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主政後，曾設立四個「銅匭」，以鼓勵天下臣民直接上疏皇帝。銅匭，是一種銅製的容器，相當於現在的檢舉箱。武則天此舉，主要目的是為告密之人提供方便，為其剷除異己搜集證據。在這種高壓氣氛下，朝野臣民迫於酷吏的嚴刑和女皇的淫威，大都如履薄冰，噤若寒蟬。即使在武周後期，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情況下，那些以復興李唐為己任的大臣們，也沒人敢公開上疏要她還政。這種僵局，最終被一個名叫蘇安恆的平民打破。
在歷史上，以高官級別上疏指責國君過失者，已是鳳毛麟角;而以草根身份兩次上疏請皇帝退位者，恐怕也只有唐朝的蘇安恆了。蘇安恆(？—707)，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縣)人，史書稱他「博學，尤明《周禮》及《春秋左氏傳》」。雖然是一介平民，且無任何政治背景和門閥優勢，但蘇安恆卻有一顆拳拳忠唐之心，尤其對武則天篡位一事骨鯁在喉。由於身份限制，蘇安恆一直沒有機會當面上疏;於是，銅匭成了他冒死進諫的渠道。
長安元年(701)八月，蘇安恆上《請復位皇太子疏》。內容主要有兩點：一，他認為武則天年事已高，處理繁重的國事，不利於聖體安泰;而皇太子年富力強，不如禪位於太子，自己安享天年。二，他主張將武氏諸王全部降為公侯，任其閒居，同時要將二十多個李姓子孫全部裂土封王。蘇安恆還威脅似的說，如果不這樣做，一旦陛下死後，武氏諸王將難以自處(《全唐文》)。對此，武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資治通鑒》)。
次年(702)五月，蘇安恆又上《請復位皇太子第二疏》。與上次相比，這份奏疏措辭尖銳，態度激烈。蘇安恆認為，武周政權「運祚將衰」，完全是因武則天「微弱李氏，貪天之功」而致。他諷刺武則天佔據皇帝寶座，是「鳩佔鵲巢」。如果繼續這樣，「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他勸武則天盡快將神器歸還李家，否則「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全唐文》)。武則天既「不納」，也「不之罪」(《資治通鑒》)。
蘇安恆兩次上書的目的很明確，即女皇禪位，恢復李唐。這兩份奏疏，無異於兩次晴天霹靂，使朝野震動。雖然蘇安恆身份微賤，但大臣和史官們並沒有因此而忽略他的呼聲。畢竟，蘇安恆上疏所言之事，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同時也代表了多數人的觀點，反映了朝野中擁護李姓宗室復位的共同心聲。《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全唐文》等多部史籍，都記載了他的事跡或收錄了他的奏疏，可見這件事在當時影響之大。
若在以前，依武則天殺伐決斷的一貫作風，蘇安恆就是有十個腦袋也掉光了。但民心不可違，加上武則天年近八旬，體弱多病，對什麼事情都看開了些，所以也只好視而不見了。武則天雖然很有才幹，頗有政績，但這些優點卻始終不能撫平李唐臣民的忿忿不平之心。人心不附，精力衰退，武周政權出現滑坡是必然的。對於蘇安恆的批評和諷刺，武則天一次給予安撫，一次乾脆冷處理，反映了女皇晚年對於退位、復唐趨勢的某種認同。
然而，權力對於武則天來說，有著難以割捨的親和力，何況她曾為之奮鬥了幾十年。武則天抱定「人在權在」，即使將「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也不肯把權力交給太子。蘇安恆見兩次上疏無法讓女皇就範，便把矛頭指向了張氏兄弟。長安三年(703)九月，蘇安恆借張氏兄弟構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一事，又上《理魏元忠疏》伸張正義，說他們「豺狼其心」，結果「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資治通鑒》)，多虧眾人搭救才逃過此劫。
蘇安恆的上疏，雖然沒能取得實質效果，但其無畏之舉，卻將李唐舊臣從沉默中激活。之後，要求武則天退位的呼聲越來越高。神龍元年(705)正月，武則天被迫退位。不久，蘇安恆被提拔為習藝館內教。神龍三年(707)十月，蘇安恆不幸被牽連進節愍太子誅殺武三思一案，冤死獄中。唐睿宗即位後，以其「鯁直成操」，追贈為諫議大夫。敢為天下人之不敢為，兩次孤身請當朝皇帝退位，蘇安恆堪稱中國歷史上最牛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