共變探測的新方法中，其目標就是，在給出電腦左半邊屏幕上出現的特定物體的情況下，判斷出在電腦的右半邊屏幕上會出現什麼樣的特定物體。我們讓參與者來控制哪個物體出現在電腦屏幕的左半邊，並允許他們來選擇左邊物體和右邊物體出現時每次實驗所花費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和中國人看到了同樣的共變，美國人像中國人一樣自信。而且，美國人對他們所看到的共變程度掌握得相當精確，而中國人實際上在控制這個實驗時比在不掌握控制權的情況下精確度稍差一點兒。
在桿框測驗中，我們讓參與者控制桿，允許他們自己轉動這個桿。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對他們自己判斷的精確度更加自信了，而東亞人的自信心沒有增加。美國的男士們，在一開始就是群體中判斷最準確的人，而實際上也變得更為自信。東亞人和美國女性其精確度的判斷並沒有因為擁有控制權而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