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來中國的巴克思，通漢語、滿語和蒙語，在北京生活了45年，據他自稱與慈禧保持4年之久的情人關係。在近期推出的他的自傳中，巴克思坦言自己是同性戀，慈禧是他唯一的異性情人。他也是英國文豪王爾德的同性情人，曾為被判刑的王爾德奔走呼號。
這個英國的同性戀者在自傳中爆出，自己與慈禧保持四年之久的性關係。巴克思聲稱自己見過許多聲名顯赫的名人，並與他們同床共枕。書中說他親歷的皇親國戚足有幾十個，甚至名噪一時的太監李蓮英也樂於此道。此外，他的性對像大文豪王爾德，以及派兵鎮壓過“義和團”的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裡，幾乎都是同性戀。他稱自己只有一個異性情人，此人就是中國的慈禧太后。
巴克思的朋友說他性格古怪，言語陰柔，彬彬有禮，待人接物謙恭平和，風度迷人，大凡見過他的人，都說他健談風趣。但他卻又是隱士，在北京生活的45年，他遠離使館區保護，摒棄早年衣冠楚楚的作派，穿衣打扮和生活習慣完全中式，竭力避免與西方人接觸，前往某地之前，總遣僕人先行打探，確保沒有洋人在，他才起步。
1944年1月，71歲的“怪人”巴克思在北京病逝。臨終前一年，在好友賀普利資助下，他以回憶錄寫就在歐洲的年輕時代的《往日已逝》和晚清寓居中國經歷的《太后與我》，賀普利是兩部書的編輯，並寫了後記，但他不願在自己還活著時出版兩書。賀普利1973年去世後，他的朋友將手稿留給牛津大學的圖書館。賀普利生前也將手稿複印多份，分轉倫敦英國博物館、巴黎國立圖書館、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城的哈佛學院圖書館。塵封68年之後，手稿才首見天日，以中英文同步發行。
《太后與我》的女主角當是慈禧太后，她的性生活的描寫佔了書中情色內容的大半，她的性搭檔是林林總總的男性，不過書中內容也有不少作者的自吹自擂。巴克思意在描述滿清社會中對同性戀，特別是男子之間的同性關係寬容的倫理環境。這種環境在當時的西方是不可思議的，與1895年愛爾蘭詩人王爾德被控曾“與其他男性發生有傷風化的行為”而被判刑，形成鮮明對比。巴克思在離開英國之前，曾為王爾德奔走呼號，徵集資金；到中國之後，在滿清統治的北京，他居然找到了自己的樂土，從此定居於此，而對西方人則避而遠之，甘願充當一位“北京隱士”。
稍微瞭解一點清史的人都知道，此書記載的光緒、諸大臣與慈禧之間驚心動魄的故事，大多與史實不符。但自傳凸顯的人文價值不可忽視，香港出版人鮑樸對此不無感慨：“躍然紙上的滄海桑田人間變幻無常的蒼涼悲傷之感，顯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它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習語，為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盛行於宮廷或市井的北京話，提供了一批活化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書多層面的人文價值要由讀者去發現，去考證了。”
西方人關於慈禧太后的印象，大多源於巴克思。1910年，巴克思和他的英國老鄉濮蘭德合著的《慈禧外傳》在西方出版；4年以後，他倆合作的《清室外記》出版，英文版書名為《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由於這兩本書皆問世於清廷覆滅的前後，所以甫一問世，在西方世界就贏得了一片喝彩。讀過這兩本書的西方人士都認為，因其“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謎一樣的性格特徵的書中，它們最接近真相。”因而在發行上一炮走紅，銷路大增。尤其是《慈禧外傳》，在短時間內便成為1910年度西方世界最為搶手的出版物，僅在出版後最初的18個月裡就重印了8次。
《慈禧外傳》中所描繪的慈禧，不僅是個主宰著幾億人口大國的女獨裁者，而且是個邪惡墮落而淫亂不堪的性變態。濮蘭德和巴克思津津樂道地講述了她宮闈生活的離奇細節：諸如她如何用下了毒的糕餅乾掉宮廷內的競爭對手，她怎樣把那些假太監留在宮裡以供她進行性娛樂……不一而足，特別能激發起人們一睹為快的心理；再加上巴克思多次透露書中所敘之事，都是他從清廷中那些深知內情的官員那兒聽來的，且他本人又通過庚子事變搞到了一些宮廷秘密檔案。他宣稱書中內容絕對可靠。
當時的《紐約時報》也熱衷跟風：“此書堪稱權威之作，因為它所依據的事實，全部編譯自宮廷檔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記，對於這本書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質……或許，此前從未有過這樣的中文檔案向世界披露過，也沒有哪個人對中國官場生活的真相有過比這更詳盡的反映。”
西方人非常享受這種閱讀快感，並且對此津津樂道。於是，一個荒淫無度的老太婆形象開始在英語世界流傳。
扭曲慈禧或有政治動因。歷史進入20世紀初，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所發生的巨大變化，越來越多的西方人迫切地希望瞭解中國；而早在濮蘭德和巴克思之前，已經有不少清宮題材的出版物在西方流行。這些出版物的作者幾乎都是在中國生活過的外交官、軍人、傳教士、商業代辦以及他們的妻子。人們似乎更樂意於傳播濮蘭德和巴克思關於慈禧性格和宮廷秘聞的描述。從某種意義上說，濮蘭德和巴克思筆下的慈禧，更能滿足這些人的癖好，因而大家寧可將這個女獨裁者看作是一個用墮落、腐敗和陰謀統治中國幾近半個世紀的暴君、一個天性狡詐、性慾旺盛的“醜陋的老巫婆”（莫理循這樣稱她）。
巴克思與濮蘭德的合作始於1899年。當時，巴克思結識了身為《泰晤士報》派駐上海的記者濮蘭德，濮蘭德還兼任著上海國際租界市政委員會的秘書，漢語非常流利。巴克思與他一見如故，頓時成了鐵哥們兒。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讓清王室成為當時世界矚目的中心。當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倉皇出逃的康有為在經上海和香港流亡日本時，濮蘭德出過不少力，並且對康有為做過比較深入的採訪，所以他以為自己擁有向外界詮釋這一事件來龍去脈的專利；而此間巴克思也自以為對清廷具有更深程度的瞭解。他倆一拍即合，決定順時而動，利用人們對慈禧猙獰嘴臉的想像和臆測，開始著手編寫《慈禧外傳》，以期通過此書驚爆一位邪惡女暴君秘密生活的內幕。作者極盡譏嘲揶揄之能事，而又煞有介事地將有關慈禧的陰狠殘暴，擅弄權柄，腐化奢糜，齬齪骯髒的種種傳聞予以充分刻畫的下流作法，不僅意在滿足西方讀者對慈禧近乎“窺陰癖”的閱讀需要，更主要的還是試圖通過羞辱君主的手段，來詆毀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
還有一種有點陰謀論的說法也非常流行。在當時的英國，做什麼事情都得經過議會通過，它想要消滅清朝總得找理由，而且戰爭經費也必須議會通過，所以，巴克思就編了這本書來譭謗和貶低慈禧。就像美國進攻伊拉克一樣，把薩達姆·侯賽因說成是個惡魔，找個理由去進攻他。英國人寫的那本書，說惡女慈禧統治下中國人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所以英國人應該派兵去拯救那些正在生死線上的中國人。然而，有人把她與中國歷代皇帝進行比較，並未發現她比其他皇帝更加殘酷。
欺世盜名的杜撰者。事實上，對於濮蘭德和巴克思二人《慈禧外傳》原始史料真實性的懷疑由來已久，僅我國當代著名近代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丁名楠（1917～1999）就曾以《景善日記》為突破口，揭露了巴克思（丁先生譯作白克浩司）偽造或杜撰重要史料的劣跡。
丁名楠簡要回顧了《景善日記》自刊行問世以來所出現的種種質疑和詰難的過程，然後他抓住庚子事變時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及吏部尚書剛毅與景善的相互關係，結合眾多詳實可靠的歷史檔案，確切認定：“景善日記是假的，白克浩司發現日記的整個過程也是假的。”丁名楠斷言：“它不過是白克浩司為了蒙騙人們故意玩弄的花招而已。”
巴克思早有弄虛作假偽造文件的前科。他聲稱發現李蓮英日記，從1869年進宮當太監到1908年慈禧死為止，先後40年，內容比景善日記更精彩、更重要，但從不肯示人。他自稱是“外國的榮祿”，與慈禧有私情，保存了她給他的一些私信。此外，巴克思對於這些和太后之間的荒唐性愛遊戲的放肆鋪張，以及關於他們之間遭遇戰的荒誕不經的詳細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徹底失常情況下的極度興奮的性幻想變得令人生厭。開始於幾十年前的被視為機智、淘氣的諷刺作品偽裝成了歷史，如今退化為瘋子的塗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