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曾止於一樹下，曰：「此嘉樹。」隨行的宇文士及立刻附和，讚不絕口。太宗正色說道：「魏征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
這則故事相當著名，常被引用證明唐太宗「親賢人遠小人」。不過，一般人不知道，這個故事其實還有下文。據劉肅《大唐新語·諛佞第二十一》記載，唐太宗的話一說完，宇文士及便趕忙叩頭謝罪，說：那些大臣們總是在朝堂上「 面折廷諍」，陛下您老人家常常低著頭沒話說。臣有幸伴駕左右，如果我都不說些順從的話，陛下您就算貴為天子，又能有多大樂趣呢？於是「太宗怒乃解。」
從這個故事裡，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人，就算他再有內心的道德追求，再有容人納諫的雅量，也難以擺脫基於私慾之上的人性弱點;而這樣的弱點又反過來會使其所標榜的道德追求變得口是心非起來。明乎此，我們就會發現，歷史上那些曾經令人迷戀的道德佳話，往往會有意味深長的「下文」，而正是這些「下文」，往往又會暴露出那些道德佳話的可疑之處。
據《貞觀政要》卷二記載：貞觀四年，唐太宗下詔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切諫，說：治理天下「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始，可以永固」，而陛下「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唐太宗雖然很不高興，卻沒有發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還借題發揮地說出「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這句千古名言來。
不過，《資治通鑒》卷193卻記載，說過這話的次年，剛剛修繕完九成宮，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繕洛陽宮。這一次，民部尚書戴胄站了出來，說：「離亂甫爾，百姓凋敝，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太宗依然虛懷納諫，不僅表揚戴胄「忠直體國，知無不言」，還給他升了官。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太宗還是忍不住命竇璡修繕洛陽宮。
《新唐書·姚思廉傳》記載，貞觀六年初，九成宮修好後，太宗急欲巡行，著作郎姚思廉進諫說：「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為。」太宗解釋說：「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為游賞者乎？」賜給姚思廉帛50匹。另據《大唐新語·極諫第三》記載，監察御史馬周也上疏說：「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太宗同樣予以表揚。不過，表揚歸表揚，唐太宗還是在春暖花開的三月份浩浩蕩蕩地去了遠在寶雞的九成宮，一直在那裡療養到十月秋盡。
諸如此類一面從諫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書中還有不少零散的記載。這使得千百年來被稱頌為「 明君」的唐太宗，多少暴露出其矛盾、糾結乃至虛偽的一面。或許，某種程度上講，「虛心納諫」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們與唐太宗本人聯手炮製出的一塊「內聖外王」的「道德假象」，半是自欺、半是欺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