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早期，哲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勞動分工。心理學家擔負著描述性研究的任務，要描繪出人們如何思考和行動；而哲學家擔負著規則研究的任務，告訴人們如何進行思考和行動。有時候，雖然並不總是可取的，哲學家必須關注心理學家的工作以瞭解人們真正在做什麼。但是，即便是哲學家密切關注心理學家的工作，他們還是發現沒有什麼可以消除心理學家對普遍性的確信。我相信在此所報道的工作會對心理學家產生影響，從而對哲學家產生影響。
要想瞭解哲學如何受到非普遍性的實證的影響，就要思考18世紀戴維·休謨提出的歸納之謎。假設未來就如過去，今天滋養我們的食物明天還會滋養我們，他問道，我們如何證明這一點。對這個問題無疑應該用演繹法來解決。「這種食物今天滋養我，因此，它明天還會滋養我。」這只是可能的情形，缺乏推論法所要求的確定性。
哲學家納爾遜·古德曼提出歸納這個難題的解決辦法就是尋求我們實際上進行的歸納推理和特殊推理規則之間的反思平衡。我們使用歸納法所做的就是，我們會放棄任何需要我們支持推論的演繹規則，因為我們覺得不適用。我們也不願下任何結論，這些結論因我們不願意放棄的規則而遭禁止。但是，假如有些文化與「我們」的「推理」方式不同，甚至不認同我們推理所用的原則，那怎麼辦？哲學家斯蒂芬·斯蒂克認為這就將導致反思平衡的原則處於一塌糊塗的狀態。如果我們不贊成某個推理是對是錯，我們就不能用這些原則作為正確思考的指導——這些原則只是表達了個人的偏好。一個解決辦法就是說我們的推理證明是正確的，他們的推理證明也是正確的——即使他們的推理與我們的完全不同。這種極端相對主義的方式是一種比較容易採取的辦法，但是沒有人會相信它。如果你告訴我你認為這兩個實際上相互矛盾的命題都是正確的，那麼我會很有禮貌地說我確信這對於你來說是對的，但是我的看法對於我來說也是對的。我們兩個看法是否有一個可信呢？或許並非如此。
但是，我不願意因相對主義而自食其果。相反，我發現亞洲人的推理模式對西方的一些推理錯誤有著很有價值的啟示，反過來，西方的推理方式也可使東方思想大受裨益。
我將集中談幾個西方的思維習慣，把它們與東方的思維模式進行對照，似乎就可以闡述得更加清楚了。
形式主義 西方思維中的形式邏輯思維方式具有巨大的力量。科學和數學顯然有賴於形式邏輯，只是依賴程度大小的問題。弗朗西斯·培根寫道：「邏輯沒用，科學就是創造。」伯特蘭·羅素認為12世紀修道士的三段論就如那些修道士一樣沒有孕育出什麼結果。儘管我同意上面兩人的看法，但是仍舊有人表達了困惑：所有人的問題都可以借由邏輯解決，但只能運用形式邏輯來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但是在我看來，這導致他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天真解釋。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堅持把形式和內容分開，這樣只運用有關形式的邏輯原則就可以進行推理。這就是西方的苦惱之處。就如哲學家劉述先所說：「中國人太理性而難於把形式與內容分開。」
羅素的第二個問題，就像大多數西方人一樣，在很大程度上，羅素在辯證法的「推理圖式」方面比較欠缺。許多這樣的圖式是由發展心理學家克勞斯·裡格爾和邁克爾·巴西奇斯確定的。這些心理學家不同意讓·皮亞傑的觀點，皮亞傑認為大多數推理是通過所謂的形式作用或邏輯原則來進行的。在他們看來，多數高層次的推理是通過後形式作用來進行的——更複雜的推理圖式，與具體的思想內容相比，與邏輯規則的關係更為緊密。它們被稱為是「後形式」，是因為它們被假定為主要是在形式作用完成後發展起來的。裡格爾和巴西奇斯都認為後邏輯作用的發展進步在人的一生中都在繼續。在巴西奇斯的研究中，有如下例子：
‧ 從論題到反論題，再到綜合的概念運動。
‧ 把事件或形式理解為過程發展的運動的能力。
‧ 對質變是量變的結果的可能性的認識。
‧ 持有背景相對主義觀點的能力。
‧ 對問題多角度價值的認識。
‧ 對建立在形式與內容相互依賴的基礎之上的形式主義陷阱的認識。
‧ 對雙邊互惠關係的理解能力。
‧ 對自我轉變機制這個概念的認識。
‧ 從均衡的角度來構想機制的能力。
奇怪的是，裡格爾和巴西奇斯似乎都沒有把他們對後形式作用的觀點和東方思想中辯證方面的看法的聯繫訴諸書面形式，儘管他們沒有意識到其中相似性的可能性極小。實際上，或許他們正是利用東方的思想而設計出了這種圖式。
西方人使形式與內容相分離，堅決主張邏輯方法，這兩大惡習常常共同運作產生許多學術謬論。在我所研究的心理學領域可以舉出大量的例子。特別是，大量心理學現象的形式模式——我所察覺到的，大多數——都沒有闡明它們所聲稱的現象。其成功在於為自身進行設計，而對行為並不理解。學經濟的朋友告訴我在經濟學中的膽識就是拾取一些不合情理的原則，然後從中挖掘出盡可能多的現象。
雙重價值的邏輯 評價具有西方特點的二元的「不是……就是……」的方式讓西方的許多思想家為之惋惜，但是其問題從東方「兩者都」的立場很容易看出。例如，西方人認為每一個行為都有一個原因，而不是很多原因，人們的行為要麼是由外部原因要麼是由內部原因引起的，兩者只能取其一。因此，人的行為可能是出於慷慨或者是為了滿足某些自私自利的動機，但絕不是由於這兩種原因。亞當·斯密在他那篇著名的為資本辯護的文章中寫道：「為你提供晚餐的啤酒製造商、麵包師或屠夫不是因為他關心你、關心顧客，而是因為他關心他自己。」
但是，為什麼不是這兩種動機共同作用的結果呢？想必許多正在做生意的商人想到的主要是他們自己的家人，但是也有可能他們也想到了其他人。亞當·斯密自己認識到了這一點，卻被他的許多追隨者所忽視，或者不為他們所欣賞。
有一個與政客們的動機相關的犬儒哲學，這是美國人的特點，不管它是否有利於維護個人自由，都會產生一些不正確的估計。林登·約翰遜和理查德·尼克松都不是我最喜歡的政客，但是，儘管兩者被普遍認為做事是為了撈取政治利益，在操作的過程中他們自己也知道會蒙受重大損失。約翰遜為維護肯尼迪的公民權利法案而戰，許多人都認為約翰遜是在千方百計地增加他的政治資本，但是，實際上，他比肯尼迪更清楚——他將把南方一代人的投票權拱手讓給共和黨。尼克松使中美關係的僵局打開了一個缺口，很多人認為尼克松是在尋求個人的政治利益，實際上，這個時候，尼克松和他的許多助手也擔心這會成為一個極不受歡迎的舉措。
有一些證據顯示，西方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這種「單一動機謬誤」的影響。發展心理學家瓊·米勒和戴維·貝索夫向美國和印度的孩子們講述了一些一個人幫助另一個人的事例。在一些情況下，提供幫助的人期待著回報，而有的就不求回報。印度的孩子認為提供幫助的人從他內心來說，他渴望幫助他人而不求回報。美國的孩子認為只有在不求回報的情況下，提供幫助的人才具有幫助他人的內在動機。
基本歸因錯誤 社會心理學家的一個最重要的、得到最好實證的現象就是基本歸因錯誤——就是傾向於認為另一個人的行為是由人的個性、能力產生的，而輕視很重要的情境因素。批評家有時候認為這種傾向根本不會造成錯誤。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東方人不像美國人那樣易受這種錯誤的影響，當形勢在某方面比較顯著的時候，這種錯誤對他們來說就更容易糾正。批評家不可能這樣兼顧兩方面。在那些情形下，因為西方人忽視了環境因素而導致了錯誤，或者因為亞洲人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也導致了錯誤。特別是根據美國人傾向於關註明顯的東西而忽視背景的這些資料，更合理的觀點應該說錯的是美國人，在那些情況下，正確的是亞洲人。
有關基本歸因錯誤的研究有超越認識論之上的哲學意義。這項工作對倫理來說也很重要，哲學家都很強調這一點，包括約翰·多里斯、吉爾伯特·哈曼和彼得·弗拉納斯，許多心理學家也很重視這一點。他們指出，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在西方哲學中起著重要作用，與他的物理學類似。人們像物體一樣，有怎樣的行為取決於自身的屬性——人們的行為在倫理層面有善惡之分。亞里士多德的「倫理道德」與東方的信念相比，更接近於西方世俗想法中關於道德行為的部分。亞里士多德的體系促使人們認為自己已經無藥可救了，或者使人們認為必須通過改變人的屬性來改變人的行為。如果你想讓人們的行為舉止如你所認為應該的那樣，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鼓勵他們找到可以把他們最好的行為舉止展示出來的環境，從而避開會使他們行為舉止惡劣的環境。這種促進道德行為的方法從東方的視角來看比從西方的視角來看更明顯。
轉向是一項公平比賽，把西方的思維作為批判東方思維的平台這也是可能的。這個計劃的草圖如下：
矛盾 「兩邊都有理」這種啟髮式的方式或許是理解所有比較明顯的矛盾的最佳方法。然而這並非總是萬應靈丹。有時候，一個命題佔有所有或大部分的真理，而另一個命題則很少或沒有真理成分。我們看到東方人比美國人更樂意相信彼此具有矛盾關係的兩個命題中的每一個命題，這就會導致他們犯嚴重的錯誤。對於一個指定的命題，當他們看到這個命題與一個似是而非的命題發生矛盾時，這比他們單獨面對這個命題時要更加相信這個命題。在邏輯的基礎上進行辯護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可以很容易看成是堅持中庸之道的結果。崔英奎認為東方人對矛盾的敏感性的相對缺乏使得他們有足夠強烈的好奇心，而成為科學家的可能性卻減小了。不管是好是壞，這是一種偏好。
辯論和修辭 我很贊同西方人通過辯論可以獲取真理的標準，或者，不管怎麼樣，辯論把或許有用的假想公之於眾。西方的辯論風格和思維習慣對社會的開明和思想的開放是很重要的。辯論與標準的假設—證據—結論這樣的修辭也是攜手並進的，科學對這種修辭的依賴性很強。早些時候，對於修辭的功效，我引用了艾倫·克羅默的話「幾何證明是最終的修辭形式」。統計學家和心理學家羅伯特·阿貝爾森寫了一本很有趣的書，把統計學實質上描繪成了修辭學。我認為這個隱喻很有深意並且是正確的。
複雜性 西方的一位思想家說：「如果宇宙是卷餅形的，那麼我們必須具有卷餅形的假想。」很正確，但是如果我們從卷餅形的假想開始，那麼宇宙最好是卷餅形的，否則我們沒有機會發現宇宙是什麼形狀的。除了卷餅形，對於其他任何形狀來說，你最好以直線開始，並對其進行塑造，你會發現，線形的假設太簡單了。亞洲人認為世界是個複雜的所在，這無疑是正確的，用這種態度對待日常生活或許是正確的。在科學上，對於那些複雜性不予理睬，而不是歡迎每一個想像得到的相關因素都加入進來，這樣你靠近真理的速度就更快了。
當然，如果我們認為人們的心理習慣會樂意接受改變，那麼一些約定俗成的觀點就會有意義，但這可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