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從來不是好事。貧窮遮蔽了人的眼睛，讓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東西;貧窮禁錮了人的身體，讓他像動物一樣不停地被原始慾望折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讓他在自然、神靈和權力面前自覺軟弱，卑躬屈膝。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學者劉易斯提出了「貧困文化」的概念。他總結的貧困文化的特徵包括較高的死亡率，較低的估計壽命，較低的教育水平，為生存而進行長期奮鬥，典當，過著受束縛的生活，終生忙碌而無閒暇，嚮往權力，大男子主義，只顧眼前，不信任政府，軟弱無能，對地位差異敏感而缺乏階級覺悟等等。這種貧困文化使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
我們得重新定義文明與財富的關係。財富讓人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來關心自己的內心，關心視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與胃無關的奢侈問題。財富是文明生長的土壤。
古希臘文明就是建立在滾滾而來的金幣之上的。因為貧瘠的土地無法養活自己，希臘人不得不嘗試外出冒險。龐大的希臘船隊源源不斷地輸出葡萄酒、橄欖油、陶器，運回糧食和金錢。有位經濟史家斷言：「公元前六至四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富裕起來的平民要求政治權利，最終導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紀之後，歐洲之所以能衝破黑暗，迎來文藝復興，根本原因也在於隨著生產技術的改進，歐洲的農奴能夠越來越富裕，並且可以和封建主討價還價，獲得市民身份。他們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精神力量不斷增長，最終推動了商品貨幣化的浪潮，迎來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如前所述，中國農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後，再也沒有回到人均十畝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國文明史上成了最後一個輝煌的朝代。在那之後，元、明、清三代，貧困化的加劇日益消耗著中國的精神，使中國文化進入了長期的停頓和倒退。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一個家族衰落貧困之後，其家族成員往往會由往日的意氣風發而變得精神萎靡，氣質鄙俗，而其家長的作風則也會日益目光短淺，專制、粗暴。中國的變化正與此類似。自宋朝滅亡之後，高貴氣質和人文氣息在中國文化中越來越淡薄，盛唐時的自信和宋代的優雅再也難以復現。
赤貧出身的朱元璋，則是中國文明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推手。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赤貧階層的一切條件。十多歲開始，就去給地主放牛。窮人的孩子好養活，雖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惡劣的飯食，也沒有耽誤他長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過容貌醜了點：腦袋很長，下巴寬大，整個一張驢臉。《明史》含蓄地稱他「姿貌雄傑，奇骨貫頂」。
這個未來的皇帝最愛玩的遊戲是「做皇帝」。「你看，雖然光著腳，一身藍布短衣全是窟窿補丁，破爛不堪，他卻會把棕樹葉子撕成絲絲，紮在嘴上作鬍鬚，找一塊車輻板頂在頭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讓孩子一行行，一排排，畢恭畢敬，整整齊齊三跪九叩頭，同聲喊萬歲」(吳晗《朱元璋傳》)。
唯一的文化活動就是聽四鄰八鄉游串的說書先生來講書了。什麼《隋唐》、《三國》、《楊家將》、《大宋宣和遺事》。在這些評書裡，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條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軍州」。對於到今天為止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些評書演義，也就是傳統文化中粗糙的底層文化產品，才是他們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們一生的思維模式。
在鄉村社會裡，不僅僅有淳樸的人情和田園風光，也有愚昧、野蠻和對權力的盲目順從。就在社會最底層的摸爬滾打中，底層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滲透進朱元璋的身心。而隨著命運神奇的改變，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貧困文化因子更為廣泛深刻地傳播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精神裡面。
終其一生，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受著農民思維方式的牢牢制約，我們在他的治國大政方針裡，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個小村莊的貧困文化的精神印記。
基於鄉村生活經驗，洪武皇帝的治國理念中表現出強烈的靜態取向。他治理國家的基本傾向就是把國家的運轉方式固定化，使整社會倒退到「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狀態。當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著樸素的農民道德，對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別的尊重。他頒布《存恤高年詔》，規定「所在有司精審耆民……年八十、九十，鄰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來聞。貧無產業，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十斤;其田業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如之。」
取消宰相後，朱元璋一個人忙不過來。他異想天開，認為民間老儒起自田間，淳樸老實，富於經驗，於是從社會底層直接提拔輔政人員。他在洪武十三年九月設立四輔官制度，以「協贊政事」，從民間找了幾個普通老儒王本、杜占、龔學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輔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過實行了一段時間，朱元璋發現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樸無他長」，這些老人除了看孫子，別的貢獻確實難以做出，於是洪武十五年他不得不又廢除了四輔官。
對於外部世界，農民們的基本反應是排斥、恐懼和不信任。封閉的生活狀態讓他們感覺安全、輕鬆。他們不愛冒險，只想守著前輩傳下來的生活方式，一成不變地安安穩穩地生存下去。雖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進取和冒險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復了農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繼承者朱元璋卻對外面的世界絲毫不感興趣。他滿足於把蒙古人趕回沙漠，並沒有深入沙漠徹底殄滅之。日本人不斷製造事端，對他進行挑釁，他也是發幾道詔書，申斥一頓了事，沒動過興兵遠伐的念頭。他對曾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海外貿易不感興趣，不但禁絕了海外貿易，甚至禁止漁民下海捕魚，把海島上的居民悉數內遷，「以三日為限，後者死」。在《皇明祖訓》裡，他把二十多個鄰國列為不征之國，以這些國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誡後代，「切記不可」對它們動心思。雖然沒有多少財產需要保護，中國農民世代對護家院牆一直有著不衰的熱情。而繼秦始皇之後，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來重修長城，以致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長城，基本都是明代遺物。
短視的實惠觀是孤莊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另一個深刻的印記。底層文化是飢餓的產物，實用主義是它的核心，佔有和保存那點為數不多的生存資源吸引了農民們的全部注意力。為了一點糧食，幾間草屋，人們可以毫不顧惜地運用體力腦力，把算盤打到最精，讓每一粒米都發揮最大效益。農民較少有機會鍛煉歸類、抽像、推理這些較高層次的思維能力。在他們的頭腦裡，世界是以實實在在的實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樹木、莊稼、豬、牛、羊、雞這些事物的總和。他們計算數字時，眼前總是要閃著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像著手指頭、腳指頭的樣子，才能算得過來。他們不能理解超出實物層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個孤莊村鄉親一樣，是堅定的重農輕商主義者。在他們眼裡，商人都是不勞而獲者。他們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換來實實在在的糧食，而商人們只是把貨物在各地交換一下罷了，貨物總量並沒有增加，但卻像變魔術一樣地變出了許多額外的利潤。這無論如何讓他們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輕商的皇帝。為了貶抑商人，他特意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本來在宋代中國就實行了稅收全面貨幣化，而朱元璋卻使稅收制度退化到實物制階段。「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地向村民徵取」。黃仁宇說，朱元璋的設計「等於向中外宣佈：中國為世界上最大的農村集團，它大可以不需要商業而得意稱心」。
第三個影響是強烈的親族觀念。「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農村社會裡，血緣關係比任何關係都可靠。成為皇帝的朱元璋對任何人都抱著強烈的猜忌之心，獨獨對予自己的血親卻無條件地倚重信任。他對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對自己的親人奉之唯恐不厚。
雖然有歷代藩王之亂的前車之鑒，朱元璋還是視而不見，固執地讓他的孩子們分享皇帝的權力。他的孩子都被封為親王，擁有雄厚的兵力，「帶甲八萬，革車六千」，以此防止帝國大權落入外姓之手。大臣們指出他封建諸王之策的嚴重弊端，他卻認為這是離間他的骨肉，把進言者抓來囚死獄中，這一安排身後終於釀成了靖難之亂。他規定了歷代以來最薄的官俸，同時又規定了歷代最厚的皇族俸祿。他規定他的親屬和後代們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貴，不必從事任何職業，以致皇族的供應成了明中期之後國家最沉重的財政負擔。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勞的人種。他們在計算生產成本時，從來不把自己的勞動算進去。好像體力和精力是一種最不值錢的東西，可以任意耗用。有農村生活的艱苦打底，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從來不憚給自己增加工作量。從登基到去世，他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天。在遺詔中他說：「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據史書的記載，從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內，朱元璋審批閱內外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處理國事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閱奏札二百多件，處理國事四百多件。僅此一端，即可想像他是多麼勤奮。
在對自己的享受上，農民是最嚴厲的克己主義者。幾千年的貧困生活積累下來，他們的節儉欲甚至已經成了一種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種手段。朱元璋的節儉，在歷代皇帝中也堪稱登峰造極。當了皇帝後，他每天早飯，「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陳梧桐《朱元璋大傳》)。他所用的床，並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臥榻無異」。他命工人給他造車子造轎子時，按規定應該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銅代替。朱元璋還在宮中命人開了一片荒來種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塊被單給大臣們傳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絲綢拼接縫成的百納單。朱元璋說：「此製衣服所遺，用緝為被，猶勝遺棄也。」
像每個農民一樣，朱元璋有著強烈鄉土觀念。他手下的功臣，絕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鄉。登基之後，他覺得哪個地方也沒有老家好，越來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個小村。「聖心思念帝鄉，欲久居鳳陽」。鳳陽本是貧瘠之地，立國之初，他卻堅持把國都定在這裡。雖然大臣們多次勸諫，也不動搖。農民們生活中一再節省，蓋房子時卻會傾其所有。同樣，為了經營中都鳳陽，一貫堅持輕徭薄賦的朱元璋也勞民傷財，不惜人力物力，先後徵用了幾十萬軍人和工匠，花錢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為求堅固，石縫裡都灌上鐵汁。不料工匠們不勝勞役，用「厭勝法」表示憤怒。氣急敗壞的朱元璋把大批工匠殺掉，衣錦還鄉的計劃也因此而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貧瘠小村，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