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興六年(公元228)諸葛亮親率大軍進攻祁山，很快攻下了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整個關中地區震動。魏明帝曹睿親率大軍坐鎮長安，命令大將張郃率軍抵擋。諸葛亮派馬謖督帥諸軍前衝，與張郃戰於街亭。馬謖違背了諸葛亮的作戰部署，行動失當，被張郃打得大敗，丟失了街亭。諸葛亮進攻失去了依托，只好退回漢中。這就是有名的失街亭和斬馬謖的典故，《三國演義》據此還增加了一處空城計的故事，京劇更是把這些故事整出了三個劇目，合起來稱為《失空斬》。諸葛亮街亭失敗以後，要求劉禪給予處罰，劉禪寬慰了他，但諸葛亮沒有接受，而是來了一個自貶三級。劉禪只好同意，將諸葛亮降為右將軍，但仍然行使丞相職權，所管轄的事情也和以前一樣。
自古以來，處分都是組織對個人，上級對下級，像諸葛亮這種情況還真是少有。封建時代實行的都是家天下，實行的是一人統治，皇家就是組織，皇帝再無上級，只有他有權處分別人而不被處分。甚至對他的功過得失都不能議論，只有漢武帝搞了一個像是「檢討」一樣的詔書，後人稱之為「罪己詔」。不過，這只是就事論事，並不牽扯到處分問題，更不會有降級一說。除了這個人，大臣們只能是提出要求，貶不貶，最終還是皇帝說了算。而諸葛亮已經向皇帝劉禪提出處分請求，劉禪並沒有批准，諸葛亮為什麼一定要自貶三級呢？
說這種情況少有，不是沒有，先看看有過的先例，曹操「割發代首」。曹操經常率軍出征，有一次經過麥田，下令說：「士卒都不要損壞麥子，有違反此令者處死。」結果別人都沒有違反，偏偏是曹操的馬受到了驚嚇，竄進了麥地裡。曹操招來主簿論罪，主簿用春秋的典故應對說：自古刑法是不對尊貴的人使用的。曹操說：「自己制定的法令而自己違反，又如何能統帥下屬呢？然而，我身為一軍主帥，是不能夠死的，請求對自己施以刑罰。」因此，曹操拔出劍來割下頭髮扔在地上。
必須說明，曹操割發的確是一種刑罰。在古人來說，「人之髮膚受之父母」，是不能隨隨便便說割就割的，刑名當中有一種髡刑，就是拔掉頭髮。所以說，曹操的這種自罰，雖然像征意義更大些，但絕對不是「作秀」，而是實實在在的罰。不過，這當中有一個區別，一個疑惑。區別在於，這時候的曹操已經不上朝參拜漢獻帝了，也就是說，曹操已經完全掌握了皇帝的權力，他就是皇帝，漢獻帝只不過是一個名字符號;而諸葛亮，雖然也強調「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出師表語)」，但皇帝皇宮和丞相丞相府還是有區別的。這就留下了一個疑惑，諸葛亮和當年的曹操一樣嗎？一旦提出這樣的問題，肯定會有人說，諸葛亮和曹操絕對不是一碼事，這是大忠和大奸的區別，不可同日而語。那麼，諸葛亮為什麼還要這樣幹呢？
實際上，諸葛亮這樣干就是在顯示權威。這時候的諸葛亮和漢獻帝時候的曹操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能夠「挾天子」的人。只不過，曹操已經把漢獻帝完全控制，漢獻帝只有一個皇帝的虛名，曹操所做的任何事情他已經不知情。而諸葛亮的「總攬內外」的權力是皇帝劉禪「給予」的，諸葛亮所幹的大事情，需要給劉禪(皇帝)報告一下。區別僅僅在於，曹氏亡了漢家天下，諸葛亮輔佐的這個蜀漢君主是被魏國所滅。
諸葛亮既然已經擁有了絕對的權力，他還有必要再顯示權威嗎？要說有還真有。這主要是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李嚴，二是劉禪。李嚴也是劉備臨終的托孤重臣之一。章武三年(公元223)，劉備臨終托孤，李嚴和諸葛亮都是遺詔輔佐劉禪之人。劉備的意願是讓李嚴「統內外軍事」，但李嚴始終住在永安，南征北伐等軍事都不用李嚴「統領」。諸葛亮北伐失利，恰恰是軍事上出了問題。有了問題就要檢討總結，所以，諸葛亮如其讓人家說，還不如自己說。這就是她要向李嚴顯示的權威。再說劉禪，剛當皇帝時年齡是十七歲，按當時的說法，他還是一個未成年人，因此，諸葛亮以他沒有執政經驗和能力為由，總管了「內外」一切政務。但這次事件發生時，劉禪已經二十二歲了，按道理說，即便是不發生過失，諸葛亮也早應該把權力還給劉禪了，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不僅如此，他上書劉禪，不是請求處分，而是直接決定「自貶三等，以督厥咎」。這時候的劉禪，就像是一個辦事員一樣，只需要整理一份材料，蓋個公章就行了。
如果說，這僅僅是一種推論，那麼還有一個問題可以說明，姜維封侯。姜維是天水人，在諸葛亮這次北伐時，天水太守懷疑他有異心，將他關在上邽城外，不得已投降了諸葛亮。諸葛亮馬上任命姜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侯」。假如說，任命姜維官職是一種需要，而封侯，這是丞相的權力嗎？即便是在戰爭環境下，封侯必須有功，姜維又有什麼功勞？姜維封侯，諸葛亮根本就沒有請示。這樣看來，諸葛亮自貶，就是在顯示他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皇帝算什麼？皇帝只是他的「義子」，而他是皇帝的「相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