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王安石和司馬光，可謂家喻戶曉。兩人同為一個時代的佼佼者，本來惺惺相惜，是一對好朋友，但司馬光為什麼要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呢？難道真的是因為兩人的政見不同嗎？筆者認為，司馬光是個聰明人，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純粹是一場騙局。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他“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從小就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他的志向在於編修史書，而非政治。
司馬光22歲的時候中了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途。但時間不長，他的父母便先後去世，他只得辭去官職，回家守喪。在守喪的幾年時間裡，他充分瞭解了下層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讀了許多史書，對其中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了認真總結和評論，為以後編著《資治通鑒》奠定了堅實基礎。治平元年(1064年)，他還修成了《歷年圖》一書，獻給英宗皇帝，這實際上就是《資治通鑒》的雛形。兩年後，他又撰成戰國迄秦的《通志》八卷上愛好歷史的宋英宗，深受皇帝讚賞。可見，司馬光雖然從政。但他的主要精力在於著書立說，而不在於政治。但是，人在官場，身不由己。要完成歷史方面的鴻篇巨製，需要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司馬光一直在等待著這樣的機會。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駕崩，19歲的太子趙頊繼位，即宋神宗。神宗皇帝把在江寧擔任知府的王安石調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學士，成為皇帝身邊的大臣。從此，王安石與同為翰林學士的司馬光關係日益密切。兩人經常在一起飲酒作詩，談論時政。在閒談之中，二人也有過一些爭執，但最終都是一笑了之。由此可以看出，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雖然在政見上有分歧，有爭執，但對於二人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了。並不放在心上。特別是對於司馬光來說，他與王安石在政見上的不同，也只是爭執一下而已，絕不會因此而成為政敵，因為司馬光對政治是不怎麼感冒的。
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畢，要遍賜金帛，但由於宋朝連年發生自然災害，致使國庫空虛，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議免除賜金帛之舉。司馬光和王安石當時都在場，司馬光十分贊成宰相的意見，他說：“救災節用，應從主上和朝中貴官近臣做起。”王安石聽了卻說：“現在國家財力不足，並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財之故。”司馬光在平時與王安石的閒談中，就知道他有變法圖強的志向，別人不知道他的話中之意，而司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司馬光在精研史書的過程中發現。歷朝變法，幾乎無不以失敗而告終，特別是離他們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沒施行幾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對王安石變法，怕王安石重蹈覆轍，身敗名裂。此時，耿直的司馬光見王安石當面駁斥自己，便與王安石爭執起來。這次爭執與平時的爭執並沒有什麼區別，不同的是這次爭執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見狀，覺得很不像話，就制止了他們的爭執。
王安石在與司馬光發生爭執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遞上了《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陳規。不思新變，流弊十分嚴重。而農民之所以“壞於差役”，皆因“其於理財，大抵無法”。年輕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國家財政空虛，政治腐敗，軍事力量不堪一擊，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轉國家的形勢。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後，簡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見王安石，商討變法之事。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談。很合神宗心意。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政知事(位同宰相)，大力支持他變法。同年二月，王安石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將改革的重點放在理財方面，準備出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但是，王安石的變法很快遭到頑固守舊勢力的抵制。有個大臣羅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狀，要扳倒王安石。而此時的神宗皇帝急於變法圖強，就罷免了那個大臣的官職。王安石處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司馬光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利用向神宗皇帝講西漢歷史的機會，提出“祖宗之法不可變”的主張，然後又接二連三地寫信勸說王安石放棄變法。但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來已發展到非變革無以圖存的地步，所以他變法圖強的信念非常堅定，絲毫不為司馬光所動。神宗皇帝也堅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邊，沒有採納司馬光的建議。1070年，並不怎麼熱衷於政治的司馬光一心想著他的歷史巨著，現在他認為機會來了，於是主動向神宗皇帝提出申請，允許他離開京城。神宗皇帝批准了司馬光的請求，讓他去西安任職。第二年，他又申請到洛陽任了一個閒官，這為他著書立說提供了絕好的條件。他上奏得到神宗允許後，將書局搬到了洛陽，同時讓范祖禹、劉攽等人做他的助手。司馬光還買了20畝地建造了一所“獨樂園”，從此在其中一心一意撰寫史書。
官場鬥爭歷來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誰不願意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呢？誰不願意整天圍在皇帝身邊俯視天下呢？誰不願意待在京城盡享榮華富貴呢？而司馬光卻主動請求離開京城，在洛陽一待就是十五年。在這十五年裡，他不問政治，安心著書，這就充分證明了司馬光對政治是不怎麼感興趣的。如果他是一個熱衷於搞政治的人，如果他真的與王安石成了政敵，是決不會做出以上事情的。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司馬光把反對王安石變法作為一個幌子，實質上是想完成他的歷史著作。他騙了神宗皇帝，也騙了後人。一方面，他要實現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著書立說；另一方面，他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而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必須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保留個一官半職，就能按時領到俸祿，有了俸祿，一家人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司馬光一舉兩得，何等的聰明？
《資治通鑒》的書名是神宗皇帝給定的。宋神宗以其書“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故賜書名《資治通鑒》，並親為寫序。《資治通鑒》是一部浩大的編年體巨著，全書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6年(公元959年)，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它博采眾長，題材廣泛，特別是文字樸實、生動，寓意明顯深刻，既不愧為一部史書典範，又不失為歷朝歷代帝王治國的一面鏡子。司馬光為此書耗費了近30年的心血，完成此書時他已是一位66歲的老人了。人生能有幾個30年？而司馬光可以說是用畢生的精力去編修史書，這也充分說明了他對政治的淡泊。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這是他內心的真實表白。
《資治通鑒》一書完成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王安石失去了靠山，變法也隨之破產。神宗死後，年僅8歲的太子趙熙繼位，即宋哲宗。由於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聽政，召司馬光入京主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為了將反對變法進行到底，他執政後數月間便罷黜新黨，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然而，此時的司馬光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了，這是他幾十年編修《資治通鑒》積勞成疾造成的。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說明他實在太勞累了。《資治通鑒》從發幾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讓他人代筆，可見他對此書是何等的重視！
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縱觀他的一生，志在編修史書，並傾注了畢生精力，實現了自己的夙願，為我國文化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由於他把畢生精力都用在了編修史書上，他的政治生涯也就顯得平淡了。能給後人留下記憶的就是他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但是，透過事情的表面現象去看司馬光的內心世界，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純粹是一種假象，是一場騙局。而正是由於這場騙局，成就了司馬光，使他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資治通鑒》。假如司馬光終身混在官場，是否能編撰出《資治通鑒》，那就很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