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沛流離的大內檔案
從這一集開始我們一共用兩集的時間，跟大家聊一聊戊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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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
據說愛因斯坦逃到美國之後，納粹德國繼續組織對他的批判。因為他是猶太人嘛，一定要把他的相對論批倒批臭，於是組織了大量的德國物理學家開座談會，寫聯名信等等。結果愛因斯坦隔著大西洋甩了一句特別硬的話出來，他說：\"批倒相對論哪用得著那麼多人，太浪費了，一條證據就足夠了。」我想這句話也反襯出今天我們歷史學的一種困境。因為物理學真的是一條足夠有力的證據就可以說服所有人，而歷史則不是這樣。因為有的時候，研究歷史不是逐漸逼近真相的過程，而是眾人的意志聯合起來遮蔽真相的過程。就像昨天，我說到汪精衛很多人就不高興了。
先說點兒題外話。這個近代史啊是特別有意思的，好像歷歷在目、近在眼前，而且事實都是那麼確鑿。但研究近代史的史家的困惑恰恰在於：史實是不清楚的。就拿我們今天要說的這個戊戌變法來說，1895年從6月到9月下旬就那麼100多天，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1995年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內史學界關於戊戌變法的會議上，朱維錚教授就講到：其實這100多天發生了什麼我們是不知道的，眉目非常模糊。那原因是什麼呢？不是因為資料少，恰恰是因為資料太多了。
越早的中國古代史，留下的史料就越稀少。那怎麼辦呢？我們只能信當時我們認為應該可信的人。比如說司馬光，我們只能相信老人家應該不會說謊話。他應該用自己的學術功底對很多資料進行了判斷和甄別。沒辦法，因為資料少嘛。
可是近代史不一樣，很多史料和說法都是因為當事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個人利益、意識形態爭論的原因，都在扭曲事實造成各種各樣的「羅生門*」。
「羅輯思維」雖然不是什麼講歷史的節目，但是好歹要盡可能讓大家逼近真相嘛，那我替各位讀書的辦法是什麼呢？就是盡可能去找那些接近第一手史料的作者寫出來的書。
關於戊戌變法我也看了幾百萬字的內容，我自己都看糊塗了，幾乎每一個史實至少都有兩套說法，甚至是好多套說法，也不知道該信誰。在這裡，我們不得不說一個地方：北京故宮西華門內，有一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那裡面就存儲了大量清代的大內檔案。
說到這個大內檔案也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事件。清代有將近300年的歷史，他們把大量的皇帝的諭旨、大臣的奏折保存起來形成了大內檔案。這些檔案在清代的時候那是皇家的秘密，是不對外開放的。但清政府一倒台這批檔案立即就變成了廢紙。1921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因為經費緊缺，把這些檔案當廢紙賣了。八千麻袋的檔案賣給了前門外一個收廢紙的商舖，賣了四千大洋。
小編補充：「羅生門」原為佛教禪經中的故事。後來佛教傳入日本後，與日本當地傳說融合，有了「位於人間與地獄之間的城門」的含義。到了現代，「羅生門」的詞義進一步延伸。由於「羅生門」這一詞誕生時便有「生死徘徊」的意味，故而後來演化成指「當事人各執一詞，各自按自己的利益和邏輯來表述證明，同時又都無法拿出第三方的公證有力的證據，結果使得事實真相始終不為人知，事實結果一直在『真相』與『假象』之中徘徊，最終陷入無休止的爭論與反覆，從而無法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事件或狀態。
有一個人叫羅振玉一看說，哎呀！這些東西太寶貴了！所以用翻了三倍價格又把這批大內檔案給抱回去了。後來因為他自己財政狀況也發生了點兒問題又輾轉賣掉了。最後又被賣到當時的政府手裡，當時的政府也拿這個沒有辦法。沒有經過任何整理直接用麻袋裝了，而且在幾十年的歷史過程當中，被銷毀、被偷竊的情況時有發生。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這八千個麻袋還堆在午門的那個城樓上。建國之後，政府派了大量的歷史學者、研究生對它進行了整理，現在這批檔案就放在了第一歷史檔案館供後人去查閱。這批檔案被稱為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三大發現之一。三大發現就是甲骨文、敦煌經卷和大內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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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
有朋友問我，你最喜歡的情歌是什麼，我想了半天應該是齊秦齊豫合唱的《印象劉三姐》裡的主題歌《連就連》，你聽這詞兒啊「連就連，我倆結交定百年，哪個九十七歲死呀，奈何橋上等三年。」這首詞真是好，就是因為他是沒話找話，是情急無奈之下，表達方式極度缺乏之下捕捉的生造出的一個情景，哪個九十七歲死，你得在奈何橋上等我三年。相比現在的愛情表達方式的翻新無奇不有，那倒反而是真情流露啊。有的時候沒詞了反而是真情，有的時候則正好相反，沒詞了就是笨，就是活在過去。
我很佩服的一位近代史研究學者茅海建說：這個檔案館現在條件越來越好，閱檔也不收費了，開水免費提供了，你去閱檔還免費給你訂午餐。但是他發現去真正查閱檔案的人越來越少，這八千麻袋檔案被利用的特別少。他也帶著一絲感慨說：現在研究生、博士生的數量每年都在增加，光每年生產的有關近代史論文就好幾千篇，著作上百部，但是他在檔案館的閱檔室裡看到的來自國內的研究人員是越來越少。門前冷落鞍馬稀。只有到什麼時候人多呢？寒暑假的時候。而來閱檔的是什麼人呢？是日本人。
言歸正傳啊。近代史的難題恰恰不是史料的缺少，而是史料太多了，以至於每一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到底我們該信誰？
我們的中學歷史教育，幾乎把所有的事實都給了一個描述，這些描述是來自於誰呢？來自於在後世握有話語權的那些人。我們知道中國近代史是一個意識形態鬥爭非常激烈的戰場，那誰站在後世認為是正確的、進步的、革命的一方，他基本上就擁有了對事實的描述權力。
所以，今天我們對於戊戌變法的一整套看法，幾乎都來自於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師徒二人的說法。但是歷史就是歷史，當你細細地去辨別的時會發現，好多細節都有問題。比如說「公車上書」這件事到底有沒有？袁世凱到底有沒有告密？在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之間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後黨和帝黨在爭權奪利？所有這些，你真的細細考察，你會發現都有問題。但是，好多細節我們留到下一集去說，這一集我們主要去琢磨一下康有為這個人。
權力控康有為
康有為這個人特別有意思，當然他心懷報國之志，有一套匡計天下的方案，他肯定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但如果你從翻案史學的角度來看，他的私德是有問題的。比如說，雖然他天天講男女平權，但一生納妾無數、嫖娼無數。但是這也不奇怪，也不能在這方面說他什麼。
關鍵他有點兒控制欲。比如他說他拿了所謂的「衣帶詔」去海外籌款搬兵救駕這件事，後來被證明是假的，光緒皇帝沒有給過他什麼。但他就說他有，天天在海外華僑當中募款，揚言要回去救皇上。但是他拿著這些錢幹什麼了呢？這些錢供他去過一種相對來說並不節儉甚至是有點兒奢侈的生活，比如拿錢給自己蓋小洋樓。
他在海外組織的保皇黨*基本上已經成了一個利益集團，到了民國快要創建的時候，康有為這個小集團已經有點兒不像話了。比如華僑如果想回國內投資，那就得經過他同意。他同意通常都要附著一點兒要求，比如說「我要入股」。如果沒經他同意你回國投資，他甚至能夠派暗殺者回來把我幹掉。
小編補充：保皇黨源於清朝晚期，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成立的保皇會。他們主張從慈禧太后手中營救光緒帝重掌大權以恢復變法維新、實現君主立憲制，與主張排滿革命的革命黨人針鋒相對。
歷史過去了100多年，我們再去苛責古人意義不大。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來康有為是一個控制欲非常強的人。當然歷史就是這樣，很多在歷史上留下豐功偉業的人往往都不是正常人，多少性格是有點兒問題的。
軸人康有為因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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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
今天說個編排出來的故事。話說二戰之前丘吉爾和希特勒在一個花園裡見面，突然看到一個水池，丘吉爾就提議咱倆打個賭，看誰能不能不用回屋取工具就能把水裡的魚捉出來。希特勒一想我帶著槍啊，二話不說拔出手槍去射擊，結果一發都沒打中魚，這個時候只見丘吉爾不慌不忙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小湯匙，把魚池中的水一匙一匙的往外舀。希特勒大喊，你這要等到什麼時候啊，丘吉爾笑嘻嘻的說，不要急，這個確實慢，但最後的勝利肯定是我的。有的時候從周邊問題入手，一點一點的去製造一個問題容易去被解決的有利環境恰恰是最好的捷徑，相形之下直接奔著問題去反倒很愚蠢。
康有為最大的性格特徵就是軸，不是一個軸人他也幹不出那些事兒。一個舉人天天上書要求變法，最後還能夠掀起那麼大的一個波瀾，就像我這種性格的人能辦得到嗎？辦不到的。
但軸也救了他，比如說他從北京經天津到大沽口準備上船逃跑的時，他本來要坐一條中國船走，可是中國船不巧要晚十幾個小時。他就生氣不坐這個船了，準備第二天坐英國的船！他的僕人就勸他說你就坐這船吧！這麼多行李都扛來了，難道再扛回天津？但康有為就是不行！他就是這樣，一個主意定了之後就非得照這干。逼著他的僕人把行李又扛回了天津住了一天，第二天坐了英國船才走。可是恰恰這一點救了他，如果當時他坐了中國船，就會被清兵追上抓起來。所以，軸人有後福啊，這就是康有為的性格。
當然我們今天不去做翻案文章，到底他在私德上是不是有虧，是不是一個「壞人」就一定在歷史當中作用比較小？我覺得歷史不能簡單地這樣看。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康有為關於戊戌變法的很多說法不見得是真的。
可當時康有為的對立面慈禧老太后和清政府為什麼不出來澄清呢？這就是歷史的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當政者在他權力的這片疆土上可以控制輿論，從這點看好像他是強者。但其實恰恰相反，從一個相對中長期的歷史去看，當政者恰恰在輿論制高點的爭奪戰上是弱勢的。你說朝廷能怎麼說？他們能做的無非是發諭旨、佈告天下。可是他說的沒人信啊，本來你在政治上就已受到質疑，你的言論的公信力已經開始動搖，你說誰會信呢？所以這事搞得清廷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但康有為在海外的大名，跟清政府對他的那種痛恨是有關的。康有為的策略非常高明，他給外國人講的是這麼個故事：中國分成兩種勢力，第一種勢力叫慈禧，這是惡魔；另外一種勢力叫光緒，這個是神仙，是光明偉大的力量。所以他給自己留下了非常好的一個解釋空間。第一解釋了他的祖國為什麼恨他；第二，他為今後東山再起預留了空間，又給自己所有在海外的籌款以及其他政治活動獲得了一種正當性。所以康有為反而是得利者，也就是說清政府越罵他，他越得利。因為康有為能把這個故事說圓了，而清政府缺乏把這個故事表達得特別好的能力。
當然，康有為最後的政治身價也開始沒落。什麼時候呢？就是到慈禧死了之後。1909年，清政府自己已經搞立憲改革了。一個政治上的反對派最怕的是什麼？最怕的就是他反對的那個人成了他的同志，這樣他的身價一下子就暴跌了。而這時候清政府的攝政王載灃*又採取了特別聰明的策略。載灃吸取了慈禧太后的經驗，他對康有為的政策就兩條：第一條，不罵你；第二條，不理你。康有為這時候已經對清政府拋媚眼了，成立各種協會預留總裁之位讓載灃去當，載灃哪會睬他呢？這時候康有為就沒招兒了，所以這就是歷史有趣的地方，雙方在爭奪話語控制權的時候，你會發現在很短的時間內是誰有權力誰贏。但是在一個中長期的時間內，你會發現誰有權威、誰站在時代進步的一方誰贏。而站在更長的時間內，你會發現，時間遲早會把真相給到我們的公眾。
宣統皇帝溥儀的父親載灃
所以這就讓我想起了布萊希特的一句話：真理是誰的孩子？真理是時間的孩子，真理從來就不是權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