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往往以「二王」並稱，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獻之書藝自有其獨立價值。王羲之至會稽後，書法藝術成就達到頂峰。但誓墓不仕後因筆札多為代筆人所書，乃有非議。
王羲之逝世後到南朝梁初，約一個半世紀，在此期間王獻之書因其媚趣研潤、逸氣灑脫，學其書者盛極一時。其間名家師法小王者，如《書斷》所載，即有桓玄、宋文帝劉義隆、羊欣等。特別是羊欣，被稱為「人於室者，唯獨此公」，所以時人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另外還有薄紹之、謝靈運、孔琳、邱道護、齊高帝蕭道成、蕭思活、范曄等，也各具小王意趣。這是王獻之聲譽日隆的一個原因。羊欣書藝獨步於王獻之之後，傳授門徒，使獻之的影響更為擴大。
那麼，唐太宗為何要貶低王獻之？
有的學者認為，在初唐李世民要學書，必是從王獻之人手，因為那時王獻之的手跡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後來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跡。李世民也許不甘心居於王獻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來。
由於李世民推崇大王、貶低小王，當時人士懾於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獻之署名的遺跡抹去其名字，或改為羊欣、薄紹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學小王者仍很多，特別是「唐人草書，無不學大令者」（吳德旋浯）。
歐陽詢的真、行便既學大王，又學小王，而別成—體。近人沈曾植也說：「率更（指歐陽詢）行草，實師大令而重變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書家也學王獻之，張懷瓘說：「虞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王紹宗，清鑒遠識，才高書古，祖述子敬。孫過庭，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二王。」
唐人對王獻之的草書很重視，尤其是狂草。張旭的草書就從王獻之化出。唐蔡希綜《法書論》云：張草「雄逸氣象，是為天縱」，「議者以為張公亦小王之再出」。懷素也皈依小王，其《聖母帖》「輕逸圓轉，兒貫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見趙岫《石墨精華》）。由此可見，儘管李世民貶低小王，但終唐一代，還是有很多人向王獻之學習的。
五代後周楊凝式兼學「二王」，學習獻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說：「草勢之變，性在展蹙，展佈縱放，大令改體，逸氣自豪，蹙縮皴節，以收濟放。（張）旭、（懷）素奇矯皆從而出，而楊景度為其嫡系。」（《海口樓札叢》）
宋代四大書家之一米芾稱：「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獻之，並且心儀手追這種「天真超逸」的意趣。米書與小王書血脈貫通。
另一書家蔡襄也說：「唐初，二王筆跡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無兒。然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權），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投筆處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晉韻，其媚趣研潤則與小王近似。
黃庭堅也稱讚「大令草入神品」，黃書「運筆圓勁蒼老，結體緊密縱橫處，從顏柳諸公上接羲獻」（笪重光語）。
即如蘇軾，其書而目雖與「二王」不類，但也有相通之處。
姜夔對小王也多推崇，曾說：「世傳大令書，除《洛神賦》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磚志》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勁正，與《蘭亭》、《樂毅論》合，求二王法，莫信於此。」
元明清以來學小王書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趙孟頫，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清代王鐸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
總之，王獻之的書藝對後世影響深遠，自有獨立的價值。以「二王」並稱也成為書史上的專名。「父之靈和，子之神駿，皆古今獨絕」，難怪人們稱王羲之為「書聖」，稱王獻之為「小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