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百姓溫和的太陽，照在官員身上也一樣和煦。對於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污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以「不為已甚」為辭，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餘次而後卻仍然留任原職者。（《清高宗實錄》）
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
皇帝近年頗倦，為政多涉於柔巽，處事每患於優遊；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啟幸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為憂。（《朝鮮李朝實錄》）
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卻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鬆懈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折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托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准，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復。」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覆。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為審。」（《乾隆吏科題本》）
清代官員考成制度中，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而受處分居然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例子：甘肅皋蘭知縣徐浩任內受處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為辦事遲延。湖南瀏陽知縣張宏燧受處11次，遲延占4次。廣東長安知縣丁亭詳受處分9次中，遲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後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事情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後面相繼接任的4任縣令在10年內「均不嚴究」，「經事主控告，臬司嚴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擱，置地方盜案於不辦，實出情理之外」。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5任地方官，居然還沒有結案。乾隆聽說後，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
湖北事件並非個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後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案，說是頭緒複雜，一時審不明白。皇帝聞聽後大為惱火，命將犯人押到山東行在，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御史匯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並不勒限嚴催。」（《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於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乾隆聖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凶頑不知懲創」。（《乾隆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實錄》）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搾，那麼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系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遊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名為「嘓嚕」的遊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遊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這些遊民團伙的形成說：「乃有一種強壯遊惰之人，不務生業，三五成群，數十為黨，呼朋引類，有師有徒，有首有從，各佔地方，聚居古廟荒亭，沿村逐鄉勒索錢米，遇有婚喪之家，勁討酒食，不滿其欲，輒肆咆哮，動以放火劫竊，出言恐嚇。鄉民畏之如虎。甚至恃眾搶奪姦淫，謀故殺人，無惡不作，種種貽害，不可枚舉。」（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後，因為地方官員「一味因循畏葸，於地方全無振作」，「嘓嚕」的活動進入高潮。據《剿捕檔》記載：「川省嘓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餘人，常川騷擾，並有棚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凶，如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嘓嚕，如大竹縣役之號稱一隻虎等語。」
湖北武昌，則在乾隆晚年出現了盤踞山區、專門靠搶劫為生的家族，「屢經懲創，怙惡不悛」。（《乾隆上諭檔》）
山西的社會治安也相當不穩，「民情尚氣好鬥，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積習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盜在距廈門十餘里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島國縱火搶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總結南方海盜形成原因時說：「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各海口地方，盜匪仍復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疊劫，毫無忌憚，以致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省督撫等平日漫無整理所致。」
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前奏已經緩緩奏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