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秦漢的政體是宰相負責制，宰相作為政府的首腦，處理所有朝廷政事，皇帝只有監督權，而沒有干預權。雖然皇權在實際運作中並不是這樣，但至少這是一個程序，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們去懷念。但到了漢武帝時期，這種政體就受到了挑戰。
漢武帝雄心勃勃，權力慾望極大，又因為要與匈奴開戰，所以，他漸漸地把本該是宰相的權力轉移到了自己手中。終武帝一朝，宰相十三位，其名聲與地位遠遠不如秦國的李斯和漢初的幾位丞相。如果說，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那麼，很自然地，集權會催生告密，絕對的集權會催生絕對的告密。
在與匈奴的戰爭後，漢帝國的國庫為之一空，漢武帝必須要推出一種創新的聚斂財富手法，才能使戰爭和自己的享樂生活繼續下去。於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頒布了「算緡(min)」和「告緡」令。
所謂「算緡」，就是對商人和手工業者徵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二千錢抽稅一算(一百二十錢)，手工業者每四千錢抽稅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的每輛車抽稅一算，商人的車每輛徵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條徵稅一算。同時為了避免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還特意為他們另立一戶口冊——稱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個人都要主動向政府自報個人財產，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這就是「告緡」。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們很為武帝的這一舉措拍手稱快。商人牟利與農夫不同，其所得與所付出在任何時代都不成正比，這樣的人有交納高稅的義務。但是，人性是貪婪的，每個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稅越低越好。漢武帝時代的商人不會因為自己少交納了稅而感到傷了自尊，也不會覺得自己沒有盡權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鼓勵告發，並且獎勵告密者。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
但是在執行中，困難還是有的。比如有官員與商人勾結，幫助商人逃稅。武帝在處理了這樣的幾位官員後，於前117年，特意任命楊可主持「告緡」。也就是說，專門成立了一個由楊可負責的機構，這個機構如同今天的信訪辦，接納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內容主要是針對被告發逃稅的商人。三年後，楊可的工作業績突飛猛進，武帝再申告緡令。一時間，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農夫得到了向富人報復的機會，他們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單槍匹馬，從帝國的各個角落來到京城，進行告密。
據說，楊可這個部門如同今天飯菜特別可口的特色飯店，來吃飯的人都要提前領號，很久之後才能接見自己。「告緡」的結果，讓漢武帝非常滿意，朝廷得到了以億計的財物，田宅無數，許多商人中產之家只好宣佈破產。
不過，一種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純粹，那麼，在其執行時，就會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經濟告密的背後，往往摻雜了許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過朝廷鼓勵的「告緡」，把平時的怨家給輕鬆地解決了。當告密如同秦國時已經成為國家法律，那麼，遵紀守法就成了百姓的義務。即使無密可告，因為有激勵因素在裡面，許多人也會找出秘密來上告。
作為專制最高權力者漢武帝，告緡運動不僅讓他得到了可供自己支配的巨大財富，也通過告密加強了自己的無上權威。毋庸置疑，這種搜刮民財、盤剝民財尤其是鼓勵告密的做法，其毀壞國民人格和心智的惡劣影響深遠。武帝鼓勵告密，事實上就是鼓勵全民特務政治，鼓勵人性的墮落，鼓勵以鄰為壑，鼓勵貪婪和邪惡。而這一切的實現，都是因為他手中有任何人都不可以質問和約束的權力。
告密滔滔之下，許多人為了自保，只能做出在今天看來是不符合常理的事。也就是說，告密往往催生虛偽與狡詐。
卜式是一個經營畜牧業發家的商人。開始創業時，他只有羊百餘頭，十幾年間，增值十倍，置買田宅，成為豪富。當「告緡」開始在全國鋪開時，卜式眼見許多同行都倒了大霉，他認為與其被人告密，不如自己主動站出來，以守為攻。於是，他咬著牙慨然上書，自願捐出家財的一半，用作邊防之用。很多商人都是低調隱瞞自己的財產，而他卻反其道而行之，這讓漢武帝很是詫異，就派人去問他：「你是想當官？」回答：「我年輕時牧羊，不習慣當官，不願。」又問：「家裡是否有冤，要上訪？」回答：「我與人無爭，沒有冤。」又問：「既然如此，那麼你為什麼如此？」回答：「天子誅匈奴，我認為賢者應該在邊關冒死奮戰，有財的人應該捐獻財產，如此而匈奴可滅也。」
卜式的回答並沒有漏洞，至少被派去的人是這樣認為，回來報告給了漢武帝。漢武帝正想欣慰，丞相公孫弘卻看出了門道，公孫丞相認為卜式矯情立異，動機不純。武帝想了想也就把這件事放在一邊了，過了不久，卜式居然又捐出二十萬錢，武帝第二次看到卜式的名字時，終於欣慰地笑了，他對卜式特別嘉獎，「不想當官」的卜式居然官運亨通，賜爵關內侯，進位御史大夫。任是誰都能看出，卜式是在「立異以為高」、「逆情以干預」，但是，就是這樣虛偽甚至狡詐的人居然封侯，這實在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悲哀。
「告緡」運動最終因為大批商人破產，無密可告而結束，不過，漢武帝這個人注定要和「告密」有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