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83年，歷史意義上的南宋作為一代王朝已於三年前隨著陸秀夫的崖山一躍宣告滅亡，於是此時的中國紀年便名正言順地記為元至元十九年。也許還有一個人直到此時仍固執地認為大宋還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頭裡;也許這個人還時常為那個享國日短的末代皇帝趙昺南向而泣，並且替他擬定他應得而未得的廟號以盡君臣之義;甚至違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這最後一年記作宋祥興五年……
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讓「也許」充斥了想像的空間，而我們確鑿知道的只是這個人的名字以及此後八百年間每至民族危亡時就會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跡和詩文。事實上這一年，準確地說是三年多來，他只是燕京兵馬司土牢裡的一名與眾不同的囚犯。
時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廬陵(吉州)一個家底殷實但不富有的讀書人文儀，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親。不錯，這個廬陵就是《醉翁亭記》裡的那個「廬陵」，但在文儀時代，讓每個廬陵人驕傲的還不是時常提及的這篇文章，而是塑在鄉賢祠裡為同鄉後輩奉為精神導師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節」：歐陽文忠公(歐陽修)，楊忠襄公(楊邦義)，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簡公(胡銓)，楊文節公(楊萬里)。
和所有的父親一樣，文儀對這個兒子寄予厚望，並因為自己忝為讀書人卻未能躋身仕途為國效力，便把這種理想和責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兒子的身上。據說這個孩子降生的時候，文家屋頂上雲霞籠罩，於是文儀的兒子就叫做雲孫，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貢後，以天祥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設身當時怎麼看都是個好名字。歷史會證明給我們看，這個名字的主人將會怎樣把這個名字從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說變成真真正正的事實。假如從德佑二年(1276)伯顏大軍進駐皋亭山虎視臨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掙扎著延續了兩朝四年。因為在宰相陳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渙散，恭帝年幼，謝太后一個婦道人家束手無策只知啼哭的混亂局面下，冷靜地提出二王(益王趙是，也就是後來的端宗;廣王趙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張的正是文天祥。
寶佑四年(1256)，年僅弱冠的文天祥赴臨安應試，集英殿上暮氣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時，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應麟「古誼若龜鑒，忠肝如鐵石」的評語在耳，一篇洋洋萬言、切中時弊、鋒芒十足的殿試對策在目，再加上這個極有吸引力的名字(這不是信口胡謅，晚清慈禧也做過這樣的事)，一閃念間，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這個年輕人真的能夠挽回大宋頹勢的國運嗎？
千萬不要懷疑一個封建帝王對他的國家的關切是否出於純真！換個角度想，在天下為家的社會裡，還能有誰比皇帝更關心這跟他姓的萬里江山呢？這不僅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聚寶盆，而且是他的權威賴以確立和傳諸子孫的根本，更是千辛萬苦的祖宗留下的神聖遺產，一個出身和教育都無比高貴的男人千載之後立於卷卷史書的顏面。
當然，由於所在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對的誘惑要遠遠超過這些，比如女人、書畫、音樂、詩詞，甚至搗鼓鐘錶。誰還能沒有點小愛好呢？而他們的大多數意志又不是那麼堅強。不過諸位倘若因此便以為皇帝並不在乎自己的國家的話就錯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徵最高權力的硃筆，輕輕一鉤便把考官呈報名單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為狀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經很難想像中了狀元，尤其是宋代的狀元是何等風光的一件事。天子門生的榮耀，滿朝親貴的青睞，普天下妙齡女子暗許的芳心，以及各級地方長官接連而至的宴請(這甚至是國家定制)，大宋朝最偉大將軍的凱旋儀式相比之下也會黯然無光。聞喜宴上，意氣風發的文天祥即興賦詩道：「於皇天子自成龍，三十三年此道中。悠遠直參天地化，昇平奚羨帝王功。但堅聖志持長久，須使生民見泰通。第一臚傳新渥重，報恩唯有厲清忠。」
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閒平步上青天」(宋代進士科實際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說漢唐之時，文人儒生還須到邊庭風餐露宿建立軍功才能實現其封侯之夢的話，那麼到了守內虛外的宋代，進士及第就已經踏上了通往極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將狄青以大功入樞密(這已經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輕視，無處訴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進士出身耳」。
這樣，在紫袍和紅袖的海洋裡，任是儒學修養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輕狂飄飄凌雲起來，憑著優厚的俸祿，和宋代許多名臣如晏殊、歐陽修、蘇軾等人一樣，過上了舒適的生活，養了一大群歌伎。
國家命運總是在一種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駛於歷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們無法確定坐標的某一點轉向其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於公平的原則，某種對當事人而言無跡可循，無征可求，有人稱為規律，有人稱為天意的東西，會在這艘船上安排一兩個視力極好的瞭望員，或者經驗極豐富的老水手，並讓他們來意識到這一點的存在。
於是，他們會驚駭地發出種種警報，做出種種可怕的預測，提出種種可能的方案(儘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長，則害怕轉舵所激起的浪花會攪擾他們的清夢而寧願相信那只不過是杞人憂天或是別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夠從高空來俯視這條航道，他一定會發現大宋這條破船在這個時候已經到了千丈飛瀑的最邊緣。
回顧宋代的歷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兩個為當時許多人痛罵而為後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慶歷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頓武備、重視農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廢止;三十年後王的新政包括政治、軍事、農業、工商、文教等，其深廣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標準來評判仍讓人驚歎不已，辛苦經營五年有餘，還是隨著神宗的死而徹底付諸東流。
多年以後，文天祥在獄中痛定思痛時，想起慶歷三年九月(1043)範文正公的那篇實施新政的綱領性文件《答手詔條陳十事》，仍覺字字切膚、句句刻骨：「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我國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浸。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這哪裡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滿紙的忠心碧血！此時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開慶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軍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書》(文天祥的改革主張在其《殿試第一策》亦有陳述，但高考作文寫得再好也不會影響國家決策，故不算)的不被採納並不是他個人的不幸。他只不過喪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個機會，而大宋卻喪失了它自救的最後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