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另一面:可以支撐長期作戰的經濟改革

漢武帝前經過幾十年治理,到了漢武帝初,社會安定富裕。經濟的復甦,可以看看細節,漢初,劉邦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皇帝都找不到四匹同樣毛色的馬。這個情況從側面反映了漢初的困難。文景之治後,改變了,百姓的財富也得到了積累。馬不僅天子將相講究,百姓也開始了。「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官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到處都能看到馬了。

當時聚會不允許乘母馬來聚會。說明一個間題,這時,百姓想買馬乘馬不是間題了,有選擇餘地。這與前面漢初時的情況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漢武帝中後期由於征伐,財政狀況不好了。在劉邦時,漕轉來作為俸祿時,消費不高。漢武帝時,每次獎賞一次就得二十多萬斤黃金。當倒四方都有戰場,軍隊人力一發動就幾萬幾十萬,國庫空了,百姓負擔重了,還是應付不了。「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百姓都忙於應付,哪有時間種田?還有天不幫忙,有天災,導致歉收。產生大量包饑民。山東就爆發了水災,為了解決水災,得遷徙上萬人。這不是所有情況。這個一部分情況就讓人留下印象,漢武帝登基初,百姓富足,現在卻民不聊生了。

漢武帝改善財政上,有六項:—叫鹽鐵專賣,這是必需品,在這之前,是允許私人經營的。這些是賺錢的,於是決定收歸國有,由朝廷來統一負責.下禁令,「敢私鑄鐵器,煮鹽者,斂左趾,沒入其器物」,要沒收工具,而且要在左腳上穿鐵鞋。這是當時的刑罰。之前的經菅鹽鐵的,讓他們轉變身份,變成吏員,幫助官府來經營。所以,這馬上給當時國庫增加了收入。二是算緡告緡,就是增加生產稅,緡是穿錢的線,算也是計算單位,下這個算緡令,是讓工業者主動申報貨物價值,一千錢收一百二十的稅,手工業者是二緡一百二十的稅,百姓自然有自我保護意識,這裡雖有嚴格規定,但是百姓還有強烈的逆反。還有告緡令,舉報後查實,被告人的一半財產歸告發人。

曇平准均輸,就是中央政府設置機構,根據物價低買高賣,均輸是每年向朝中進獻土特產,由中央來徵集運輸。不一定運去長安,可能有地方賣得貴,就去賣掉。其實這造成惡劣效果,原來地方向中央進貢,是地方有就貢,是富餘的東西,現在成了謀利的東西,這些均輸官就看什麼好賣要什麼。這是變相地盤剝百姓。這給漢武帝帶來了豐富的回報。四是鑄錢幣,之前朝中可以把這個權力下放私人,這是有利可圖的事,所以,民間有很多人盜鑄,有些人把錢收回來,磨下屑,重新融,變成新錢。漢武帝決定收回中央。這本是正確的事,維護正常秩序,但是漢武帝不是光為了維持秩序,更是為了斂財。五是增口賦,是人頭稅,劉邦時規定十五歲到五十六歲,每年交一百二十錢的人頭稅,這意味著,十五歲以下的五十六歲上的不用交。現在規定十五歲下的交一些。許多窮人家的就得殺死多生的。這是悖天理的。六是鬻爵,這是賣官。這對政府是沒本錢的買賣。還有入羊為郎,把羊送給政府,達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獲得郎的身份。這六項,是最重要的六項。

增加了百姓的負擔,這是負面影響,還講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降低了百姓的生活水準。漢政府壟斷的鹽鐵,導致價格高質量差,鐵連割草都割不斷。食鹽也是這樣。「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核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有些乾脆減低這樣的消費。不去買。二是大量民間財富流失導致社會不穩定。漢武帝的一些政策讓百姓負擔增加了二十倍,民間財富向官府的集中流量增加了。漢武帝的政策讓百姓無法溫飽了,表達的方式也簡單,要麼犯法,要麼揭竿而起。「百姓疲敝,起為盜賊。」三是使官吏的隊伍,變得混雜。本來官是官商是商,工作與思維不一,這些人當了官,就把思維帶入官僚中,導致政府的逐利性。

漢武帝的財政改革,讓百姓生活得不到保障,正因此,對這些改革,關注民生的史學家都不太看好,持負面評價。《史記》《漢書》與《資治通鑒》,對這些政策都是批判,不過是表達不同。《史記》裡有一段「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響,女子紡績不足衣服。」這裡面,司馬遷批評了一種國家行為,對外戰爭,對內大興土木,讓農民沒時間耕種,就像古時的統治者,這話中有奇怪處,就是主語在哪裡?這在批評誰呀?不明確。前面講的是什麼呢?前面講的是秦朝的貨幣政策。秦把貨幣統一,接著講這個,這是前言不搭後語,史記中有多處這樣的,看起來不通。但是,每到此處,就得想想,司馬遷是超級高手,難道連通…自做不到?不是,要懷疑,他的深刻性。

前邊的話是在批評的人顯然是漢武帝。他是因為生活在漢武帝時代,要批評就得藏起自己的意圖。他是故意這樣做。班固呢?漢書中,稍微改了一下,「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響,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核心語句來自司馬遷處。基本的話都是司馬遷的。特殊處在班固加了主語,是秦始皇,一本正經地講秦始皇。這是給漢武帝撇清。一是障眼法一是替罪羊。他還是想維護漢武帝的正面形象。但是對這些政策,他還是批評的。

像漢書中,沒給桑弘羊立傳,其實體現了班固的鄙視,這個潛台詞是漢武帝的財政政策不妥,桑弘羊得負責。這個間題,到司馬光時,不是間題了。在他看來,批評漢武帝為什麼要扯上秦始皇?不必遮掩。他抓住二人不放,用他們的反面來提醒宋神宗。l082年司馬光得了中風,這與修《資治通鑒》有關。他有許多話要跟皇帝講,於是寫了遺表,呈給宋神宗,其中有「臣所惜者,以陛下之聖明,不師虞舜周宣之德,」最痛惜的事是陛下是聰明卻不學好的人,這是直接的批評。不學習虞舜等,卻學秦始皇漢武帝,要仁德,就得讓百姓安居樂業。國內都民不聊生,就算橫跨大漠,有什麼意義?把百姓推向絕境的人,統治是不穩的。國內有人反抗,國外有敵人,這是他給宋神宗講的教訓。秦始皇漢武帝都是他筆下的反面教材。

《漢武帝劉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