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暴行:小孩蒸了吃 婦女盡讓士兵姦淫

在成都張獻忠先號稱秦王,後於1644年10月6日在成都稱帝,改元大順,建立大西政權,自稱老萬歲。張獻忠稱帝后,立即與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張亞子聯宗,說自己是張亞子的後代,藉以抬高身份。張亞子是東晉人,曾長期居住七曲山,曉詩書,精醫術,為貧苦鄉民診病施藥,排憂解難,敬老愛幼,扶危濟困,深受百姓愛戴,死後百姓建此廟以紀念。唐代封為英顯王,元代稱為文昌帝君。明清全國各地建文昌祠,因為文昌帝君發祥於梓潼,故又稱梓潼帝君。崇禎年間,張獻忠幾次率師過梓潼,聽說了張亞子的故事後就表示,倘若我打了勝仗,當為文昌帝君重修廟宇。張獻忠佔領成都後,立即發銀五萬兩,役夫數千,興修大廟,金碧輝煌,題為“天聖神祠”。張獻忠親自題詩:“一線羊腸游天堂,此處萬世永無憂;神來仙來仙是神,世世流傳與天休。”又一首曰:“高山有青松,黃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黃花不如松。”堪稱典型的歪詩。同時,張獻忠追奉文昌帝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廟為張獻忠家廟。

成都城開始大興土木,蜀王府裡進行大規模裝修改建,做為新朝的王宮。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書。又將義子四人加將軍銜,封第一子為平東將軍,令率馬兵征服山東、遼東、高麗、東洋諸國;封第二子為服南將軍,征討南省及暹羅、東京、西貳、南洋、斐利該等地;封第三子為定北將軍,征伐北省諸地及內蒙古等;封第四子為安西將軍招撫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張獻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儀。獻忠撫髯大笑:“起來吧,龜孫們,弄得還挺個樣哩!”

與大興土木相配合,張獻忠從搶來的女人中挑了300個,作為妃子,養在後宮。又閹了一批孩子當太監。儀式舉行完了,接下來做些什麼呢?畢竟開國了,大家該當皇上的當了皇上,該當大官的當了大官,那麼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時一樣,四處燒殺搶掠一下完事了。如何治理呢?

張獻忠果然改弦易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強調軍紀。正如各種資料所反映的,張獻忠建立大西國之初,軍紀確實相當嚴明,除了抵抗者之外,並不濫殺無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產生活開始恢復,大西國開國之初,呈現一片興旺景象。這一段是張獻忠入蜀後軍民相處最融洽的時期。

張獻忠當然明白他的統治基礎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辦法,偏偏只是歷代專制統治者用過的無數統治術中最惡劣的三個辦法:一是警察管制;二是暴力鎮壓;三是特務統治。張獻忠信奉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結果。張獻忠部從不像李自成部那樣注重宣傳、注重策略,軟硬兩手一起抓。他們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戰鬥力。他們迷信“只要有刀槍,沒有辦不成的事。”

張獻忠面臨的第二個嚴重問題是吃飯問題。過去,張獻忠部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一貫是“因糧於敵”,“饑則聚掠,飽則棄余,已因之糧,不知稼穡,地生之利,未問屯種”。雖然建立了大西政權,自稱建國,然而,張獻忠在國家經濟管理中的措施卻乏善可陳。最初他依靠沒收官府和貴族的財產來支持財政,然而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久這些錢就花光了。於是他的經濟措施就剩下了“打糧”。所謂打糧,一言以蔽之,就是“搶”,放縱士兵在“國家”之內強搶。張獻忠的兵馬沒有進行過政治訓練,在過去他們沒有區別過地主和農民,進了四川他們當然也不會專搶敵人,而是見糧就搶,見豬就殺,見人就綁,綁起來用火烘烤,逼他們供出所知的藏糧地點。見到路上行人端著一碗米,也“殺而奪之”。張兵的名聲本來就不好,張獻忠入川之後,兵鋒所過,大部分四川的農民都逃入山裡,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農民在大西軍打糧隊橫行之時,進行經濟生產沒有任何意義,“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蕪,百姓益發大量逃亡。

張獻忠的第三個問題是軍事優勢的喪失。在明末諸雄中,張獻忠部能脫穎而出,橫行天下,據地開國,最重要的因素是張獻忠出神入化的游擊戰術。在張軍中,騎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馬七步三”,主力部隊“人人有精騎或跨雙馬”,“介馬有付,去來如風,一日夜踔數百里”。每到一處,在繳獲戰利品隊最重騾馬,其他均不在意。

因為擁有強大的騎兵,史稱“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孫子所云‘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墜其術中而不覺耳。”速度帶來主動。而“主動”是取勝的關鍵。張獻忠一生不打防禦戰,他的戰略原則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動作戰。他們沒有固定不變的據點和進攻目標,從不死攻一城,他們所進攻的地區,正是明軍防守薄弱的空虛地帶。故能避實就虛,節節取勝。相比之下,明軍則要笨重得多。他們處於明處,每個據點都要駐兵,永遠處於守勢,戰線拉得很長,他們被龐大的後勤所制約,被起義軍拖著走,要圍困不住,要追追不上。然而,據地開國後,形勢完全變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處把守自己的國家。不但是邊境上要列重兵,每個城市都得駐兵來鎮壓地方上的反動勢力。作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賊”,張軍聲勢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處,張獻忠發現他的軍隊就如同一把米撒進大河裡,轉眼就不見蹤影。因為無那麼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縣,象徵性地駐上那麼千把人。甚至有的縣,只有縣令一個人是他派去的。張軍的劣勢一下子就顯露出來。過去他主動,敵人被動,現在敵人處處主動,他處處被動。張軍過去縱橫江楚的進攻精神沒有了,叱吒風雲的凌厲銳氣消失了,那些過去不堪一擊的手下敗將現在又一個個變得強大起來。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軍事上就出現了敗勢。1645年春,明將曾英突破川東防線,進入四川,攻佔了重慶。張獻忠忙派劉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個大敗。一開始,張獻忠尚不以為然。勝敗乃兵家常事,他毫不慌張,派出人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他就發現不對勁了。他面對的不僅僅是明朝正規軍的進攻,更可怕是他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權的統治下,我們見到了歷史書上見不到的現象:“對起義者的再起義。”看到張獻忠出現敗勢,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戶和原地方官的領導下,紛紛起來,“擁眾據城邑,保村落,駐山谷,據險寨者不可勝數”。“凡獻忠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害,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雖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張獻忠始而有條不紊,繼而手忙腳亂,終於驚恐絕望。

十多年提著頭櫛風沐雨,身先士卒,雖然艱苦,卻也快意。勝也勝得痛快,敗也敗得乾脆。如今住進了皇宮,開闢了帝業,卻陷入了無邊無際的焦慮煩惱之中。作為一個職業軍人,他還沒有學會治理國家這個需要同時處理多種事情的彈鋼琴的藝術。日理萬機,千頭萬緒,百爪撓心,心急如焚,壓力從四面八方朝他一個人壓來,幾乎要把他壓得粉碎。從各個方面傳來的消息,都是警報和敗績。按起葫蘆起了瓢,好不容易鎮壓下一處,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圍燃起。最初的新鮮勁過去了,現在他越來越懶得上朝,脾氣也越來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頭上戴的那頂鑲滿了寶石的金冠摘下來,扔到地上,用腳一頓亂踏,踩得稀爛。旁邊人看得面面相覷,誰也不敢上去勸。踩完了,把旁邊侍衛的大簷布帽奪過來,戴在頭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還是戴這個舒服。”張獻忠的心情不斷墜向深谷,零星殺戮漸漸變成集體屠殺。平生極為厭惡官場見習,甚至對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厭惡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將孫可望遠征凱旋,張獻忠部下的文官們按明朝官場舊例,出城遠迎,進獻賀禮,遞“連名狀”。張獻忠聞知,“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還有一次,因一點小小過錯,株殺掉了自己屬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勸他說都殺光了誰還為你服務,他說:“文官怕沒人做耶?”說末路英雄張獻忠已走上了嗜好殺人的變形人生之路,也許並不過分。其實張獻忠本人正是以“殺人”自命並自詡的。張獻忠性凶戾殘暴,軍中也以殺人多少論功,且殺人不分軍民。“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張獻忠入駐四川後,看見小孩子就蒸了來吃,看見婦女就帶回軍營,讓部眾輪流姦淫,末了還將這些婦女的小腳割了下來,聚成一大堆,號稱蓮峰;然後架火燒燬這些小腳,名為點朝天燭。張獻忠還“喜嗜人肉,每立其人於面前,割而炙之,一舉數臠。又破黃州時,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盡落、血橫流,拆罷仍殺之。”(李清《三垣筆記》)

在殺人方面,張獻忠搞出許多新名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縣出擊,遇人就殺,叫做“草殺”。他還在府中養了幾十頭藏獒,每天集結部下朝會之時,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拉出去砍頭。張獻忠樂此不疲,稱這為“天殺”。他自己不讀書,也格外討厭讀書人,認為讀書人奸詐偽善。為此,他假意宣佈開科舉,將數千四川學子騙到青羊宮,全部殺光,屍體堆積成山。唯獨留了個姓張的書生,此人才華橫溢,張獻忠很是寵愛,封他為狀元,隨時不離左右。有一天,張獻忠突然悶悶不樂,對左右說:“不知道為什麼,我很愛這狀元,一刻也捨不得他,不如殺死了他,免得總是想著。”於是下令將張狀元斬首(見《明史.流賊傳》)。

張獻忠還在成都立了一塊七殺碑,上面刻著他殺人如麻的理由:“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對他來說,好殺人並不是他的責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甲申年(1644年)十一月十日,大西軍驅趕百姓到成都東門外九眼橋屠殺。當劊子手將要舉刀時,天空忽然炸響三聲迅雷。張獻忠怒斥蒼天道:“你放我到人間來殺人,今天為什麼用雷來嚇我”命令士兵駕起大炮,對天空連放三炮。這一天,被殺者無數,屍首塞滿了河道,九眼橋下的錦江也因此斷絕。

順治三年(1646年),肅親王豪格和吳三桂率清軍由陝南入川,攻打張獻忠的大西軍。順治四年(1647年)七月,張獻忠撤離成都,北上與北清軍作戰。臨走時下令屠城,並將全城放火燒得乾乾淨淨。沈荀蔚《蜀難敘略》記載說:“王府數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燼。盤龍石柱二,孟蜀時物也,裹紗數十層,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大西軍被清軍包圍。當時張獻忠正忙著在西充屠城,匆忙也城迎戰,被清將雅布蘭射死在鳳凰山(在今四川西充縣北),一個極好享受殺人樂趣的暴徒終於被人所殺。

張獻忠死後12年(1659年),四川溫江縣清查戶口,全縣只有32戶,男丁31名,女丁23名,“楱榛莽莽,如天地初辟”。這是張獻忠大肆屠戮的結果。當時的民諺說:“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流流賊,賊流流,上界差他斬人頭。若有一人斬不盡,行瘟使者在後頭”。不少史學家調查研究後發現,近代四川人很少有土生土長的,幾乎都是從外省遷來的。如成都周邊的所謂上五縣——新津、大邑、崇慶、郫縣、都江堰的老四川人,就基本上由“湖廣填四川”而來。

張獻忠死後,清朝官員到成都來接管,城內竟然找不到作衙門的屋舍,不得不臨時將省府衙門改設在保寧府(今閬中縣)。一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年),省府才遷回成都。那時全川人口大約八萬,十里不見人煙。成都全城居民才數十戶。閭巷不存,舊街難認,到處叢莽,兔走雉飛。有人站在南門城牆上,一天之內看見錦江對岸先後有虎13只相繼走過。經歷了張獻忠的屠刀,四川人幾乎都被殺光了。甚至也波及到一般平民百姓,例如,順治二年十二月就張獻忠開“特科”前來赴選的進士、舉人、貢士,被張稱為“謀圖不軌”,一次屠殺至少有5000人之多。再如屠城,攻成都,數日不下,攻陷後“屠城三日,貴賤同盡。惟少艾婦女為營伍所匿者暫得免”;攻重慶時“盡屠其城。間有避匿得存得,查出復斷其手”。這些當有過甚之辭。但張獻忠這種“除城盡剿”的政策,顯然無法真正劃分順逆的界限,而玉石不分的剿殺勢必造成鎮壓的擴大化。另外,張獻忠還殺過醫僧匠役。《蜀難敘略》云:“僧道醫卜百工技藝之人,或找齋醮,或考試,或興大工之類,(獻忠)悉誘之殺之。”更為嚴重的錯誤是在農民軍內部的殘殺。張獻忠與李自成在川北與漢中地區多次發生武裝衝突,以至發展到屠殺靠攏李自成的四川人。清軍入關以後,大西政權成為清軍、明軍和地方武裝攻擊的主要目標,張獻忠“外有強鄰壓境”,內有四川境內許多地方武裝暴亂,自以為“蜀人負朕,恨入骨髓”,敵我不分,首從不問,自殺軍士,確定軍隊要屠的有三等:“其一系川人,在川應募者,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隨營者;其三有系明朝官兵者;有系陣前俘獲者,又有系夥並響馬內收入者,俱當盡誅。”有人認為由於糧食奇缺,張獻忠的部隊不得已而殺人充飢。

明清之際,四川人口的銳減是驚人的。明萬曆六年(1578年),據官方統計,四川省“戶二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明會要》)卷五十。不包括大量的蔭戶、漏戶以及逃亡人口),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通省之戶口,總計仍不過一萬八千九十餘丁”(見嘉慶《四川通志》),若把婦孺估算在內,設每丁折合五人,也只有九萬餘口。歷代封建文人把四川人口的銳減歸咎於張獻忠,說他是殺星下界,殺人如麻。魯迅先生在《晨涼漫記》中談到過張獻忠的殺人問題:“他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著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下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張獻忠的統治使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遭到毀滅性的破壞;人口銳減,從而有從清初開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大移民,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湖廣填四川”。(編自《貴陽文史》2008年第03期,作者:李建華,原題:張獻忠的流寇人生)

《張獻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