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塔應由誰來建造
燈塔是一種我們當代人已經不太熟悉的事物，今天大洋上航行的輪船已經完全用不著燈塔了，因為GPS（全球定位系統）這樣高、精、尖的設施已經取代了它的功能。
可是在人類早期的大航海時代，燈塔可是一項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礎設施。如果你是那個時候的船長，你怎麼來確保前面沒有暗礁呢？你怎麼能確保自己沒有偏離航線呢？你只能根據岸上的一些標誌物，比如教堂的尖頂等特徵很鮮明的建築，甚至是岸上的一片樹叢去判斷。一來二去，人們就想，能不能人為地創造一些標誌物，讓它挺立在岸邊，甚至夜裡也可以起到作用呢？於是就發明了燈塔。所以，燈塔是大航海時代極其重要的航海基礎設施。
燈塔這個物件曾經引發過經濟史上一次重要的爭論。這個爭論的始作俑者，是一個叫庇古的英國經濟學家。他生在19世紀，主要學術成就建立在20世紀，是劍橋學派扛大鼎的人。
這個庇古開創了所謂的福利經濟學，他論證的起點就是燈塔。他說人類的經濟生活就是一買一賣，靠市場的自由交易不就可以解決了嗎？可是有些東西是沒法解決的，比如說燈塔。燈塔的使用並不需要雙方有身體接觸，你作為一個船長，在大海上遠遠地瞄上一眼，這就算用了。可是，你離我還有十幾海里，我怎麼追上去找你收費呢？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有的船長比較缺德，他明明看了燈塔，等你找他收費的時候，他卻死不承認，就說沒看，那你怎麼辦？根本沒有充足的證據迫使他把銀子掏出來。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市場經濟就需要一次調整。那誰來調整呢？這時候，跳出來一個彪形大漢，名字叫政府。政府說：「你們沒有辦法收費，我有辦法，我可以收稅啊。先把稅收上來，然後我出面來建燈塔，讓大家免費使用，這個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從這個思路出發，庇古他老人家推出了一整套所謂的福利經濟學的理論，甚至有一個著名的經濟學詞彙「庇古稅」，就是用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經濟學中的燈塔問題
什麼叫庇古稅呢？在市場經濟的很多交易過程中，會產生一個溢出效應，比如說一個工廠，它做生意貌似只是一買一賣的關係，但是它往空氣中排放的污染物卻使公眾的利益受損，這也叫交易的外部性。
那怎麼解決呢？政府又出來了，說交稅，給銀子，我把你對公眾福利的破壞、對公眾利益的減損，用稅收的方法收上來，然後再還補到社會當中。這種稅，就稱為庇古稅。這個稅聽起來好枯燥，但是又那麼有道理。
但是不久，庇古的冤家對頭就出現了——又一個經濟學家科斯。科斯跟庇古一樣是英國人，但是他後來主要生活在美國。
科斯寫了一篇文章，叫《經濟學當中的燈塔問題》，專門跟庇古老先生抬槓。有趣的是，庇古是學歷史出身的，後來受經濟學家馬歇爾的感召，才改行學了經濟學；而科斯這個學經濟出身的學者，研究燈塔問題的思路，反而更像一個歷史學家。
科斯一生的學術主張是回到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就是說很多東西是經濟學家在黑板上推導出來的，是想當然的，我們能不能回到真實的歷史當中，看看史料中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比如說燈塔問題。
科斯這個經濟學家偏要去幹歷史學家的活兒，考證來考證去，大家就傻眼了。原來，在英國歷史上，早期的燈塔居然大部分都是私人建造的。
燈塔其實就是一盤生意
讓我們把時間切換到17世紀。在此之前，英國沿岸幾乎沒有燈塔，大家都摸著黑往前走。後來發現這樣不行，我們的海運事業這麼發達，總得有燈塔。這個時候，就出來了一個政府機構，名字叫領港公會。
領港公會最早是海員的一個集體組織，比如說有個海員死了，他的遺孀、他的孩子由誰來撫養？有個海員受傷了，怎麼給他治療？所以，大家就集體出錢搞了這麼一個工會。但是後來政府一看，說這活兒你們別幹，我來！所以，領港公會又成了英國政府的海事機構，主管海洋的一些事務，其中就包括建燈塔。
真的建了嗎？建了。建了多少呢？只有一座。
到了1614年左右，很多船員、船主，包括碼頭上的一些工作人員，一共300多人向政府請願，說你們趕緊多建些燈塔吧，要不然繁榮的海洋貿易就沒法持續了。領港公會找了各種各樣的理由，比如說什麼經費不足、人手不夠、船員的福利優先等，總而言之就是不建。
這幫請願的人一看，領港公會說的也是事實，那怎麼辦呢？咱們自己出錢來建行不行？所以，他們又跑去跟當時的英國國王請願。英國國王一看，反正你們自己出錢，建就建吧。
所以從17世紀初開始，英國的大船主們就開始湊份子去建燈塔。他們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
首先，誰出錢？肯定是大船主們出錢。你想，那些大船主的商船裝的貨比較多，吃水就比較深，觸礁的風險相對就更大，一旦觸礁，損失肯定慘重。而很多小船主不願意出錢，只願意搭順風車。所以，最後當然是大船主把錢掏了。
其次，怎麼收費？也很簡單，只要你的船入港，那就算你用過燈塔了，就收你一次費用。如果你好意思腆著臉就是不進港，就在外洋漂著，那也行，這便宜就讓你佔去吧。
就這樣，把錢給收上來之後，也分給領港公會一部分，就當是特許經營權的租金，剩下的作為資本收益，分給建塔的大船主們。這就是當時燈塔建設從投資到收益的整體邏輯。
那麼，他們建設燈塔的成績怎麼樣呢？從1610年到1675年，私人的燈塔共建了十座。而政府的燈塔呢？一座都沒有。
時光荏苒，幾百年就這麼過去了。到了19世紀30年代（就是英國人當強盜，打到我們中國人家門口之前那個時間段），英國下議院的議員先生們突然回過神來了，說這怎麼行？這明明是一個公共基礎設施，卻被你們這幫奸商拿來盈利，而且掙了那麼多銀子，不行，我們得收歸國有。所以19世紀30年代之後，英國的私人燈塔就基本絕跡了。
這件事留下了兩個版本的解釋。第一個版本是庇古老先生的解釋，他說這盤生意不掙錢，所以政府才跑出來「英雄救美」，所以是政府把市場幹不了的事給幹了。
可是科斯先生提出來了另外一個版本，說燈塔這東西完全就是一盤生意，而且可以掙很多錢，是政府不讓商人們掙這筆錢，迫於無奈這盤生意才結束的。
哪個版本更有說服力呢？
民營企業建立免費設施的可能性探討
請問，政府建燈塔有哪些壞處？我們可以指出兩個。
第一個，政府做事效率比較低。這個大家都好理解。
第二個，政府用抽稅的方法來建公共基礎設施，有時候會帶來一些不公平。就拿建燈塔來說，政府抽稅是在國境內普遍收取的，如果我是一個住在內陸的公民，這是不是對我就不公平？稅我交了，可是燈塔帶來的好處，我毛也沒沾著啊！
大家琢磨琢磨，私營企業有沒有可能跟政府一樣，建立免費的燈塔呢？答案是有可能，關鍵是政府賦予私營企業的經營範圍有多大。如果你不僅讓它經營燈塔，還把整個碼頭都交給它來經營，那它用市場行為真的可以建免費的燈塔。
如果你是一個商人，把整個碼頭都包給你，那你的主要收入來自哪兒？船舶在碼頭停泊，什麼修船、裝卸貨、船員的娛樂或者賣東西給他們，可能會成為你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這個時候，你在碼頭附近建一些燈塔，吸引遠方的船隻來到這兒，讓這個碼頭變得更便於停泊，這不是你的利益所在嗎？那建幾個免費的燈塔，又有什麼問題呢？
給大家講個趣聞。我曾經問過一個油輪公司的人：「如果我是一個大土豪，這艘油輪上所有船艙的票我全買了，我就一個人坐著一艘油輪在公海上玩耍，可以不可以？」
那個油輪公司的人說可以是可以，但是價格得上浮。我說：「為什麼？按照票面價格我全買了還不行嗎？」他說：「不行。因為油輪公司的收入一共分三塊：第一塊是船票；第二塊是油輪靠岸之後，岸上的一些旅遊項目是收費的，再賣票給你，這又是一筆收入；另外，船上還有一些酒、餐飲、香煙、手錶、香水等免稅的商品，這也是一筆收入。這三筆收入基本上是1：1：1的比例，你一個人上船的話，剩下兩份收入油輪公司都沒有了，所以肯定不能按照原來的價格賣給你船票，否則整體收入會受損。」
同理，當一盤生意的經營範圍越來越大的時候，企業已經有內在的動因去調整不同收費區段之間的收費策略。所以，免費的公共基礎設施在民營企業的生意當中，其實也是可以出現的。
市場有的是辦法
說實話，隨著經濟變得越來越發達，整個企業經營的思路越來越寬廣，各個經濟領域之間的連接越來越豐富，這種可能性就越來越多。比如說廣告。廣告可是現代商業社會的一個重大發明，僅僅靠廣告，就可以把很多原來沒法收費的事情變成一盤大生意。
舉個例子，你說經營廁所掙錢嗎？肯定是很難掙錢的，因為城市裡廁所的分佈那麼分散，而定價剛性又很強，甚至有很強的外部性。一個人都快拉褲襠裡了，你好意思不讓人上廁所嗎？人家如果沒帶零錢，怎麼辦？這就給經營廁所的企業帶來很大的難題，所以在一般人的觀念當中，建廁所一定是政府來幹。
但是在德國，就有一家很奇葩的企業，叫瓦爾公司。瓦爾公司就跟政府說，你把廁所包給我吧，我承諾免費。要知道，當時德國政府是算過一筆賬的，如果把廁所包給民營企業，即使收每個上廁所的人0.5歐元，一年光在柏林這一座城市，這家企業就要賠100萬歐元。可是瓦爾公司居然敢吹這個牛，說自己敢接，而且承諾免費。政府自然順水推舟，說你去幹吧，我看你怎麼幹。
怎麼幹？用廣告的方法干。人家瓦爾公司把柏林的很多廁所外牆變成了廣告牆，香奈兒、蘋果、諾基亞這些高大上的公司都在這兒做廣告，樣子還很好看。
另外，因為德國人上廁所的時候有閱讀的習慣，所以瓦爾公司乾脆把廁所的手紙上都印上了廣告，拿這個都能賣出錢來，簡直把廁所事業吃干搾盡了。
總而言之，瓦爾公司在德國的五個重要城市，居然靠這種廣告收入，每年盈利3000萬歐元。價值就通過這樣的方式轉移了。
可見，民營企業通過市場手段來建設公共基礎設施，並且是免費開放的，這件事是成立的。
那除了廣告呢？你放心，商人有的是辦法，一邊去建免費的公共基礎設施，一邊還把錢掙了。比如說，把公共基礎設施的冠名權給拍賣了。再比如說，把像燈塔這樣的設施改造成旅遊景點，在山東的日照、福建的鼓浪嶼，燈塔就是景點，不也可以把錢收回來嗎？所以市場有的是辦法，空間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大。
免費的福利，其實背後都有成本
我們再回到科斯老先生的主張，回到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上來。一天，我們的策劃人陳新傑先生給我看了一本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曼昆先生寫的《經濟學原理》，上面有這樣一段話。
大意是，美國7月4日國慶日這天，美國很多小鎮上的居民都要看煙花。曼昆就算了一筆賬，說這煙花一定得政府來放。我們假設每個小鎮居民看煙花的費用是10美元，如果這個小鎮有500個居民的話，這不就有5000美元了嗎？而政府只要花1000美元就可以把煙花給放了，等於賺了每個居民8美元，所以這事得政府來做。
這件事在黑板上推演是很好算的，可是真實世界中，經濟真的是這樣在運行嗎？至少我個人的體驗就不是這樣。比如說，我在三亞亞龍灣的海灘上，看見一個小伙子向姑娘求婚（也許是表白），人家就掏了五萬元錢在那兒放煙花，亞龍灣的所有遊客都看得見，都可以祝福他們這段愛情，那又何嘗不可呢？政府擔心的「搭便車」的情況，至少在這個情景裡是不存在的，這就叫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如果放煙花這件事可以按照曼昆先生這樣來算，那政府就可以收一切稅了。比如說，政府說，我們在小鎮門口塑一個維納斯雕像好不好？我們在廣場中間搞一個噴泉好不好？你們的眼睛看到了好的東西，你們都受益了，我們就要收稅。如果這個推導成立的話，政府就可以無止境地收稅，無止境地創造那些也許你並不需要的福利。
講到這兒，我們就得提到經濟學中的一個結論：好像是免費的福利，其實背後都有成本。
你會說，燈塔或者廁所這都是無關緊要的事，那麼，那些天然應該由政府來操辦的事，市場還有沒有介入的空間呢？比如說監獄，這總不能由私人老闆來辦吧？
那你還真錯了，美國現在8%的犯人，也就是有13萬名犯人，真的就住在私人老闆辦的監獄裡。當然，這有一個歷史原因，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的兩任總統，一個是尼克松，強力打擊毒品犯罪；另一個是裡根，大力打擊非法移民。這就導致美國的監獄裡面犯人爆棚，床位不夠用了，整個管理措施也跟不上了，政府經費也不夠用了。怎麼辦？美國便嘗試引入市場機制，開始允許私人辦監獄。效果怎麼樣？幾十年運行下來，還不錯。
我們用數字說話，比如說建造一所監獄，私營企業通常只需要5000萬美元。如果政府來幹，沒6700萬美元打底不行。從時間上來講，私人老闆只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政府來建的話，為了防止各種跑冒滴漏，所以監管得要嚴一點兒，建一所監獄的平均時間是四年到五年。
從看管犯人的成本上來看，私人監獄至少要節省10%～30%，那效果如何？還有兩組數字，一組是每10萬個犯人的自殺率，私人監獄裡面是30人，而政府主辦的監獄裡面是48人。另外一組數字，就是管教的結果——犯人放出去後，一年內重新犯罪，又二進宮，這樣的比例是多少？私人監獄是17%，而政府主辦的監獄是34%，整整高了一倍。
所以在美國近幾十年的實踐中，發現私人完全可以介入監獄這樣一個天經地義由政府來做的領域，這沒有什麼奇怪的。
救還是不救？這是一個問題
你可能又會問，那些緊急救助服務，比如消防隊能不能由私人來辦呢？這就要說到2010年發生在美國的一則新聞。美國田納西州有一個縣叫奧拜恩縣，這個縣的公民做了一個決定，把政府的很多設施、服務砍掉，這樣就可以少交點稅，比如說消防隊。如果失火怎麼辦？相鄰的南富爾頓縣有消防隊，我們給他們交點錢，萬一有火災，讓他們來救。
這樣一個安排本身無可厚非，但是2010年，當地有個叫吉尼的人家裡失火了，他抓起電話就打給南富爾頓縣的消防隊，說趕緊來救火。人家說沒問題，10分鐘就到。但是緊接著電話又撥回來了，問他有沒有交每年75美元的火災保險。吉尼說：「沒有啊，你們趕緊來救火，救完火多少錢咱好商量。」人家說那可不成，沒有交保險是不救的，「啪」就把電話給撂了。
吉尼正在抓狂的時候，一看南富爾頓縣的消防車來了，以為是人家發了善心。沒想到，讓人感覺極其糾結，而且在道德上引發激烈爭論的一個場景發生了——消防隊的車到了之後，不是去救吉尼家的火，而是救吉尼的鄰居。因為鄰居一看這邊失火了，就趕緊給消防隊打電話，消防隊一查底冊，這個人交消防保險了，趕緊派消防車到他們家來救火。所以，只見消防隊員拿著消防水管對著一所沒有著火的房子在那兒滋水，而生生看著旁邊烈火熊熊的吉尼一家燒為一片廢墟。
當時，在美國輿論界就掀起了兩股風暴，一派嚴厲地批評消防隊的做法：我們是有文明底線的國家好不好？為了75美元，你們就見火不救，好意思嗎？這是一個道德上的淪落。
而另一派的意見是：吉尼這種人在美國社會太多了，他們平時就習慣了白吃白喝，至少是蹭吃蹭喝。平時讓他交錢他不交，一旦遇到這種突發狀況，他們又搬出道德大旗來說事。這種人不懲罰，以後誰還買火災保險呢？
最終也沒有結論，但你不覺得這兩派意見都有它的道理嗎？
中國第一支私人消防隊
你不要以為這樣的事情只會出現在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中國其實也有一個範例。
這就得說到1999年的時候，吉林省的公主嶺市下面有一個鎮，叫范家屯鎮。范家屯的人口並不多，12萬人。政府的消防設施其實是布不到這種鎮級單位的，所以就出現了一個聰明人，這個人叫孫國華。他一算覺得這事幹得，就帶著自己的兩個兄弟湊了將近50萬元錢，買了四輛水罐消防車，招了十幾個消防隊員，把這盤生意給幹起來了。這可不是政府的消防隊，是地地道道的民營公司。
孫國華算的賬也很簡單，我們這個范家屯鎮一共12萬人，一個人一年給我交一元錢，不多吧？就12萬元。然後還有一些政府機構、一些廠，他們再多交點，這樣一年大概能收到20萬元。維持這個消防隊的日常開支，大概成本是14萬元，這樣兄弟幾個一年還能掙上6萬元錢。你看，這個賬算得挺好吧？
剛開始的時候，政府也比較支持，既然政府無力承擔辦消防隊的成本，那民營公司來干也挺好，就幫他收這一塊錢。
可想而知，不可能足額地收上來，但經過政府官員們的吆喝，一年大概能收上10萬元錢，所以剛開始消防隊雖然賠錢，但是賠得並不多。
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政府，尤其是鄉村的基層政府，開始禁止對農民進行亂攤派、亂收費。一塊兩塊的，說多不多，但是它畢竟也屬於政府正常稅收之外的攤派費用。政府便拱拱手說：「孫國華，這錢我們沒法幫您收了，您自個兒想招吧。」
所以，孫國華就多了一項任務——跟各個村簽一份防火協議，你們村每戶交一塊錢，我來給你們提供消防服務。但是沒有了政府背書，這錢收起來就困難了，孫國華這個消防隊經營得就十分艱難了。
話說到了2005年，出了這麼一檔子事：范家屯這個鎮下面有一個叫作尖山子村的村子失火了，大家就給公主嶺市的消防隊打電話。對方說，我們的消防車到你們那兒至少一個小時，黃花菜都涼了，范家屯有一個民營的消防隊，趕緊去找他們。
結果電話就打到了孫國華那兒。孫國華一看繳費記錄，說你們村這火我不能救，因為按戶數來算，我今年應該收你們村3700元錢，但是你們只肯交1000元錢，這生意做不成，我已經把錢退給你們了。既然退了錢，那我跟你們沒這份兒交情，這火我不救。
這跟前面講的美國吉尼一家的情況是不是一模一樣？這件事同樣引發了各種各樣的爭議。報紙上說，你是干消防隊的好不好？你跟大夫一樣，病人在你們家門口，你就活活看著他死？你良心何在？
消防隊這個案例跟前面講的監獄、燈塔有個區別，它其中疊加了一個道德因素。當然，孫國華也有他的道理，因為對他來講，這是一盤生意，他陷入一個困境：如果你不交錢，遇到火災我也救，那大家就都不交錢了，那些原來交錢的村子也不會交了。總不能說，你們家失火了，我去救的時候，咱們先討價還價一番，因為要燒掉的東西值兩萬元錢，所以你得給我一萬元，那不就顯得更不近人情了嗎？如果不能提前把這個錢收了，現場再去討價還價，那引發的道德爭議恐怕會更激烈。這是孫國華這方面的道理。
當然，也有人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說消防隊這種事如果讓民營企業來辦，會引發道德風險，他們會不會自己去縱火啊？我覺得這樣想的人就有點不講理，明明靠救火就能夠掙錢，他幹嗎要冒著犯重罪的風險去縱火呢？所以這種道德指責雖然會永遠存在，但是我們要聽到另外一派來自市場發出來的聲音，聽聽他們的道理。
最現實的解決方法何在
現在，我們先把道德擱置起來，談談解決辦法。如果遇到這種情況，我們該怎麼辦？很多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說辦法還不簡單？政府收了老百姓那麼多稅，救火這種事，政府不干誰幹？
道理是對的，但問題是，你覺得這現實嗎？中國每年的火災有60%發生在鄉村，或者村鎮一級。可是中國90%的村鎮一級，是沒有消防設施的。消防隊主要集中在城市，至少也是一個縣城或者是比較繁華的鎮子。農村發生火災怎麼辦呢？讓政府給每個村建一個消防隊？那這筆開支可就海了去了，所以這是不可行的。
有的時候我們看經濟學，往往要把道德擱置，就看最現實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如果民營企業的介入可以部分地解決問題，為什麼不能允許它按照市場的規律來運行呢？至少它可以作為政府力量的一種補充，在市場上存在。
我們回過頭來看吉林省的農民企業家孫國華先生，他的思路到底如何呢？一個人一年只需要交一元錢，就可以享受全年的救火服務，好便宜。雖然這只是一個農民企業家的草根創造，可是不得了，其中暗含了人類幾百年來解決類似問題的一個基本思維，那就是保險思維。
雖然孫國華先生不敢說自己辦的是保險公司，因為那玩意兒需要國家批的牌照，但是它實質上就是啊。保險有兩個天大的好處：第一，它把一個巨大的風險分攤給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只要交很少的錢，就可以享受到很好的服務；第二，它把那個可以產生巨大的倫理難題的商業交易的場景給弱化了。比如說，你們家房子著火了，你再叫救火隊來，臨時談判救火的價格，這可能更不近人情，所以把交費這個機制前置，在你們家還沒有著火的時候，咱倆心平氣和地把價格談下來。這是一種商業上的智慧。
保險公司已經演化為一種金融手段
提到火災保險，最早發明它的是英國人，因為英國倫敦發達得比較早，房子造得又比較密，曾經有一場大火把半個城都燒掉了。英國的商人就想，我們可不可以辦一家這樣的保險公司，你們平時給我交錢，我給你們發個牌子掛在家門口或者商舖門口，一旦失火，我們保險公司辦的救火隊就去給你救火？所以你看，最早的消防隊是沒有政府什麼事的，它就是市場自發成立的一支力量。
後來，隨著英國人的足跡遍及全球，這套方法就傳到了美國，傳到了世界各地。中國最早的火災保險公司，1866年成立於香港，它就是英國人帶來的一種思維方式，在中國近代城市化的保險和火災救助機制裡，起到了很多作用。
但是，現代化的保險可就不是這麼簡單了。它不僅僅是把一個巨大的風險給大家平攤了，其實已經演化成了一種金融手段。像著名的投資大佬巴菲特，你知道他那家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底子是什麼？可不是什麼風險投資基金，正是一家保險公司。巴菲特為什麼投資的生意能做那麼大？因為手頭有錢。錢是哪兒來的？大家交的保險費嘛。
所以，現在的保險公司已經不僅僅是靠風險的紅利在掙錢了，它們往往願意把保費壓低，而擴大承保的範圍，目的只有一個：你們都給我交錢，這個風險我來背，我把這個錢收上來之後，再拿到其他投資渠道把利潤給掙回來。
你看，商業的力量不僅可以就地解決問題，而且可以著眼於各種各樣的產業、整個市場和人類的全球化交易來解決問題。所以有時候，在政府手裡是一個大難題，但是商人用逐利的動機和其本能，也許在道德上我們給予的評價並不高，但是卻可以促使問題得到更好的解決。
說這些，並不是宣揚市場萬能論。
無政府主義肯定是扯淡，市場萬能論也站不住腳，我的主張非常簡單，就是在那些看似天經地義應該歸政府管的領域，我們能不能用一個相對開放的姿態，讓市場的力量、讓民營企業的力量來試一試呢？因為在過去的幾百年裡，人類在這個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就拿中國來說，中國現在的政府是比較強大的，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即使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市場力量開始介入那些政府原來統管的領域，也是一個既成事實。
舉一個例子，你說維護社會治安是誰的責任呢？按道理來講，肯定是政府的責任，應該由警察來管嘛。改革開放伊始，中國政府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我記得當年看新聞，說是1984年深圳有一個面對外商的引資洽談會，有一個外商就問：「我到你們中國來有沒有保安呢？」那個時候，中國人沒有聽過保安這個職業，有事找警察叔叔。所以，我方代表就說：「我們有警察，可以保護你的安全。」人家外商說：「在我們那個國家，出事了警察才出現，你搞個警察陪著我，這客戶還不得嚇跑了？我需要的是專業的保安。」
於是，當時的深圳政府就派人跑到香港去學習，一看這個地方各種各樣的保安公司遍地都是。原來維護社會秩序這件事也可以用市場的力量來做啊，所以內地最早的保安公司就成立於深圳。那是1984年，也就是30多年前的事情。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現在中國有3萬多家保安公司，有400多萬從業人員，而且涉及很多高、精、尖的領域，比如銀行、鈔票押運。很多保安公司甚至得到國家允許的佩槍權，還解決了很多退伍軍人和退休警察的就業問題，這不挺好嗎？現在就算是像鳥巢、水立方舉辦的各種活動，甚至是奧運會這種大型的賽事和典禮性的活動，也會在民間的保安公司中進行招標。
這跟古時候那個自由市場發育出來的鏢局，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嗎？民間的力量一直在保護我們千家萬戶的安全，城市裡面稍微上點檔次的小區，聘幾個保安不也很正常嗎？為什麼政府原來劃定的勢力範圍，就不能讓民營企業進入呢？
漠視市場的力量，是要吃虧的
再舉一個例子，國家主持社會正義的那些所在，比如說法院，可不可以引入市場的力量呢？乍聽此言，你可能會覺得匪夷所思，總不能兩個有錢人當著法官的面競相拍錢來決定誰有理吧？對。但是在中國現存的法律制度當中，有一個領域就是用市場機制來發揮作用的，它就是仲裁。
很多合同的最後一條裡，往往有這樣一句話：「因履行合同所發生的或與本合同有關的一切爭議，雙方應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如果通過協商不能達成協議時，則應提交仲裁機構仲裁。」
仲裁機構可不是國家辦的，它理論上是一個民間機構，至少它只是一個事業單位。如果企業和員工之間或者兩個企業之間，發生了合同上的糾紛，大家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到法院打官司，首先費錢、費時、費力，其次商業秘密無法保守；二是到仲裁機構，這些憂慮就都沒有了，雙方選擇一個都能接受的仲裁機構、一個都能接受的仲裁員，然後仲裁員的裁決就是一審終局，他的裁決結果是國家和法院也承認有法律效力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省成本、讓雙方都免去很多煩惱的解決方法。
市場和國家不像我們有些人想的那樣，是完全敵對的兩種勢力，要麼國進民退，要麼民進國退。在人類幾百年的社會政治經濟實踐中，這兩種力量的關係千姿百態，彼此滲透，彼此合作，也彼此博弈，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對所有的解決方案，我們都應該採取一種相對開放的態度。
更何況，人類社會在往前走，各種各樣的技術在出現，各種各樣的市場機制在發育，商人的智慧也在往前走。我們怎麼知道，他們二者能跳出多麼美妙的雙人舞呢？
我們從來不主張市場是萬能的，但是人類社會已經給了我們很多這樣的教訓，那就是：漠視市場的力量，是要吃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