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人與西方人之間因果推理的差異比對背景或物體的偏愛要寬泛。西方人似乎更多地關注因果歸因。歷史學家渡邊雅子在研究日本和美國的小學生、大學生以及他們的老師對歷史事件的處理方式中很完美地論及了這一點。
日本的老師首先詳細確定特定事件的發生背景。然後按年代順序講述重要事件的進程，講每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老師鼓勵學生通過思索歷史人物所處的背景與學生們日常生活情景的相似之處去想像歷史人物的精神和情感狀態，其行為就用這些感覺來解釋。重點放在最初的事件上，這個事件是以後發生的事件的推動力。當學生將自身的情感投注到歷史人物身上，包括日本的敵人，這樣的學生就被認為是具備了從歷史角度思考問題的能力。在日本的課堂上，經常提出「如何」這樣的問題的頻率是美國的課堂上的兩倍。
美國的老師在講述背景方面不像日本老師那樣花費那麼多時間。他們從結果開始講起，而不是從最初的事件或導火索講起。在講述的過程中，他們打亂了事件的年代順序。相反，對歷史的講述主要是通過討論認為什麼是比較重要的因果因素進行的。（「土耳其帝國的瓦解主要有三個原因。」）當學生們能夠舉出適合某個結果的因果模式的例證時，他們就具備了從歷史的角度進行推理的能力。在美國的課堂上，經常提出「為什麼」這樣的問題的頻率是日本的課堂上的兩倍。
渡邊稱美國的歷史分析為「逆向」推理，因為他們是從結果—原因的順序來講述事件的發生發展的。她指出了美國的歷史分析與把目標作為推理的方向之間的相似性：先詳細說明要達到的目標，然後規劃出使你可以達到這個目標的模式。她還指出目標傾向是西方人的特點，具有本位主義的意識，而亞洲人是沒有的。這一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是希臘人而不是中國人在研究自然現象的因果模式。自由的人很自然會採納「逆向」塑造事件、因果分析的方式來確立有關某個物體的目標，然後拿出方案來達到這樣的目標。渡邊引用一位美國英語老師的話：作為日本學生第二語言，「美國的老師很難理解日本學生寫的文章，因為我們看不到其中的因果關係……而在美國，因果關係是最起碼的邏輯」。
與他們所生活的複雜性較少的世界相一致，西方人看到的與對這個世界相關的因素的瞭解比東方人少。崔英奎及其同事向美國和韓國的參與者描繪學物理的中國學生殺人的故事。崔及其同事提供了100條與學生、教授、學校等有關的信息，然後，讓參與者排除那些可能與殺人動機不相關的因素。韓國的學生認為只有37%的信息是不相干的，美國的參與者認為55%的信息可能是不相關的。（他們也對亞裔美國人進行了調查，發現他們介於歐裔美國人和韓國人之間。）
崔英奎及其同事還發現相關因素的比率與個人所持世界整體觀的程度有關。他們對參與者進行「整體論」問卷調查，這個問卷會顯示出參與者在多大程度上認為事件彼此相關。下面是一些例子：
‧ 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以某種方式與其他事物相關的。
‧ 不考慮整體就不可能理解局部。
崔英奎及其同事發現韓國人比美國人更相信整體觀。然而，不管是美國人還是韓國人，個體看問題越全面，就越不願意認為某個信息可能是不相關的。
但是，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思想開放、認為世界是複雜的這種思想也有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