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175年-210年)字公瑾，漢族，廬江舒縣(今安徽省廬江縣西南)人。東漢末年東吳名將，因其相貌英俊而有「周郎」之稱。公元208年，孫、劉聯軍在周瑜的指揮下，於赤壁以火攻擊敗曹操的軍隊，此戰也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礎。公元210年，周瑜因病去世，年僅36歲。
宋神宗元豐五年，一代文豪蘇軾兀立於滾滾奔流的長江之畔，「想公瑾之神」，「壯公瑾之業」，感慨萬千，以一闋千古絕唱《念奴嬌·赤壁懷古》，抒發出他對風流儒雅，功勳彪炳的周公瑾的無限嚮往和景仰。
其實，早在三國時代，周瑜便以他的膽略兼人，氣度恢宏和雍容大雅贏得了大家，甚至是敵人的仰慕。但遺憾的是，隨著千年歲月的流浙，這樣一位才華卓越，氣度雍容的一代懦將卻在百姓的心目中蛻變成一名妒賢忌能，器量狹小，目光短淺而又意氣用事的青年將領。以至於雖然沒有任何一部史籍提及那位諸葛孔明在赤壁大戰開始後到底做了些什麼，但在千年後的今天人們仍不得不花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爭論蘇軾詞中那位「羽扇輪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英雄到底是誰。由此，不禁令人感歎歲月待周瑜太不公平。那麼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又是什麼原因使得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儒雅雍容被歲月的洪流沖刷得面目全非呢？
陳邇冬在《閒話三分》一書中說周瑜「這個人對孫氏忠;對朋友諒;劃策有絕招;風頭足;名聲好;加上人漂亮;夫人更是美人…那些碌碌之輩，自慚形穢之流，難免不生嫉妒之心。」這段話說得有一定道理，但周瑜受貶低，最主要的是周瑜投身的是孫吳集團。
從《三國誌》到《漢晉春秋》，從《資治通鑒》到《通鑒綱目》，或以曹魏為正統，或以蜀漢為正統，反反覆覆，眾說紛紜。而人物的善惡褒貶也隨之潮起潮落，數度浮沉。身處夾縫中的東吳，無論在哪一種正統觀念下都處於頗為尷尬的地位。
周瑜雖然以他卓越的才華和崇高的人格在歷代的史傳文學中始終保持著固有的穩定性。無論是「擁曹反劉」或是「帝蜀寇魏」，在這些熟讀經史深受雅文化熏陶的士大夫們的字裡行間依舊始終如一地充盈著對周瑜的無限崇敬和由衷欽佩，但任何一個民族都有雅俗兩種文化，雖然以禮樂詩書為內核的雅文化系中，周瑜的形象沒有發生多大變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以民間意識為內核的俗文化系統中周瑜幾乎成為「妒才忌能、意氣用事」代名詞。
宋元之際出現的話本《三分事略》。在這部為適應市民娛樂需求而產生的話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經是一落千丈，出現了質的下跌，從作品中不難看出《三分事略》是完全把周瑜作為劉備集團的對立面來處理的，並且採用了一種低層次的單向、平面的手法來貶斥周瑜，以此來反襯出劉備集團人物的忠義智信。這種幼雅樸素的手法，使得周瑜的性格只能顯現出單一而平面的狹隘與平庸，甚至是愚蠢，相當的臉譜化，簡單化，不過這倒是頗為符合說唱文學易懂易唱，人物性格單純而鮮明的特徵。
元代社會廢止了科舉制度，讀書人沒有了進身之階，由此一大批滿腹詩書的文人放棄了儒業，加入到市井文學的創作中來，使其創作日趨成熟。羅貫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能否認，《演義》中的周瑜形象比宋元以來任何一部戲曲作品中的周瑜形象都更接近史籍中的原形。在塑造周瑜膽略兼人，雄姿英發的儒將風範時，作者廣徵博引各類史料，但小說畢竟是小說，光有歷史的有實性，並不等於有一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形象;更何況指導全書的「擁劉」的思想傾向和小說的創作規律迫使作者必須具有鮮明的立物，於是，在作品中的劉備之仁關羽之義，張飛之猛，趙雲之勇以及孔明之智，無不絢麗多姿，閃爍著理想主義色彩的濃厚的古典浪溫主義色調。對於其他人物，便只能以陪襯面出現。
因此，無論在歷史的舞台上周瑜如何叱吒風雲，但在《演義》中卻終究無法擺脫作為陪襯的命運，並且可能毫不誇旨地說他是諸葛孔明的頭號陪襯人物。的確，《演義》中的周瑜確是足智多謀，智勇雙全，他的才略甚至可能蓋過所有人。但是，在與諸葛亮的交鋒中卻處處受制，屢屢敗兵。正如毛宗所說的「以周瑜之乖巧以襯托孔明倍乖巧」。
然而，作為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孔明需要的不僅僅是足智多謀，神機妙算，還必須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寬宏大量的坦蕩氣度和沉著老練的雍容氣質，而這一切與史載的周瑜性格類型太相似，不易產生性格上的碰撞，那麼故事情節將無法展開，諸葛亮的個性更無法得到充分的展示。
為了塑造那位人格近乎達到自我完善的賢相名臣，作為一名出色文學家的羅貫中不惜突破史料的束縛與限制，吸收民間文藝想像的空間，進行小說藝術的虛構，對周瑜的性格加以改造，並以他的心地偏狹反襯孔明的胸無芥蒂，以他的意氣用事反襯孔明的沉著老練。周瑜的氣量狹小，意氣沖勸和孔明的寬宏大量，沉著老練都在對此中清晰地展現出來。其實，任何一部史書都沒有提及周瑜與諸葛亮間的如此恩怨，諸葛亮的主要作為是在劉備死後，在此之前除了出使東吳餘下的事，主要是為劉備管糧草後勤等，赤壁之戰後周瑜給孫權上書告誡要謹防劉備時，提及的只是關羽、張飛二將，對孔明隻字未提。由此可見，諸葛亮的才能與地位在當時都沒有引起周瑜的重視，那麼周瑜又怎麼可能去與一個無名小輩為難呢？但是為了中心人物塑造的審美需求，這種對照性的描寫還是始終貫穿著周瑜與孔明的交鋒，已經改造了周瑜形象來僅襯出諸葛亮的性格魅力，而市井文學中周瑜那偏狹衝動的個性經過小說家的妙竺筆生花便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越發地鮮明生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