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就有「求賢」的優良傳統。春秋時代，齊桓公想富國強兵，請教管子怎樣才能網羅天下英才。管子回答道：「對英才要禮敬褒獎，優待而不相欺。怎麼個優待法呢？值五的給六，值九的給十，不可斤斤計較。」做領導最忌諱的就是倚仗手中的權力傲慢待人，對人才像對商品一樣錙銖必較，值一塊的非得講成九毛九不可。真正的人才最需要的是得到尊重，從人格到智慧，而待遇往往是尊重與否的表現。英才和凡人的區別，在於凡人沒有很大的抱負，拿一份工資做一份工作;而英才常常心高氣傲，不容易駕馭。管子深深懂得這一點，所以勸齊桓公出手要大方，從優養士，讓他感到溫暖，人格上尊重，事業上關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關懷，則天下英才無不嚮往而來，精忠報國。
所以用人不要多，而要精。在數量和質量方面，唐太宗是吝嗇到家，又大方出奇。怎麼個吝嗇法呢？他剛登基，讓房玄齡組建朝廷，特地吩咐「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就是官不必多，不求齊備，核心是要得其人而用之。就這個原則，唐太宗從《詩經》《尚書》一直引用到孔子，乃至《史記》，叮囑再三，甚至說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狐狸腋下的白毛最為珍貴，比千張羊皮都貴。房玄齡深知唐太宗的心思，他組建的朝廷寧缺毋濫，減到不能再減，總共只有643人。
怎麼個大方呢？就說馬周，一個禁衛將軍家裡的幫手，唐太宗隆重接見，迎接的使者相望於道。一席深談，如獲至寶，馬上提拔，讓馬周到宰相府上班。一個沒有科考出身的貧寒子弟，一下子提拔到宰相府當差，夠大方、夠有氣魄吧？經過在宰相府三年的歷練，唐太宗任命馬周為監察官，委以重任。馬周還有點「不識時務」，被提拔後，他不僅沒有感恩戴德，反而先監察起唐太宗來，上表批評道：
1.太上皇住在城外，宮室狹小，太子卻住在城內中央之地，不足以示天下以大孝。
2.分封宗室，寵愛皇子，要是子孫不肖，怎麼辦？應該磨煉他們。
3.陛下提拔戲子、馬伕當官，違背了用人的原則。琴彈得好，馬喂得壯，可以給他們賞錢，卻不能賞官。
一口氣數落了五大條，唐太宗沒生氣，反而覺得馬周講得對，不久再提拔他。馬週一路陞官，一路上表直陳，指出朝政弊端。哪怕到了大家都認為歌舞昇平的貞觀十一年，馬周再次上表，問唐太宗：為什麼剛建立唐朝的時候，大家吃不飽，糧價很高，可百姓沒有怨言;現在年年豐收，物價低廉，大家吃飽了，卻有很多意見，認為陛下不關心他們？這是因為我們建了許多和民生無關的工程，收了很多稅。國家興亡，不在於積蓄多少，而在於百姓苦樂。如果老百姓負擔沉重，朝廷還興役不斷，一旦有內憂外患，就會發生不測的變故。
這是盛世的警鐘啊！唐太宗再次把馬周的批評當作天籟之音，讓他負起更重要的職務，一提再提，馬周就成為宰相了。唐太宗對人說道：「我和馬周，一時半會兒不見，就想念他。」這對君臣一路相伴，可惜後來馬周患了「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加上不惜身體日夜操勞，才四十八歲就倒下了。病重時，馬周把他寫的奏章找出來，親手燒掉，說道：「管子、晏子留下文字，顯出君主的過失，我不做這種事情。」馬周把所有的功勞都歸於唐太宗。要不是唐太宗留下馬周的表文，我們哪能知道他們君臣之間的高風亮節？真真正正的「士為知己者死」。
人們可能會說馬周有命數，生逢明君。如果把所有看似偶然的事情都用命來解釋，那馬周顯然命好。可是，仔細想想，一個人的命說到底還是要靠自己去創造。唐太宗是不世出的英雄，統率百萬雄師，閱人無數，如果馬周不是有過人的真本事，能被看上嗎？君臣相知相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作為唐太宗，如果不是為國家殫精竭慮、勵精圖治，就不會當真去批閱所有的奏章，也就發現不了馬周這位難得的人才。他們兩個人走到一塊，所謂的命數說穿了就是一片公心情懷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