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深為曾國藩推重的屠羊說，還是曾紀澤心嚮往之的陶彭澤，他們的共同點就是不縈懷個人的名位和待遇，這就使得那些自感人生不如意的人們對其產生了心靈感應。
1864年，經過多年的征戰，曾國藩率領他的湘軍終於平定了太平天國，挽救了搖搖欲墜的清王朝。對於頂樑柱和救命恩人，清王朝並不吝惜它的賞賜，給了他極高的封賞，此時的曾國藩榮寵至極。然而，這並沒能給他帶來多少快慰，相反，他卻有一種臨深履薄的驚心。他在一首給其弟曾國荃的詩中，道出了當時的境況和心態：
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
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無獨有偶，二十年之後，他的兒子曾紀澤在萬里之外的英倫，也寫下了意象相似的詩文：
不可淹留是歲華，鬢毛斑白尚天涯。
深知戀棧空餘豆，頗欲安爐去煉砂。
故國音書多懊惱，中年詩集半傷嗟。
低頭一拜陶彭澤，萬事乘除問酒家。
詩中提到的屠羊說和陶彭澤是什麼樣的人？有著怎樣的嘉言懿行竟令聲名煊赫的曾氏父子對其頂禮膜拜呢？
屠羊說是《莊子》中的一個人物，故事是說春秋時楚昭王喪失了王位，屠羊說跟隨昭王逃難。後來，昭王回國又奪得了王位，要賞賜跟隨他一起逃亡的人，包括屠羊說。屠羊說卻說：「大王丟失了王位，我失去了屠羊的職業;現在，大王恢復了王位，我也恢復了從前的職業。既然我的俸祿已經恢復了，又何必再行賞賜呢？」
昭王執意要獎賞他，屠羊說說：「大王失國，不是我的罪過，我不能接受懲罰;大王復國，也不是我的功勞，所以我也不能接受賞賜。」昭王打算接見屠羊說，屠羊說又說：「根據楚國的法令，只有建立大功的人才能覲見國王，而我的智謀不足以保存國家，勇力不足以殺死敵寇。吳軍進攻郢都的時候，我是畏懼艱難而逃避，不是一定要追隨大王。現在大王要違背法令來接見我，普天之下，我沒有聽說過這種做法的。」
昭王覺得屠羊說雖然地位卑賤，然而陳義甚高，準備讓他擔任三公的職位。屠羊說說：「我知道這三公的職位比在集市上屠羊地位尊貴得多，所得的俸祿也優厚得多;然而，我怎能貪圖高官厚祿而使國王蒙受妄施的惡名呢！我不敢當，還是讓我回到集市上繼續從事屠羊的職業吧！」最終沒有接受昭王的賞賜。作為一個重義輕利的典範，屠羊說備受後人推崇，《新唐書》裡就記載了一個名叫李渤的人的事跡，展現了與屠羊說同樣的精神風貌：
李渤字濬之，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於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
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鐘，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
至於曾紀澤詩中的陶彭澤就是陶淵明，東晉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因曾做過彭澤縣令，故有此稱謂。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常常為人們津津樂道。他曾自況曰：「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忘懷得失」。他這種不隨流俗的心境和行為在後世也深得嘉許。《宋書》說他「少有高趣」。《舊唐書》讚頌他是「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宋人洪邁在他的名作《容齋隨筆》裡更是稱譽他「高簡閒靖，為晉、宋第一輩人」。
不論是深為曾國藩推重的屠羊說，還是曾紀澤心嚮往之的陶彭澤，他們的共同點就是不縈懷個人的名位和待遇，這就使得那些自感人生不如意的人們對其產生了心靈感應。
時至晚清，政象紛紜，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國藩達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謂名既大，謗亦隨之。在他享有極大極高尊崇的時候，非議之音也紛至沓來，「左列鐘銘右謗書」。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輕。
曾紀澤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曾國藩，又經過多年宦海沉浮的歷練，深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的道理，意識到「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禍咎之來，本難逆料」「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惟不貪財，不取巧，不沽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這樣，才能「持盈保泰」。也難怪曾國藩對屠羊說如此崇拜了！
曾紀澤(1839～1890)，湖南湘鄉人，曾國藩之子。曾國藩死後，曾紀澤襲封「一等毅勇侯」，地位仍然十分尊崇。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熟悉世界政治的幹才，他被遴選去從事外交事務。1878～1886年間出使英、法、俄。1879年因崇厚簽訂的《裡瓦基亞條約》喪權太甚，舉國嘩然，清政府迫於輿論，拒絕批准條約，並於1880年派遣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兼充出使俄國大臣赴俄談判，力圖挽回損失。面對如此不利局面，曾紀澤不避艱辛，決心完成「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使命(《曾惠敏公遺集》卷三)。他分析形勢，認為俄國自攻克土耳其後，財力已大受損傷，且與英國等國有矛盾，不會再對中國發起一場戰爭，俄皇與其外部丞相都有和平了結之意。而左宗棠手握重兵，駐紮西陲，可以作為後援，因此，事情猶有可為。經過一番艱難的鬥爭，反覆辯駁，終於於1881年重新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爭回了部分權益和領土。這是曾氏一生中最為光彩的一件事，為其生前身後贏得了美好的聲名。
但是，在不久以後的中法戰爭和中法交涉中，曾紀澤的良苦用心就遭到了一次極為痛心的打擊。作為行走在外交第一線的使臣，他有責任和權利向政府申述自己對時局的設想，曾紀澤忠誠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努力向最高決策者進獻忠言，希望能為國家再爭得一線生機。本來，經過二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中國的國力已經頗有些氣象，而法國經過普法戰爭的失敗之後，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強大，清政府完全可以統籌全局，周密部署，在疆場上與之一決高下，在談判桌上與之騰挪周旋。然而當時的清政府實在是太孱弱了，它既不能審時又昧於大勢，仍是一味地妥協退讓，致使曾紀澤的真知灼見在中法交涉中沒有發揮積極的效用。交涉的不利結果和來自國內的訓示讓他懊惱，他深感自己的無力與無奈，思忖年華漸逝，鬢髮已衰，他只能隨緣了。此時，陶彭澤閑靜、淡遠的人生態度自然令他心有慼慼了！
曾氏父子都感到世事無常、禍福難測——「人間隨處有乘除」，但他們生活的年代不同，人生遭際不一樣，具體的人生態度也稍有差異：曾國藩位尊權重，深忌「樓高易倒，樹高易折」，因此很超然——「萬事浮雲過太虛」;曾紀澤承襲父親勳名，有才，但不能見重於當道，「一腔憤血，何處可灑」？似有聽天由命的味道——「萬事乘除問酒家」。不同的人生態度影響了他們以後各自的行程：曾國藩謹小慎微，獲得善終，死後謚號「文正」，備極哀榮;曾紀澤的主張因與最高當局的決策相抵牾，先是被免掉出使法國大臣兼職，後又被召回國，在京城做著不大不小的閒官，「不得當路之助」(鍾叔河《從東方到西方》)，頗不得意，鬱鬱以終。
曾氏父子都是中國傳統文化陶鑄出來的精英，在時代潮流的衝擊、影響下，他們具備了一些傳統士大夫所沒有的因素。曾國藩是洋務派的地方首領之一，曾紀澤似乎走得稍遠，他精通英語，目光新銳，持節外洋，在中外交涉中折衝樽俎，為國家挽回了些許權利。但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仍充溢著傳統士大夫悲天憫人的情懷，他們仍屬於傳統的士人階層。在晚清詭譎的政局中，他們本能地將思維指向舊有的詩書典籍和他們心目中的名人賢士，在那裡尋找心靈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看來，也只能如此了。
摘自《歷史學家茶座》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