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並禁止賣淫嫖娼，如今被俗稱為「掃黃」。那麼，中國古代又是如何「掃黃」的呢？
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時期，齊國出現了一批性工作者。時齊國上卿管仲在齊桓公的宮城中設立「內閭」，一次安排多達700名女子入住其中。「內閭」也稱「女閭」，即官辦妓院，比西方梭倫所設的「國家妓院」早半個世紀。
管仲設妓院是為了增加齊國的中央財政收入，「以充國用」。不過，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現，便爭議不斷。《戰國策·東周策》上記載：「齊桓公宮中七市，內閭七百，國人非之。」所謂「非之」，即反對開妓院這件事，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禁娼」聲音。
管仲的「性產業」政策儘管「國人非之」，但在此後卻發展了起來。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了「樂戶制度」「官妓制度」，並伴之出現了所謂的青樓文化。
雖然青樓文化成為古代中國特有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但古代中國各朝政府有關禁娼的呼籲從未間斷過。特別是在民間，底層老百姓對娼妓制度深惡痛絕，賣淫和嫖娼行為為人不齒。民間常用「敗家子」「賤貨」這類粗話，咒責進行性交易的男女雙方，引導社會風氣，這實是一種「道德禁娼」。
宋仁宗規定官員「不得赴妓樂」
「道德禁娼」並非政策性的，所以相當乏力。針對禁娼呼聲，出於淨化社會環境、調整倫理秩序、規範官場行為的需要，古代朝廷多會對賣淫嫖娼行為從政策上進行限制，這種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國的「法律禁娼」。
在古代中國，「法律禁娼」很多時候是有條件的「掃黃」。古代中國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較複雜，有宮妓、官妓、營妓、家妓、私娼、暗娼等。這些性工作者的來源早些時候是奴隸性質的女子、戰爭俘得的女人，後來則以失夫女、罪人(臣)女、賣身女為主。但每個朝代幾乎都禁止「逼良為娼」，從准入機制上進行控制，避免社會風氣整體變壞。如明朝法律就規定：「凡娼優樂人買良人子女為娼優」者，「杖一百」。
與此同時，又對性消費者即所謂嫖客的性消費行為進行限制，其中尤以對負有社會責任的官員的限制最多最嚴。如宋代，便禁止官員狎妓。趙禎(宋仁宗)當皇帝時便規定，負責分管刑獄的官員提點刑獄不得召妓，當時的說法是「不得赴妓樂」。
四五十年後，趙頊(宋神宗)當皇帝時則擴大到整個監司範圍，不僅是提點刑獄，所有監察官員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鬆」一下，就是趙頊過生日那天的「聖節」。時人詩句中所謂「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鍾猶是春」，說的就是「聖節」之夜的情形。
在古代中國所有朝代中，唐代的性產業是最發達的，性工作者的素質也最高。當時唐政府確立了官妓制度，從法律上給性工作者一個地位，賣淫成了合法的產業。
當時，唐政府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教坊」，對在京師營業的娼妓予以統一管理，所有從業人員均須註冊登記，登記後須進行崗前「職業培訓」。嗓子好的培訓成歌妓，有音樂天賦的擔任樂妓，身段好的發展為舞妓，有點酒量的則做飲妓，等等。所以，在唐代詩人的作品中總有青樓女子的影子在字裡行間晃動。
明宣宗下令 取締「官妓」
唐代的官妓制度對後世影響很大，一直到明代，這一制度才被取締，中國古代的禁娼運動也因此出現了新的趨勢。
其實，明代開始並不禁娼。和尚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建國之初不僅不禁，反而大力提倡。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礎上，明朝將教坊升級為「教坊司」，隸屬掌管教育、外交諸事務的禮部。
據明代姜明叔《蓉城詩話》記載，當時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寶門(今中華門)一帶，沿著內外秦淮河興建了輕煙、淡粉等14座高檔酒樓，這就是明代著名的「紅燈區」--秦淮河畔的「花月春風十四樓」。這些酒店是明代的「官妓院」，營業前因性工作者數量不足，朱元璋下令從全國各地徵召有從業經驗的女子，催她們盡快上崗。由於政府提倡、官員帶頭，性消費確實拉動了明初的「內需」，私人聚會少不了妓女助興，公款宴請也允許使用「三陪女」。
官妓的發展很快引發了諸多問題，社會「禁娼」要求強烈。朱元璋的重孫子朱瞻基(明宣宗)下令取締官妓，並嚴禁官員涉足紅燈區。明代由此出現了一場「禁娼運動」。
朱瞻基的這一舉動，在中國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沒有官妓還有私妓，一些大款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沒落後，私妓大量出現，被時人稱為「私窠子」的暗娼特別多。
朱瞻基前後僅做了11年皇帝，38歲便死了。之後，放鬆了對賣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兩岸，妓院酒樓林立，流動的性交易場所畫舫多多，成了當時全國的性產業中心。清朝人余懷所撰的《板橋雜記》，實際就是當時文人、學子、官員在紅燈區的性消費實錄。所謂「秦淮八艷」，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們皆出現於明末清初。
清康熙皇帝頒律令
「夥眾開窯」為首者處以「斬決」
與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嚴厲了，但也是反反覆覆。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設教坊司。但順治皇帝曾兩次裁減教坊女樂，宮中搞活動時，培訓48名太監替代樂妓。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樂，開始禁娼，從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運動」。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則直接裁革女樂。
康熙皇帝繼承了順治禁娼政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復令重申禁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頒布的律例上明文規定：「夥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
嘉慶皇帝進一步加大對賣淫嫖娼的處罰力度。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訂的《大清律》規定：「京城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說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掃黃」的聲勢很大，一時頗有效果。以當時全國著名的「紅燈城市」揚州為例，當時的性工作者便很緊張。自隋唐起，揚州的性產業便十分發達，雖然朝廷「掃黃」，但娼妓並未能禁絕，「私窠子」「半月門」「揚濱」「船娘」這類暗、私娼繼續活動。這些性工作者對「掃黃」信息很靈通，風聲一緊，她們便「集體消失」。清初文人吳綺在《揚州鼓吹詞》序中是這樣說的：「一逢禁令，轍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在古代中國各個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明確的，但實際上也沒禁住，民間賣淫嫖娼依然嚴重。特別是在咸豐皇帝奕詝主政後，北京的娼妓又趨活躍，「禁娼令」名存實亡，在封建時代行將結束前，管仲提倡的性產業罕見地出現了最後的輝煌。當時全國形成了大大小小多個「紅燈區」，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以及時稱「十里洋場」的上海，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登記的妓院還有800多家。
性產業在清末為何又繁盛了？一是由於西方列強打開國門後，商業經濟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產業;二是由於皇帝帶頭享樂，同治皇帝便喜歡「冶遊」，經常喬裝私訪妓院，坊間傳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並非空穴來風。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現鬆動，史家稱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實上承認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古代中國的禁娼，始終在這種禁與非禁中博弈。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禁娼才變成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