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早年尚未發跡時，曾經到上海由旁人引薦見過我祖父，並且遞過「紅帖子」，所謂「遞紅帖子」的意思，就是投門生帖子，要在幫內施行擺香堂的儀式。
如果蔣介石崛起過程中，少掉了杜月笙，少了清幫、軍統局，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景？蔣介石果真遞過「紅帖子」(即投門生帖子)，拜在清幫門下嗎？蔣介石的「紅帖子」究竟是遞給了黃金榮還是杜月笙？蔣介石拜入清幫的「紅帖子」最後為何不翼而飛？杜月笙究竟何事和蔣介石漸行漸遠？杜月笙為何大罵蔣介石拿他當夜壺？一九四九年杜月笙為什麼不願意跟隨蔣介石父子到台灣？昔日被稱「上海皇帝」的杜月笙，長孫杜順安(其父即為杜月笙長子杜維藩)現身說法，回憶他的祖父晚年種種，並解開幾許歷史謎團。下文即為杜順安向筆者作的口述內容摘要。
抗戰爆發，國民黨軍上海保衛戰失利以後，祖父避居香港，我們一家人也追隨祖父避秦於香江。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隊攻陷香港，祖父又被迫離開香港遠走重慶。祖父的情報管道十分靈通，早在日本人準備攻佔香港之前，就得知日本人要動手了，日本人出兵之前，他就先一步離開香港，去了大後方。
祖父之所以消息靈通，與其手下和日本黑龍會成員交往，頗有關係。黑龍會早在戰前即介入日本政府內部，在軍部裡面，黑龍會的組織非常活躍，祖父手下和朋友們和這批日本幫會成員，很早就結識。
祖父去重慶之後，父母親也在日軍大肆搜捕之際，逃往重慶，由於時間非常倉促，為了避人耳目，他們化妝成普通老百姓的模樣，那時根本己無車船飛機可搭，只好連夜步行逃離香港，潛往大陸。由於擔心帶孩子走，在路上諸多不便，父母叮囑兩位保母照顧我和弟弟，把我們兩兄弟暫時留在香港。
日本佔領香港那年，我才五歲，剛上幼兒園，弟弟四歲。為了逃避日本軍警追捕，保母帶著我們兩兄弟到處躲藏，今天住這個朋友家，明天住另外的朋友家，遇有風吹草動，馬上又得搬家，不敢長久待在一個地方。一則是要躲日本軍警，二則是保母身邊恐怕錢也不多，沒錢住好地方，我們兩兄弟甚至跟著保母住過公寓房子的樓梯口，就在狹窄的空間裡，將就找塊空地，在地上鋪被單床墊，休息過夜。
日本人曉得杜月笙有兩個孫子流落香港，他們到處找我們的下落，目的是要以我們兄弟倆作為和祖父談判要挾的籌碼。
最後，日本人還是發現了我們的行蹤，日軍派了一名大佐，把我們送到一艘日本軍艦上，走進船上的官長艙房，日本兵命令我們兩個小孩子跪著，不准吵鬧。日本人的兵艦很特別，官長船艙鋪著日本榻榻米(日式房舍室內地板鋪設的厚草墊，可供席地而坐)。從這一天起，日方拿我們為人質，和遠在重慶的祖父談條件。
我們很快被送回上海，在日本人統治之下，過了一年多。這期間，我母親從重慶回到上海，特地來照顧我們兩兄弟。
戰爭時期棉花奇缺，然而，棉花卻是製作軍用被服的必要原材料，中日兩國進入交戰狀態後，日本人沒有地方買棉花，找不著貨源，無計可施，日本人被迫連繫我祖父，要他幫忙。我祖父這時考慮我們安危，就用包括我在內的四十六個人，為交換條件，賣了一批棉花給日本人。
日軍和祖父雙方事先講好，答應我們這四十六個人送到西北，日本方面釋放我們，中國方面就把日本人需要的棉花，同時送交日本軍方，以為交換。
日本軍方派了十幾名士兵，由一名少尉帶隊，隊伍裡邊有兩名腰間配掛武士刀的軍官，一個士官長，護送我們這四十六個人到大後方，準備交給重慶方面。一位軍官待人和氣禮貌，還帶我上城樓眺望遠處的風景。另外一個軍官，相貌如同凶神惡剎，連我們孩子好奇碰碰他的配刀，都被他當場喝斥。
我們一行人從上海到了南京，渡江之後，再循著淮河搭船往西北走，河岸邊上有人拉縴，船才勉強逆水而上。我們一路艱辛到了寶雞、潼關，再往西，就到了西安附近。日本人把我們送到陝西境內，某個指定的地點，日本軍隊的號手吹號示意要釋放人質了，國民黨軍方面聽到日軍吹號，國民黨軍的號手也吹號響應，把滿載棉花的幾十部卡車往日本人的方向開來。我們四十六個人終於獲得自由，這裡邊包括我兩個叔叔，我母親，我，還有前上海市長吳開先的女兒。我兩個弟弟因為年紀太小，不方便長途跋涉，並沒跟我們一道回重慶，留在了上海。當時，我一共有三兄弟，我是老大，最小的妹妹當年還沒出生。
到重慶那年，我才七歲，和家人住在黃山官邸附近的一幢洋房裡。那時章士釗也住在我家裡，祖父以養士的方式對待章士釗。四川軍閥劉航深(大軍閥劉湘的親信)的兒子，和我是小學同班同學。
勝利之後，我們回到上海，祖父不和我們住一起了，他搬到上海的國際飯店，那時國際飯店那幢大樓叫「十八層樓」，是幢大公寓房子。我和父母親住在上海華格臬路，現在這條路已經改為寧海西路了。我們一家和張嘯林家緊挨著住隔壁，張是我祖父拜把兄弟之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以原子彈轟炸日本，八年抗戰獲得最後勝利。勝利復員前夕，一條美國兵艦悄悄地開到黃浦江外海，祖父和戴笠在這條美國兵艦上見面密晤。戴先生何事秘密會見祖父？原來，國民黨當局擔心勝利後復員期間，軍隊、警察來不及從大後方運送到上海，接收淪陷區，擔憂上海會發生青黃不接的情況，戴笠想請祖父出面，在國民黨軍警尚未進佔淪陷區之前，清幫的兄弟能配合軍統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暫時維持市面的秩序，並且為接收上海預作準備。
戴笠還和祖父在那艘美國兵艦上合影留念，若干年後那張照片卻離奇遺失了。
祖父不光是幫蔣介石、幫國民黨，更幫了國家和貧苦百姓不少忙。抗戰爆發，中國空軍戰力完全不是日本空軍的對手，當時的國民黨當局要我祖父發動民間捐款，組建新的空軍，祖父自己先捐了購置第一架飛機的錢，為民表率。獻機運動得到熱烈響應，國民黨空軍元老因而都對祖父非常客氣，像高志航、毛邦初、王叔銘這批國民黨空軍前輩，都很尊敬祖父。我小時候，碰到他們，這些前輩總是不約而同告訴我，多虧你祖父，熱心捐輸，帶動民氣，讓空軍很快能組建起來。
抗戰期間，祖父蜇居重慶，某日，四川地方父老邀請祖父下鄉，祖父事前完全不知道民眾是為何事邀請他，等他到了目的地，但見男女老少在幾里地開外即列隊迎迓，地方上男男女女見到祖父下車，全部跪在地上向他嗑頭謝恩，祖父趕忙扶起父老。生活條件十分艱困的地方父老，還特意殺雞宰羊，擺了幾桌酒菜，要請祖父喝酒吃飯。祖父被這幕情景弄得不知所措，原來，祖父以前捐了一筆錢賑濟災民，老百姓多虧祖父捐的這筆錢，才能活下來，然而，祖父壓根兒早已忘了捐錢這檔子事。
勝利初期，通貨膨脹很厲害，上海民眾怕交通銀行倒閉，存戶們紛紛前往擠兌，為了安定人心，祖父特地差人搜集兩麻袋紙鈔，親自帶著工人把這兩麻袋鈔票扛到交通銀行，告訴行員杜某某要存錢，擠兌的民眾眼見連杜月笙都還繼續存錢，心想杜月笙都不怕銀行倒賬，我們還怕什麼。原先爭先恐後想提領存款的民眾，逐漸散去，化解了銀行的擠兌風潮。
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初，過了陰曆年，祖父命令我們全家離開上海，舉家遷居香港，祖父和我們並不住在同一個地方，但是每逢禮拜六、禮拜天，父親會帶著我們兄弟去看祖父。
那時，國民黨當局已經往台灣撤退，祖父為什麼不跟著蔣介石去台灣，有幾個關鍵原因。
蔣介石早年尚未發跡時，曾經到上海由旁人引薦見過我祖父，並且遞過「紅帖子」，所謂「遞紅帖子」的意思，就是投門生帖子，要在幫內施行擺香堂的儀式。蔣介石曾經拜在我祖父門下，成為祖父的門生。論年紀，蔣介石還大我祖父一歲，但祖父早在二十三歲，就已經是清幫重要頭領。
外界一直有個誤解，說蔣介石是拜在黃金榮門下，這是不對的說法。黃金榮一直到日本打進上海租界，始終未曾辭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華人探長的職務。黃金榮既然身為探長，受限身份，黃金榮是不可以開堂收徒弟的，如果被人發現他還私下開香堂收徒弟，他的巡捕房華人探長職位必定不保。
祖父和黃金榮不同，他沒拿政府薪水，儘管有一陣子在黃金榮手下，但是，他不吃公家飯，當然可以收徒弟。據我的瞭解，蔣介石並沒有遞過「紅帖子」給黃金榮，只是曾經去拜訪過黃金榮。我父親親口告訴我，我們家有蔣介石的「紅帖子」。所謂「紅帖子」，就是一張紅紙上面寫著投入門生的姓名，父母親的名字，和本人生辰八字，帖子上並以毛筆正楷工整寫著：「弟子某某某認某某人為師」。父親告訴我，蔣介石遞的「紅帖子」上，名字清清楚楚寫著「蔣志清」三個字，蔣志清是蔣介石上學以後用的名字。
我們第一次離開上海逃難的時，也就是抗戰爆發之初，祖父把這紙蔣介石(以蔣志清之名)寫的「紅帖子」，留在家裡的一個保險箱裡。這只保險箱是由一位管賬的賬房負責保管。等到抗戰勝利我們回上海之後，打開保險箱，才發覺那張蔣介石遞給祖父的那張「紅帖子」竟然不翼而飛。
那只保險箱裡頭並未放什麼珍貴的東西，也沒有擺錢，什麼都沒有短少，惟獨那張「紅帖子」不見了，這件事確實離奇詭異。
曉得這只保險箱密碼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跟著祖父去重慶的人，另外一個人沒有跟去上海姓黃的，這姓黃的人，沒有入幫。就他們兩個人知道。我祖父關於錢財的事，都交給他們兩個人去管，保險箱裡沒有現款，就只有一些股票，但是，任何東西都未短少，惟獨掉了這份蔣志清遞給祖父「紅帖子」。
我推測，這應該是蔣先生派人拿走的，但這也不至於是戴笠派人去「拿」的。本來，我祖父的意思是想藉一個適當的時機，把這份蔣志清過去遞給他的「紅帖子」，原封不動歸還給蔣先生的，誰料到竟會不翼而飛呢？
祖父不去台灣的第二個原因，是和復員後的一些事情有關。勝利後，他滿心以為即使不能當上市長，至少也可當個議長吧，結果沒想到什麼官銜也沒有，到頭來成了一場空。
祖父五十歲之前，先後兩次進私塾，前後一共才念了六個月的書。沒有進過正式的學堂，也沒錢交私塾學費，私塾先生覺得這孩子聰明，家裡貧窮，不但沒要他的束修，還經常喊他到私塾旁聽。因為斷斷續續唸書，祖父沒有學問根柢，到了四五十歲，連報紙都看不懂。
因之，祖父心裡很清楚，自己胸無點墨，大字不識幾個，蔣介石怎麼可能要他當議長、市長。蔣介石要他做國大代表，祖父也覺得自己不識字，不宜當國大代表，要我母親當國大代表，母親不願意做官，最後祖父只好要萬墨林擔任國大代表。
其實，萬墨林也不識字，他頭一天到國民大會開會，出席代表照規矩得在簽名簿上簽名。萬墨林不會寫字，只好拿毛筆在簽名簿上打了三個大叉叉，可是，萬墨林有一個讓人佩服的優點，他的記性奇好，一百個電話號碼全記在腦子裡，祖父要打什麼電話，就叫萬墨林去打，等於是祖父活生生的電話號碼簿。
日本佔領上海，租界區也淪為敵偽鐵蹄之下，那時戴笠先生領導的軍統局，和上海秘密通訊的秘密電台，就設於祖父的徐姓門生家中，戴先生及我祖父經常藉著電台下達命令，徐先生就口述給萬墨林，要萬墨林傳令給上海地下工作人員。萬墨林大字不識一個，無法筆記，卻有本事記住情報指令的每一個字。原來，他用幫會切口，或是密令代號，強行記憶要傳達的指令。每次出任務，萬墨林都可以正確無誤地把指令傳達給地下工作人員，堪稱一絕。
抗戰時期，他一度被日本軍閥逮捕，日本人對萬墨林嚴刑逼他供，他一個字都不講，讓他坐老虎凳施用酷刑，他還是堅不吐實，日本兵火冒三丈，用刺刀刺他的胃部，萬墨林還是不說，證明萬墨林是條硬漢。多年之後，萬墨林受刺刀戳傷的胃部，還經常發炎，發作時就要上醫院就診。
上海打老虎事件，是祖父對蔣介石失望的另一個導火線。
關於上海打老虎，我有一些私人的看法。蔣經國是留學蘇聯的，抗戰勝利之後，蔣經國在官階上並不是很高的，歷練還不足，何況，蘇聯並不是一個經濟發達國家，但是蔣經國卻得到蘇聯那一套組織政治的真傳，所以他後來才有能力和共產黨打組織戰、情報戰，然而蔣經國完全不懂經濟，即使到了抗戰勝利以後，主導國家經濟、財政的，還是宋子文、孔祥熙，宋子文是留美的，他不曾像蔣經國那樣，直接和民眾接近，直接生活在一塊。
上海打老虎時期，我的三叔杜維屏被蔣經國抓了去，老實講，三叔杜維屏是因為經營股票被抓，並沒有什麼囤積居奇的情事，可是，蔣經國不分青紅皂白未經深入調查，就把三叔給抓走了，他是不管有罪無罪，先抓了再說。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也在這種情況下被抓了去。實際上是一種殺雞儆猴的目的，警告其它的人不准違法。
三叔被捕以後，有許多人在我祖父面前獻策，也有不少人自告奮勇，自稱我認識誰誰誰，打一通電話，就釋放了，我祖父心裡很清楚這來龍去脈，堅信杜維屏沒有犯錯。祖父起先一句話都不吭，最後在議論紛紛之下開口了，他說，關於杜維屏的事，誰都不許講一句話，不准任何人去講情，靜待蔣經國的調查。結果，關了三天，三叔被無罪開釋。這是我父親親口告訴我的事。
真正囤積居奇的人是誰？怎麼不去抓萬墨林呢？他有囤積大米，他要照顧我們家和他自己家裡一百多口人吃飯，如果不囤積大米，明天就沒有辦法開飯，一百多口人就要挨餓。所以即使囤積一百袋米，也不足為奇，幾天功夫這些米就吃光了，有何囤積的經濟目的呢？
蔣經國打老虎失敗，一方面是由於他年輕氣盛，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他不知道大陸經濟崩潰的關鍵因素是什麼。他誤以為經濟問題很單純，他用的那套，完全是蘇聯學來的，他認為只要發號施令辦人就行了，事實上，解決問題哪有那麼簡單的。
還有一說，講我祖父因為鴉片癮頭很重，所以國民黨當局不讓他去台灣，這是不準確的講法。祖父雖然抽大煙，但是他是可抽可不抽，不是非抽不可，因為他沒抽上癮。倒是我第五個祖母孟小冬，抽鴉片抽得厲害，她上了癮，她到台灣之後，鴉片照抽不誤，私底下抽，國民黨當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因此，總的說來，祖父不願意去台灣，就是三件事。其一是「紅帖子」不見了，祖父不開心，心想你蔣介石當了總統了，在禮貌上我本來就是要還你的，但是為什麼別的東西不丟，偏偏這張「紅帖子」不見了？啟人疑竇。其二，是蔣經國把我三叔叔杜維屏關進去了，讓我祖父非常生氣。其三，就是為了上海市長、議長的事情。蔣先生連薦舉議長、市長表面上的客氣都沒有。你蔣先生總要來跟祖父客氣一下吧，過來邀請我杜某人，好歹表面上做個樣子，給祖父一個面子也行，可是竟然連請都沒有來請過，連面子上最容易的動作都不作，這擺明了是昭告天下，新政府不需要杜月笙這種本地勢力介入，非但如此，新政府還怕我們興風作浪，要想剷除我們這批人。
所以祖父有這麼一句話：我們是夜壺，蔣介石把我們用完了，眼看沒有利用價值了，就往旁邊一甩，再也用不著你們這些夜壺了。
徐蚌會戰失利後，蔣介石下野，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陰曆正月十五過後)，父親得到祖父來自香港的通知，舉家從上海到了香港。但是，祖父那時對國民黨當局已經是心灰意冷，不想再介入政治。後來，我們全家到了香港，兩三個月以後，共軍解放了上海，我祖父的態度又有些微妙的轉變，他命令我父親回上海，把「上海通商銀行」存戶存在銀行裡的錢，全部發還給存戶。
祖父是「上海通商銀行」董事長。父親奉命回到上海，在上海待了三、四個月，本來預備遵照祖父的意思，結束「上海通商銀行」的業務，歸還所有存戶的存款。但是，中共方面不准銀行結束營業，迫不得已，父親只好離開上海，又折返香港，隨侍祖父左右。
祖父欲結束「上海通商銀行」營業的原意，是認為開銀行就要遵守信用，寧可不賺錢，但是信用第一，既然要離開大陸，就全部結束營業，把該歸還給存款戶的錢全部如數歸還。
過去承平時期，每天光是供兄弟們吃飯，一天三餐，每餐都要席開十桌。過年吃年夜飯，得開流水席，分批上桌吃。用完年夜飯，祖父還發給每位兄弟，以及門外排隊來拜年的人，每人一塊現大洋當紅包。當時，一塊光洋可以買五十公斤大米。
祖父過世之前，交代他的兩個太太，和我父親、叔叔，他過世之後，你們就去台灣吧。祖父要我們上台灣去，是因為我們家裡的開銷太大了，在香港，我們的現款已所剩無幾，錢財只出不進，光只靠銀行裡的一點利息度日，寅吃卯糧，不是辦法。那時除了父親在香港，還有我們兩個小孩子在香港，祖父的二兒子、三兒子、四兒子，都在美國，老五、老六則留在上海，最小的老七、老八尚在讀高中，一大家子，食指浩繁，生活擔子非常沉重。
祖父認為，在台灣他還有一些人脈關係，可以幫上我們的忙，而且台灣也比香港安全。因之，祖父過世之後，我們就舉家搬到台灣去了。父親(杜維藩)帶著我們一家人剛來台灣的時候，暫住在台北市臨沂街，父親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找到一份差事。之後，我們就住進台北市重慶南路台灣銀行的宿舍裡。時任台灣省財政廳長的嚴家淦，就住在我們家對過。一九七七年前後，原屬台灣銀行宿舍的那塊地皮，賣給了美國大使館，原本美國大使館想從台北市北門搬到這裡蓋新房子，誰曉得地皮剛賣給美國政府，美國就跟台灣當局斷交了。後來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李登輝，官邸就蓋在這兒，那幢大房子於二000年成為陳水扁的「玉山官邸」。
我們老家原先住在上海杜美路上，祖父有一幢大洋房，裡邊一共有七十幾間房間。美國當局有意向我祖父買下這幢大洋房，蓋新的領事館，買賣成交，我們也收了美國人的錢，可是，國共內戰，國民黨軍節節敗退，一九四九年五月，共軍解放上海，美國人撤離上海，領事館也沒蓋成。
祖父去世，我們一家人到了台灣，某日，我們去台北市長安東路一家廣東燒臘餐廳吃飯，剛好蔣經國也在那家餐廳裡用膳，蔣經國那時住台北六條通，和那廣東燒臘店隔街相望。他見我們一家人也在用餐，馬上走了過來，和父親握手致意，蔣經國坐在父親身邊，以上海話告訴我父親：「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蔣經國這句抱歉，一筆勾消了過往仇隙，過去的恩恩怨怨，俱往矣！
多年以前，台灣有一部電影《八百壯士》，台灣老演員常楓飾演我祖父杜月笙，最後一幕，常楓穿著長袍馬褂，站在四行倉庫附近隔河遙望遠方，他的外型和容貌都酷似祖父杜月笙。祖父的形影時在夢中，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