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透過對夏、商典籍的整理與對周文化的反省，開啟了儒家哲學的廣大思想內涵，其與弟子們的討論，被整理成《論語》、《易傳》等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作。孔子創造出"仁"的哲學，在政治、教育、倫理等日常生活作息與言行舉止中，發揮人類的德性本能，建立人與人間適當的人際關係的觀念;對於天人關係的思考與應對，基本上是接受鬼神的存在，尊重天命的指示，但是全然以一理性化的意義認定天與鬼神的作用，天自身彰顯的只能是道德理性，而鬼神亦只在提供資訊上對聖人有所幫助，而不能干涉聖人的德性事業。也擺脫掉時人以現世得失與情緒為主而有的對天的讚頌與咒怨的態度，而以理性的認知建立適當的天人關係，既重視其崇高性，更強調其道德性。
孟子及其弟子所編的《孟子》一書，是在《論語》之後最生動的原始儒家作品之一。書中發揮"仁義禮知"的價值精神，強調國君"行仁政"的理想事業，他對人們自發的心性修養理論也有獨到的見解，認為人可以透過自己的覺悟，而找回內在本具的善性，即性善論。因此為善為惡全在於人們自己的一心之中，即求放心的主體性自覺功夫。這樣的理論傳統一直在後來的儒學思想家中不斷地受到發揮與擴充，中華民族成仁取義的精神即由孟子建立，而性善論的傳統則影響中國大乘佛學準確地建立眾生皆有佛性的命題。
荀子作《荀子》一書，書中倡導化性起偽的思想，主張隆禮重法，認為人性本惡，因此人必須經過聖王的教化與自身的學習，才能知道善惡。使行為合乎禮義。對於人的認識能力，荀子反對認識的片面性與主觀性，主張"虛壹而靜"以"解蔽"，也就是可以經由訓練而達至"大清明"的境界。
董仲舒，西漢經學大師，專治《春秋》〈公羊傳〉。後為武帝獻策，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使儒家哲學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因政治之勢佔有正統地位。
董氏重要的思想見於"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前者主張儒家的德治理念，提出各項關於政治的及社會的設計;後者在哲學思想的發揮中，強調天人相感的宇宙論及歷史觀。董仲舒的哲學建構，正是儒者反映時代心靈的特殊寫照，因為漢帝國建立之後，君權的絕對性已經使得所有的儒學理想非透過君王的教化不足以落實，因此思考如何使君王行仁政的方法成為了儒家價值之得以落實的關鍵要點，董仲舒一方面絕對化君權為君王是天之子故稱天子，另方面則立即藉由天對天子的制約權而約束天子，藉由天神對天子的賞罰譴告之說以恐嚇君王不得行暴政，從而約束君權，可為苦心孤詣唯天可知。
兩漢經學，漢以軍事行動取得政權，初期對於黃老思想頗有心得，亦以之為治國原則，至武帝時國力強盛之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則是以儒家意識形態為漢政權合法性詮釋根基，並以儒家經典作為漢家政策制定的依據，從而展開基於經典詮釋的政策理念的知識建構，此即兩漢經學，經學即為由儒學價值轉化而出的公共政策之學，此亦儒學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頁。
儒學在兩漢之後之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期間發展不彰，並非這一段期間中國文化中完全沒有儒家的質素，而是這一段期間的儒學義理並沒有重要的思想創造，中國知識份子的高級心靈的理論創造皆貫注在道家道教及佛教理論中，儒學的復興實意味著儒學理論建構的創新，這就要等到唐以後迄宋明時期的恢復了。
韓愈 韓愈，唐朝著名文學家、古文運動領導者。在唐朝一片大乘佛學的思潮及社會風氣中，獨自振起儒學大旗，排斥佛教思想，倡導恢復中國儒家思想的傳統，開啟宋明時代新儒學思想發展的大方向。代表他這種苦心孤詣的作品，在其〈原儒〉一文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李翱，唐朝思想家及文學家，是韓愈的門人，也是侄婿，最重要的，他也是追隨韓愈復興儒學、反對佛教思想的一員大將，其哲學思想的造詣更有過於韓愈處。代表其思想的重要著作是〈復性書〉，文章中以《中庸》的理論為基礎，提出"性善情惡"的人性論，認為只要加強道德修養，消除情慾的干擾，便可恢復人的本然之性，便可成為聖人。李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對於《中庸》理論的提揭與發揮，對宋明儒學的理論方向之確立，有極大影響。
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頤、程顥，世稱"北宋五子"，他們宋明新儒學的開創者，恢復並發展了先秦以後近千年的中國儒學傳統，使儒家強調道德修養與天人關係的思考，重新注入一般中國人的生活中。
他們的理論工作之開展，主要是在接受道家、道教、佛教等新文明的理論體系的挑戰之後，從理論的高度上，而非感性的或情緒的角度上，重構出一套觀念體系。
用以回應道佛極高的抽像概念能力所建構出的極其廣博高深的理論系統，使儒家哲學思想除了官方的提倡，以及長期以來在社會人心所造成的傳統影響外，在理論效力的競爭上，回復其在中國文化思想體系中的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