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評元末起義者:忘恩負義的盜賊愚民妖人

朱元璋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踐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卻起兵打倒了大元,這怎麼解釋?

雖然誰握住了刀把子誰就有了話語權,但要把這個道理講圓滿,也實在太考驗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開始是這樣解釋的:他當初參加起義,只是為了吃飯活命,並不是為了推翻元朝。他不斷強調自己加入起義軍實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點。他說自己加入起義軍是「昔者朕被妖人(紅巾軍)逼起山野。」(《與元臣禿魯書》)他又說:「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軍)忽至,誤入其中。」(《洪武實錄》卷37)在《皇陵碑》中又說:「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起義領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麼好東西)。」他寧肯污辱自己,也不能給臣民作壞的榜樣。

後來他又進一步解釋:「盜賊奸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說,元朝的滅亡跟他沒什麼關係。他參加起義,不是為了推翻舊王朝,也不是為了當皇帝,而是因為實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萬民於水火。天下取自群雄,而非元朝之手。

這兩種解釋似乎還不圓滿。編寫《大誥》時,朱元璋又發明了「殿興有福」理論。他天才地將起義者分為「首亂」者和「殿興」者兩部分。首亂者,就是帶頭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興者,就是他這樣半路參加起義的人。《御制大誥三編?造言好亂第十三》中,朱元璋說:「元政不綱,天將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就是說,因為天下無道,所以愚民作亂。朱元璋認為,帶頭做亂者都是忘恩負義、膽大妄為之徒,注定沒有好下場。因為這些人引起了戰亂,造成了流血,老天爺討厭這樣的人。

這就是所謂的「殃歸首亂。」

朱元璋還舉大量例子論證他的觀點:歷代大型農民起義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確實多數都做了後人的鋪路石:「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輩,若煙消火滅矣。何故?蓋天之道好還,凡為首倡亂者,致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至於那些後來才參加起義的人,就沒什麼責任了。因為動亂的大火已經燒起來了,他們再加把火,是為了使火災早點結束,早點還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興」。

這一說法充滿矛盾。既然天下無道,「天將更其運祚」,被推翻是必然的,總得有第一個起來反對它的。站在「首亂」者的屍體上取得成功後,卻又這樣大言不慚地辱罵他們,實在是匪夷所思。絞盡腦汁,朱元璋的理論其實是要落腳於天下無道,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萬萬不要第一個揭竿而起。

說他狡猾也可以,說他愚蠢也可以,說他陰險也可以,說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論構建至此,朱元璋圖窮匕見:不論怎麼說,你們可千萬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為了說服愚民,他費盡口舌,推導出了寧可餓死,也強於造反之說。他說,元朝承平時,富無旁憂,貧有貧樂。縱迢天災,「饑謹並臻,間有缺食而死者,終非兵刃之死。設使被兵所逼,倉惶投崖,趨火赴淵而歿,觀其窘於衣食而死者,豈不優遊自盡者乎?」也就是說餓死強於戰死。所以寧可餓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統治。他又從多方面論證這個主張,說造反其實沒什麼好處:從亂者並非俱能為人上人,除了那些「亂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軍即民,須聽命而役之。嗚呼,當此之際,其為軍也,其為民也,何異於居承平時,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他在《大誥三編?造言好亂》一節中說:

且昔朕親見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當是時,恬於從亂。一從兵後,棄撇田園宅舍,失玩桑棗榆槐,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於野外……與官軍拒,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里,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週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

也就是說,從概率論上分析,參加起義和叛亂,獲得功名富貴的可能性是極低的。相反,給人家當炮灰的可能性卻幾乎是百分之百。通過這種「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理論,朱元璋鄭重警告百姓:寧可餓死,也不要起來造反。

《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