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安五年(200年)，東吳版圖的奠基人孫策在臨終前，將印綬交給其弟孫權並囑咐道：「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事實證明，孫權不負兄望，在弱肉強食的軍閥混戰時代，不但終其一生未失江東寸土，而且使基業不斷拓展，算得上一位成功的守業之主。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陳壽在《三國誌？吳主傳》中對其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
在陳壽看來，孫權和勾踐都是能夠「屈身忍辱，任才尚計」的英雄豪傑。正是由於勾踐和孫權都曾忍辱負重，都能知人善任，都有殺害功臣之舉，都在戰略上使用過「美人計」等諸多相似之處，因此，史學界幾乎一致支持陳壽的看法，認為將孫權比作勾踐再恰當不過。然而，如果將此二人放回各自的歷史環境中，對他們的行為做一下客觀的比較，就會發現孫權在「屈身忍辱」和「任才尚計」方面和勾踐有著本質區別，可謂小同而大異。
越王勾踐是中國古代「屈身忍辱」的典型代表。越王勾踐三年(前494年)，吳王夫差大破越師於夫椒，接著圍困勾踐及餘部五千人於會稽山上。勾踐走投無路，派大夫文種求和於吳：「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又曰：「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也就是說，如果吳王夫差樂意，越國舉國女子都可以按「門當戶對」的原則去侍候吳國的男人。這樣，「屈身忍辱」的並非勾踐一人，越國所有君臣都將蒙受奇恥大辱！吳王夫差聽信諛臣太宰嚭答應求和後，勾踐果真偕妻子及范蠡等大臣三百人入吳為奴。勾踐不僅親自為夫差駕車養馬，甚至在夫差生病時主動嘗其糞便以診病情。
說孫權「屈身忍辱」，無非是因為他曾先後屈身事曹操和曹丕。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孫權為了避免將來因奪取荊州而陷入兩線作戰的危險，「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訂盟修好之意)」。不過，這種投降只是名義上的臣服，孫權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上都不受曹操節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權襲殺關羽後，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更加屈降於曹操。黃初元年(220年)，曹丕篡漢，孫權馬上遣使奉貢，以表臣禮。黃初二年，孫權又遣使稱臣，並送還於禁等曹魏降將。但曹丕並不滿意這種有名無實的藩屬關係，遂向孫權征質子，即要求孫權以送兒子做人質的方式來表達對魏國的忠心。孫權既不願送兒子為人質，又不願陷入西、北兩線作戰的境地，只好使了個「拖」字訣。黃初三年，曹丕終於對孫權和稀泥的做法忍無可忍，遂遣三路大軍南下伐吳。此時吳將陸遜已經大破劉備，取得夷陵之戰的勝利，解除了西線的威脅。於是孫權立即拔刀相向，魏吳臣屬關係從此破裂。
孫權比與勾踐，看起來好像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關係，其實不然。曹操打的是「天子」旗號，魏國又是代漢的正統。因此，孫權稱臣於曹魏，猶如地方稱臣於中央，算不得什麼恥辱。只是對於孫權這樣一位欲奪天下的英雄來說，臣服於他所謂的「漢賊」，確實有損顏面。
「任才」不僅要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人才。勾踐雖然能在難時重用人才，卻不能在易時善待人才。若無文種和范蠡的精心輔佐，勾踐基本沒有滅吳稱霸的機會和可能，但功成名就後的勾踐不但沒有讓這兩位蓋世功臣分享成功的喜悅，反而逼得他們或死或逃。勾踐滅吳後，范蠡自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於是及時辭別勾踐，變易姓名，乘舟浮海逃到齊國。文種接到范蠡勸其速逃保命的書信後稱病不朝，沒來得及逃走就被勾踐賜劍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