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密詔之謎 光緒可能並未密令袁世凱除掉榮祿

「戊戌政變」前夕,光緒帝感「朕位幾不保」,曾經頒發了密詔要求康梁等人「設法相救」,引發了在政變前夕的緊張「救駕」活動,也是後來康有為保皇、救皇活動的重要憑借。然而,對於這一重要資料的真偽問題,學術界卻有不同的看法。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開始變法,此後新舊黨爭逐漸加劇,至七月改官制時已成水火不容的態勢。七月十九日,光緒帝下令將阻撓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位堂官革職,二十日,任命楊銳、譚嗣同、劉光第、林旭為四品銜軍機章京參與新政。這兩項舉措表明光緒帝要刷新中央機構,任用新人,以推進變法。守舊派為之震驚。慈禧太后立即在頤和園召見懷塔布,詳細詢問情況,並令他暫且忍耐。隨後,懷塔布與內府大臣立山奉懿旨於二十二日赴天津見直隸總督榮祿,「有要商」。所謂「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訓政的事情。

譚嗣同等進入軍機處,使康有為等維新黨人更加活躍。康有為與譚嗣同等商議,建議光緒帝開懋勤殿,允許維新人士入值其中、討論政事。光緒帝表示同意,並定於七月二十九日赴頤和園請示慈禧太后。二十九日,光緒帝赴園向太后請示,卻遭到嚴斥。因情勢危急,危及到皇位,次日,光緒皇帝頒布「密詔」。

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載,七月二十八日,光緒帝感到皇位受到威脅,於是賜「密詔」給楊銳及康有為、譚嗣同、林旭、劉光第等五人。《康南海墨跡》記載了密詔的全文:「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這道密詔主要出自康梁記載,然而,政變結束不久,與康有為同為「維新黨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時就曾指出:現在刊布的光緒帝密詔,「非皇上之真密詔,乃康氏所偽作也。」而另一位自稱親眼見到過「密詔」的袁世凱在他的《戊戌日記》中也記錄了光緒皇帝的「密詔」:「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甚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顯然,王照、袁世凱所見到的光緒皇帝「密詔」與康有為公佈的並不相同。

宣統元年(1909)八月,楊銳之子楊慶昶向都察院呈繳光緒皇帝賜予楊銳的「密詔」,這一手詔內容是:「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楊慶昶所呈繳的這道光緒帝「密詔」,在送至都察院之前外人並不知道,卻與曾經見到過光緒「密詔」的王照、袁世凱等人記述的「密詔」基本相同,和康有為所公佈的「密詔」不僅不相吻合,而且還存在較多不同之處。例如,賜給楊銳的手詔是令四章京籌商辦法,其中不包括康有為;頒詔之時,光緒皇帝是慮及「朕位且不能保」,情況危急,但還不是幾乎已經不保;籌商的良策以「不致有拂聖意」為前提,並不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設法相救」;奏呈辦法仍依照正常奏事之例,「密繕封奏」,而且要「候朕熟思,再行辦理」,並無一切皆由康有為自作主張之說。

光緒帝頒發了密詔,引發了康梁在政變前夕的緊張「救駕」活動,也是後來康有為保皇、救皇活動的重要憑借。而現在出現了康有為刊布的密詔和楊銳之子呈繳的密詔,對於這兩份詔書的真偽,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楊真康偽。理由是楊銳之子所保存的密詔,是由光緒皇帝頒給楊銳的,所以受詔者為「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而沒有特別點出康有為,且在語氣上更符合光緒皇帝在當時形勢下的心態,此詔的意圖在於謀求一個既可「將舊法漸變」,「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的萬全之策,儘管這個想法不切實際,卻是光緒皇帝的真實念頭。而在康有為公佈的「密詔」中,光緒皇帝既要變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猶豫心態不見了,被簡化為「今朕位幾不保」,「速密籌設法相救」,並在受詔人名單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為」,顯然與楊銳受詔的情形不符。由此,我們可以相信,楊銳之子所獻密詔是真實可信的,而康有為在流亡海外之後,出於「代後保皇」的政治需要,對密詔作了篡改。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康楊皆為偽詔。康有為所奉第一密詔傳本有四,其字句不同,密詔頒發日期有三種不同說法,密詔收到日期有兩種不同說法,而這些日期的差異都出現於康梁的著作內。《康南海墨跡》中所記載的這道「密詔」是康有為抵達香港及日本後寫給李提摩太的一封信裡附錄的。康氏在信中說第一道「密詔」是八月初一日交楊銳帶來。可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又清清楚楚地寫道:此詔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緒皇帝在頤和園交楊銳帶出。另外,梁啟超是幫助康有為大力宣傳光緒皇帝「密詔」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戊戌政變記》中三次提到密詔的發出時間,竟有不同的兩種說法:一是七月二十八日召見楊銳時,由楊帶出;一是七月二十九日召見楊銳時「賜衣帶詔」,這一時間與康有為《自編年譜》中的時間一致。由於康、梁皆強調「密詔」為楊銳帶出,所以此詔與楊銳關係甚大。可是,據《邸抄》記載,康、梁所說的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八月初一日,光緒皇帝都沒有召見楊銳,倒是七月三十日召見了楊銳。與康有為所言光緒皇帝交楊銳「密詔」的時間不符,內容與康有為公佈的也不一樣。

而「楊詔」不足採信的理由是,譚嗣同的《獄中題壁》原詩,只是王照一個人說出來的,這人後來向清廷投案自首,也是袁世凱力保才免於被治罪,察其氣節,難保在密詔上不作偽證。而且,根據常規皇帝的密詔都須交回軍機處,何以楊銳能保存下來?據歷史學家房德鄰先生研究,楊銳的後人解釋為何他能扣下密詔不上交,漏洞百出。後來,「楊詔」交出來了,其間攝政王當政,這麼一來,既提供證據,為光緒皇帝洗脫「不孝」之罪,又能為楊銳平反。袁世凱也是在宣統年間獻出日記,目的更明顯,攝政王恨死了袁世凱,由於他的出賣,光緒受困瀛台,最後死得不明不白,清王室子弟早有殺袁之心,袁世凱的日記多次辯解,說他一直要保護皇帝,效忠清廷,用心良苦,為的是不使皇帝受維新黨人利用。

康有為所刊布的密詔系偽造,學界似成共識。他用之以「救駕」,但實際效果是慈禧對光緒之仇恨終不得解,戊戌之後的許多事與此都有很大的關係。指出康偽造的,首推黃彰健先生,近日茅海健撰文稱讚曰:「黃先生考證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啟超對康詩的注,否定了康有為發佈的各種版本,用光緒帝召見楊銳的時間,確定該詔發出的時間。整個考證過程顯得舉重若輕,實屬技巧高手之所為。」然而,光緒密詔的真實內容到底為何,仍需要學術界做進一步的研究與考證。

《榮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