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是東京審判完整文獻首次在中國面世。整套書80卷、5萬頁、一千萬字，再現了那場耗時兩年多的世紀審判。
65年前的11月12日，東京審判結束，長達1231頁的判決書用了9天才宣讀完—這只是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宣判，他們當中的七個被判處絞刑。
在東京審判中，最轟動的一幕出現在1946年8月16日，因為一個特殊證人的出場，這一天被稱作「劃時代的日子」。這個人，就是中國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皇帝、廢帝、寓公、傀儡、俘虜、囚犯、普通公民……溥儀的一生扮演過太多的角色，站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時，他又有了一個新的身份—證人。
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直接見證人，溥儀連續出庭八天，創造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兩年庭審單人作證的紀錄。
他為法庭提供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最有力的證人證言，情緒激動時甚至拍案控訴，卻也同時惴惴於自己當年不光彩的角色，隱瞞了部分事實，開脫著自己的罪責。
八天的證人經歷，濃縮了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複雜糾葛。
關鍵證人
1946年5月，初夏，東京市澀谷區杜鵑正盛。紅白掩映之中，滿眼都是破敗景象。戰後的東京，七成以上的建築被炸毀燒光，遍地焦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在的大樓，是斷壁殘垣中完整保留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建築之一。
選擇這棟建築作為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地有著象徵意義。這棟大樓在戰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搖籃；在戰時是軍部和參謀本部合組的大本營所在地。
日本侵略戰爭發號施令的中心，這時成了戰犯們接受審判的法庭。
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
溥儀在證人席上宣誓
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系對抗式訴訟的審判方式，法官必須保持中立，控辯雙方的交鋒是庭審的重頭戲。而且，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還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現代法制的兩個基本原則：無罪推定和證據規則。因而從理論上說，在最終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級戰犯們是不能被認為有罪的，而如果他們在控辯雙方的交鋒中佔據了優勢，甚至有被判無罪的可能。
這一點讓參與審判的中國法官、檢察官都很不適應。
中國檢察官倪征燠回憶參加東京審判時曾經寫道：「在審判的第一階段，都是涉及中國受侵略的問題，但中國方面沒有估計到戰犯審判會如此複雜，而滿以為是戰勝者懲罰戰敗者，審判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哪裡還需要什麼犯罪證據，更沒想到證據法的運用如此嚴格。」
在庭審的最初階段，走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人席的中國證人也無所適從。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到庭作證時，說日本「到處殺人放火，無所不為」，被斥為空無實據，幾乎被轟下證人台。事後，秦德純氣憤地說：「這哪裡是我們審判戰犯，還不如說是戰犯審判我們。」
而那些受審的甲級戰犯們，卻在充分利用著法庭給自己提供的「權利」。「九一八」事變主謀之一的土肥原賢二，自上庭之後就一言不發，連法官的提問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電影經典台詞「你有權保持沉默」的現實版。
同樣是「九一八事變」主謀、被稱為「關東軍之膽」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稱自己無罪，甚至叫囂「要與檢察方大戰三百回合」。
直到8月16日，一個中國證人被帶入法庭，板垣一下變了臉色。
大約在午前11時25分左右，法庭執行官引導著一位瘦高的中國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緩緩地走向證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戴著一副圓眼鏡，一縷頭髮垂在前額上。與別的證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憲兵護送，他身後卻站著兩名法庭憲兵和一位蘇聯軍官。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儀，本來是滿洲姓，愛新覺羅·溥儀。」在證人席上坐定，這位中國男子用標準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紹。
中國的末代皇帝、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就這樣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 日本最負盛名的報紙《朝日新聞》這樣形容這一天之於東京審判的意義—「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溥儀將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實早已傳揚出去。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遠遠高於往常。曾經定價幾百日元的旁聽券被炒出了數倍的高價，前排的貴賓席平時稀疏冷落，現在卻滿滿當當。
曾經隨侍溥儀15年的「侍衛長」工籐忠百般活動，都沒能在旁聽席上搶到一把椅子，最後他終於搞到一個「某報社的臨時記者的身份證」，卻發現自己只能被眾多的媒體記者擠在後面……
與那些抱著好奇心態爭睹中國末代皇帝真容的旁聽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諸多甲級戰犯，特別是與溥儀有著直接關係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對溥儀的出現大感驚懼。曾經被他們操縱在股掌之中的牽線木偶，現在是他們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證人。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將他們送上斷頭台。
在溥儀的敘述中，這幾個人的名字不斷出現著。美籍檢察長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儀問道：「你所說的那個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個板垣嗎？」
溥儀迅速瞥了一眼應聲說：「是。」
有媒體這樣記述板垣的反應：「在法庭聆聽之板垣，聞提渠之名，驟現不安之狀。不斷以其顫抖之手指，觸弄渠之耳機下之電線，當溥儀謂渠運用威脅時，渠之面部因憎懼而變其形象，嘴之兩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視在場之聽眾後，立即偽作未見，若無其事然。」
證人席上的溥儀，其實內心也不平靜。直到乘飛機從蘇聯到日本的途中，他還在惴惴不安地揣測，自己不是去作證，而是被送回中國受審。
驚弓之鳥
偽滿洲國覆滅後，溥儀帶著親屬「大臣」從「新京」（長春）的皇宮中倉皇出逃。1945年8月19日，一行人降落瀋陽準備換機時，荷槍實彈的蘇聯士兵忽然出現，溥儀被俘。
做了蘇軍俘虜的溥儀，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驚恐不安，因為「自認對蘇聯沒有過什麼怨仇」，他覺得「沒被中國人捉而落在蘇聯人手裡，實在是萬幸」。在東北做了十多年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自知罪責難逃，回國受審的可能，一直刺激著溥儀的神經。
蘇聯方面對溥儀還算優待。在關押地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療養所，偽滿的「皇親」和「大臣」享受了和蘇聯軍官相同的待遇。溥儀擁有自己的單間，吃穿用度上有什麼要求，蘇方都是盡量滿足。只要身邊跟個人，溥儀還可以在附近地區散步。
見蘇聯人似乎沒有把自己押回中國接受審判的意思，溥儀對這裡的生活表現得十分滿意。一個月後，他給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寫了一封信，要求「永遠居留在蘇聯」。私底下，他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偷偷和弟弟溥傑商量，一有機會，帶上從皇宮偷運出的珍寶，逃到英美等國去做寓公。
斯大林的回信遲遲不來，溥儀最怕見到的中國人卻出現了。
溥傑回憶，俘虜們被改送到紅河子地區關押後，有一天，幾個擔當炊事和勤雜工作的中國人從外面幹活回來，告訴他們，「國民政府派來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別墅裡。」據說為首的是一個中將，他們「為接收你們而來。」
溥儀嚇得魂不附體，趕緊派人與這些人搭話，但蘇聯人很快發現了雙方的聯絡意圖，調走了這幾個僕役。
根據事後傳聞，因為「交涉不得要領」，蘇聯人對那個中將的請求未做答覆。
遷往伯力收容所後，又出現了一件讓溥儀惶恐的事。蘇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虜都要接受訊問，並寫下揭發日本侵略罪行的書面材料。
作為綁在日本戰車上的偽滿洲國「皇帝」，日本的每項罪行，自己都脫不了干係。溥儀趕緊趁著蘇聯人不在，把所有的親戚和隨從召集起來，叮囑他們要將所有行為都說成被日本人「綁架」；蘇方傳訊之時，要表現凜然的態度；不可顯露心虛；不許指證別人；不許亂提話頭……為了封住身邊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煙的溥儀還給每個人發了一盒「三炮台」。
不料，蘇聯人對其他人都沒什麼興趣，簡單地問了幾句就讓他們回去了，只有溥儀本人，受到伯力內務局的幾次傳訊。
8月，謎底終於揭開，蘇聯當局通知，讓溥儀到東京軍事法庭作證。8月2日，溥儀登機離開蘇聯。
溥儀後來回憶，登上飛機後，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飛到半途，他從舷窗向外看去，只見山峰連著山峰，好像是大興安嶺的模樣，他不懂俄語，但是卻隱約聽見身邊蘇聯軍官的交談中，夾雜著「哈爾濱」的發音。這個中國地名也讓溥儀心亂如麻：「難道這是往中國而不是日本飛？也許蘇聯當局要把我送交蔣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說讓我去東京作證？」
直到飛機在海參崴附近的一個機場降落，溥儀才略感放心。
幾天的休養後，溥儀飛抵東京。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助手裘劭恆在開庭前看望了這位重要證人，他後來回憶，「溥儀頭一次看見我，見我是中國人，怕得要命，以為中國人要把他當漢奸審判。我告訴他說，來東京讓你來作證，是去證明日本人是怎麼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國的。他開始還半信半疑，後來我去監獄次數多了，連陪在身邊的法警也不怎麼聽我們談話了，他才逐漸放鬆起來，終於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出關前後
根據法庭規定，證人出庭後的第一階段是直訊部分，由提證一方對證人的身份、所見所聞進行問答。
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記載，溥儀給自己設計了這樣的開場白：「我繼位之後的第三年，1911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清政府，這是一次非常進步的運動……」
一個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稱孫中山是「偉大的人物」，用 「腐敗」一詞形容自家王朝，說中國革命是 「非常進步的運動」，這一切都成為當年報紙上的奇聞。
不過，這樣的自我剖白對審判並沒有價值，法庭的評價僅有一句「離題太遠」。負責詢問的檢察長季楠立刻拋出了關鍵的問題，「你退位後為什麼要離開天津去滿洲？」
溥儀是如何出關的，直接關係到偽滿洲國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儀的口中，這是脅迫和綁架下的行為：「（『九一八』事變後）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裡面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是強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長春市溥儀研究會副會長王慶祥說，溥儀離開天津是日本長期策劃與準備的結果，為了在侵佔東北後將溥儀誘騙到東北，各方面勢力軟硬兼施。
根據「皇姑屯事件」的策劃者河本大作後來的供詞，1929年秋，日本軍部便決定在「滿洲問題」上啟用溥儀。東北是清王室的發祥地，當地的舊王公貴族對溥儀抱有忠誠，便於控制。軍部認為，由於幼年退位，沒有強大的後台和根基，溥儀是一個易於駕馭的對象。
1931年9月22日，瀋陽的槍炮聲剛剛平息，板垣征四郎在瀋陽參加了關東軍的秘密會議，會上炮製出所謂的「滿蒙問題解決方案」，提出要以溥儀作為「國家元首」建立「新政權」，「領土」包括東北及蒙古，「國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國掌握。9月30日，板垣還專程派人前往天津與溥儀接觸，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成功。
這時，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賢二出現在溥儀面前。
土肥原賢二是個長期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陰謀家，他在各路軍閥中遊走多年，致力於分裂中國的勾當，日本投降後，他作為28名甲級戰犯之一，被東京法庭批捕。
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設立特務機關，土肥原任機關長，那時就與溥儀多有接觸。「九一八事變」當天，土肥原被召回隸屬於關東軍司令部的奉天特務機關，成為事變核心指揮之一。10月25日，土肥原又到了天津。
對偽滿洲國的建立，溥儀其實不像他說的那樣完全被迫。在他看來，那是一個復辟清王朝的機會。在和土肥原的會面中，溥儀最關心的是「滿洲國」的「國體」，當時，土肥原賢二信誓旦旦地表示，「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在溥儀的智囊中，一直存在兩方意見，包括他的生父載灃、老師陳寶琛在內的一些人始終對日本人心存懷疑，不贊成他貿然前往東北。溥儀開始有幾分猶豫，這時，一些帶有威脅意味的「禮物」出現了，也就是溥儀在法庭上所說的「水果炸彈」。
駐在靜園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彈，第二天便鑒定它們是張學良的兵工廠生產的。數封措辭強硬的恐嚇信也被送到了溥儀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離開，便會有生命危險」。驚嚇之中，溥儀決定，立刻動身去東北。
其實，第二天的《北平晨報》上便有人披露，炸彈是土肥原賢二安排的。
溥儀告訴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見面。板垣對他說：「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壓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發生了種種事件，嚴重影響了日本的既得利益，為了驅逐他們，謀福於民，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板垣邀請溥儀當這個「新國家」的元首。
季楠問：「你答應了嗎？」
溥儀說：「我拒絕了，因為板垣希望新政權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儀當時確實拒絕了板垣，卻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根據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會見板垣》一節，板垣告誡溥儀，「這不是大清帝國的復辟，這是一個新國家，由五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族、漢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鮮族。」溥儀發現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龍廷，便表示了反對意見。
但是沒過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儀是這樣解釋自己的轉變的，「我是真心想拒絕的。然而，一則有板垣用武力威脅，二則有我的顧問們以生命危險為理由勸我答應，三則因我已處在旅順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還有什麼話可說！一旦拒絕日本勢必殺我滅口。實在因為不得已，我屈服了。」
「次長正在辦！」
19日，溥儀第二次上庭剛剛到場，季楠檢察長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頓調查團」。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後沒多久，國聯便派人前去東北調查「九一八事變」後形成的「滿洲問題」，當時，溥儀並沒有做出任何針對日本人的指控。
溥儀在法庭上承認，曾經與李頓本人在長春見過一面，「我很想找個機會單獨與他談話，可事實上辦不到。我當然應該把滿洲的實際情況告訴他，但是在我的身邊和周圍，總有許多日本軍官和憲兵，借保護之名監視我，我怕向他說了，日本人將殺害我。」
根據當時的記載，在這次會面中，溥儀宣稱：「我是由於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
偽滿皇宮博物院研究員沈燕告訴記者，日本人始終防備著溥儀與調查團成員的單獨會面，先是拒絕讓溥儀自己去調查團下榻的賓館，後又在李頓等人來到「執政府」的時候，讓關東軍參謀長橋本虎之郎與板垣征四郎在旁監視，溥儀一旦說出什麼不合時宜的話，其後果可想而知。
調查團離開後不久，作為「帝室御用掛」（日本官名，意為宮廷秘書）的吉岡安直便被調到了溥儀身邊，名為隨侍，實為監視，溥儀後來回憶，「我出巡、接見賓客、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指揮下行事。我能見什麼人，不能見什麼人，見了說什麼話，以及出席什麼會，會上講什麼，等等，概聽他的吩咐。」
在這樣嚴密的監視下，溥儀無論做什麼，都離不開盯梢，他只能做好一個規行矩步的傀儡。
庭上的話題轉到了偽滿洲國成立後的權力架構上，溥儀表示，雖然板垣說「滿洲國」是獨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發佈敕令，但是「我沒有自由」。
根據1932年頒布的《滿洲國組織法》，「執政」擁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第五條明確規定「執政得立法院協贊，以行使立法權」，溥儀說，那個所謂的立法院會議，一次沒有開過。
根據身邊人的回憶，溥儀剛剛當上「執政」時，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個明君的熱情。「執政府」中的辦公樓被他引用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定名為「勤民樓」，勉勵自己兢兢業業、勤於政務。溥儀每天都是很早便來到辦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來「商量國是」。
但他漸漸發現，雖然來來往往的「大臣」數目不少，但是沒一個人是和他商量「國家大事」的，他們不是過來請安，便是放下一些禮物，掉頭就走。每當溥儀向「大臣」們詢問公事時，總是得到這樣的回答，「次長正在辦！」
溥儀對偽滿洲國實際的統治模式做了這樣的說明，「大臣都是中國人，而次長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擔任的『總務長官』權力最大，遠在中國人擔任的『國務總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國務院令』都在以『總務長官』為主席、『各部次長』參加的秘密會議裡決定，會議後，各部次長便分別開始起草有關的工作計劃，一經關東軍認可，便不改一字。」
1934年，偽滿實行帝制後，新《組織法》頒布，其中第三條規定，「皇帝為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但是溥儀表示，自己雖然「登基」了，但仍然「沒有任何權力，完全沒有權力，只由他們奏稟一下便行了。」
沈燕告訴記者，溥儀從「執政」到「皇帝」，關東軍給他的唯一權力便是在他們擬定好的法律條文上「裁可」，溥儀在偽滿十四年，這是他僅有的與政務沾邊的活動。每年溥儀會與關東軍任命的「國軍司令官」有一兩次會見，發佈的訓示都是日本人做好的空文，溥儀甚至都沒有與司令官直接對話的權限，即使交談，也只能在日本人的監視下，使用紙筆交流。
時間久了，溥儀喪失了「勤政」熱情。據他的侄子毓喦回憶，到了後期，溥儀甚至連「裁可」的任務都搬到寢殿去做，大多數時間，他坐在恭桶上，不耐煩地將送來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來表達心中的怨恨。
談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儀突然攥緊拳頭，捶擊座位前的桌子，「十四年來，自由對我來說，不過是一場猴戲而已！」
據報載，在這天的作證中，溥儀「時而蹙緊眉頭，時而微動他的身體，有時還聲調激動，敲打著證人台，大為滿庭觀眾所注視。」
「貴人」之死
第一天作證之後，溥儀自省「自己還是太老實了」，他決定在第二次出庭時「多說一些」。
19日的庭審中，在回答完檢察官的詢問後，溥儀忽然面色悲慼：「我的愛妻譚玉齡被吉岡中將（吉岡安直）殺害了。」這樁突如其來的殺人指控讓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法庭大廳變得鴉雀無聲。
譚玉齡是溥儀在「偽滿洲國」期間所納的「祥貴人」，17歲入宮後，兩個人感情甚篤。五年後，這個身體一向健康的年輕姑娘在一場突如其來的病症中香消玉殞，年僅22歲。溥儀始終對她念念不忘，終生攜帶她當年參與選秀時的照片，照片後面，他工工整整地寫上了「我的最親愛的玉齡」八個字。
談到譚玉齡的死，溥儀攥起拳頭，捶擊著證人台，聲淚俱下，「最初，我妻子病了，請了一位中國醫生來診病，後來吉岡介紹了日本醫師，日本醫師診察之後，吉岡找醫師密談達3小時之久。那天夜裡就由這個日本醫師守護治療。本來需每小時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這一夜中醫師僅給注射了兩三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經死去……」
按照溥儀的證言，譚玉齡的死源於一場陰謀。
懾於日本人的淫威，溥儀不敢要求對妻子進行屍檢，這也就讓譚玉齡的真實死因成了未解之謎。
沈燕告訴記者，溥儀的指控應該是源於動機推斷，因為溥儀久久未能生育子嗣，日本人急切地想在「皇室繼承人」上做文章，1937年便搞出個《帝位繼承法》，規定若皇帝無子，便由其弟繼承皇位。為了達成東瀛血脈對「偽滿洲國」的滲透，同年，關東軍便安排「皇弟」溥傑與日本女子嵯峨浩聯姻，又熱心為溥儀在日本尋找「嬪妃」，譚玉齡是溥儀選擇的中國姑娘，兩個人親密的感情讓日本人的算盤落了空，所以，日本方面授意吉岡暗害譚玉齡是可能的。
溥儀後來承認，在東京法庭上提到譚玉齡的疑案，這裡面有他私人怨恨的因素，但是同時，他也願意讓人們把他看做一個被迫害者。
如果說，譚玉齡的死是個疑案，那麼溥儀在庭上講述的另一樁血案便可稱為證據確鑿。
溥儀證明，1936年，身為偽滿「興安省省長」的凌升忽然被關東軍拘捕。凌升本就與滿洲皇室沾親帶故，他的兒子還剛剛與溥儀的四妹訂婚，於是，溥儀想要為親戚求個情。
但是，沒有人買「皇帝」的賬，一個關東軍軍官甚至威脅「凌升是仰仗了皇上的關係才敢肆意妄為，皇軍此舉完全是殺一儆百」。想到「殺一儆百」背後的含義，溥儀不寒而慄，只得不再過問，趕快讓妹妹與凌家的兒子退了婚。
凌升未經公開審判，便被草草處決，根據知情人透露，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在一次會議後對關東軍飛揚跋扈的所作所為略有微詞。
陳述到此，溥儀鬆鬆領帶，聲音帶上了哭腔：「一個省長，他們說抓就抓，說殺就殺，我作為一國之君，他們一個小小的軍官就敢對我警告通牒，可想而知，我是個什麼皇帝，偽滿洲國是個什麼國家！」
「八紘一宇」
在口頭表述之外，溥儀還加上了自己的肢體語言。
「吉岡說滿洲國就如同是日本的一個小孩子。梅津美治郎也一直這麼說。換句話說，日滿是一德一心的，企圖把滿洲變為日本的殖民地。」說著，溥儀把上半身向證人台以外探出，張開兩隻手臂，做出一個將什麼東西抱入懷裡的動作。
一位被告的辯護律師打斷了溥儀的演講，「證人把檢察長的訊問擱在一邊，一個人唱起獨角戲來了！」
但檢察長季楠沒有制止溥儀的陳述，法官們也以「證言與事件有關」為由，駁回了辯護方的意見。
溥儀繼續陳述，「所謂的一德一心起源於『八紘一宇』。『八紘一宇』這四個字源於日本神話中的女神天照大神，它的含義是以全世界為一家，並由日本統一之。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們是企圖奴化全世界的，而把東三省視作神道侵略的實驗場。日本人不但封鎖了我的口和手，也剝奪了我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知道，關東軍司令官梅津是根據日本政府的密令對我進行宗教壓迫的。但是我當時就從心裡反對這種神道的侵略。後來，吉岡根據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強迫我到日本會見天皇，天皇拿出三種神器—劍、鏡、玉給我看，並把其中兩種—劍和鏡給我了。」
溥儀所說的那次會見天皇，發生在1940年，請回「神器」之後，宮中特別設立「建國神社」進行供奉，溥儀與所有的王公大臣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關東軍規定，溥儀不能再公開祭祀愛新覺羅氏的祖先。
溥儀證明，這樣的供奉不止發生在宮裡，「滿洲國」的所有人民全都被強制崇拜神道。根據法律，不敬神社者要處以10年以下1年以上的徒刑。
根據統計，自溥儀「請神」開始到日本投降的五年間，偽滿洲國境內共興建大小神廟295座，各處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從此走過，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禮，違者將受嚴懲。
按照日本的侵略計劃，佔領東北的最後一步就是把「偽滿洲國」劃歸日本，將東北地區「改祖換宗」，是一種借助神靈之力達成「日滿」同化的手段。這一圖謀在日本醞釀已久，早在1934年，《朝日新聞》上發表的《對滿文化政策的新目標》一文中，作者便開始催促，「要把握滿洲人，就要盡早制定國教，並掀起灌輸國教精神與生命的運動。」
「八紘一宇」的譜系設計，正是出於將滿洲從中國剝離，納入日本分支的險惡用心。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最終認定了日本鼓吹「皇道」，為擴張領土尋找依據的犯罪事實。
黃絹信
溥儀第二次出庭後，直訊階段宣告結束，《世界時報》這樣描述了當日散庭時溥儀的神情，「滿洲皇上似乎對自己的法庭表現十分滿意，當他結束陳述時，神情顯得那麼得意，他猶如決鬥場上走下來的騎士……」
然而，這只是直訊階段，幾乎是溥儀單方面在講述，他還沒有真正見識到法庭上的「決鬥」。此後的六天，正如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所寫的：「我由於不肯把某些歷史真相赤裸裸地洩露出來，在律師的一系列逼問下，陷入了幾乎不可自拔的困境。我在法庭上的其餘六天真像俗語說的是過了六天的『熱堂』。」
8月20日起，法庭進入了質詢階段。所謂質詢階段，也就是英美法系所採用的對抗式訴訟，控辯雙方將直接交鋒。從這天起到27日作證結束，溥儀受到了被告律師團的輪番轟炸。
日本律師鵜澤聰明首先上了場，兜著圈子讓溥儀承認自己早有復辟的打算。溥儀當然不會承認。
很快，一個西方面孔又站在了被告的律師席上。
因為長期實行大陸法系的日本律師對英美法系制度不熟悉，為了公平起見，法庭批准，為每一位被告配置一名美國辯護律師。這些律師諳熟英美法系審判方式，在法庭上咄咄逼人，甚至比日本本國律師還要賣力。這讓不少戰勝國的法官不解甚至憤怒。中國法官梅汝璈就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到了一位名為布萊克尼的律師，稱他「在法庭的表現十分惡劣，張牙舞爪，肆無忌憚。」
布萊克尼是梅津美治郎的辯護律師，1946年5月14日的公審庭上，檢察方公佈起訴書後，針對其中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艦隊導致大批美軍官兵死亡的罪行指控，布萊克尼就堅持說，這一條必須取消，他宣稱「如果珍珠港中美國士兵被炸死是謀殺案的話，那麼我們就要知道在長崎動手投擲原子彈的那個人的名字，我們就要知道制定這一作戰計劃的參謀總長，我們就要知道對這一切負責的總司令。」
按布萊克尼的說法，「對這一切負責的總司令」應該是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身為美國人，居然在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庭上將矛頭指向了美國總統，布萊克尼的刁蠻可見一斑，而他的執業能力更不容小覷。
對溥儀這個最關鍵、最直接的證人，布萊克尼的戰術是「衝鋒肉搏」。
8月20日，布萊克尼與溥儀第一次交鋒，他似乎並沒有比之前的鵜澤聰明有什麼高明之處，反反覆覆地提問，仍然是圍繞著溥儀早有復辟打算。溥儀也顯示出了些許不耐煩，或者是不知該如何作答才能保證自己的安全，一概以「不知道」或者「不記得」作答。
21日，布萊克尼的提問仍沒有什麼實質變化，這一次，連法官都不耐煩了，當日的主審庭長衛勃直接問道：「律師到底是想證明什麼呢？」
布萊克尼也決定不再兜圈子了，當場宣稱，自己今天的辯護目標就是「使溥儀失去證人資格」。他的邏輯是，如果能夠證明溥儀的行為不是被強制的，而是基於他自由意志的選擇，就可以推翻溥儀的全部證言，並宣佈他一直在說謊，是一個說話根本靠不住的人，從而剝奪他的證人資格。
隨後，布萊克尼開始了真正的「衝鋒肉搏」。他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證，這是一封寫在皇家御用黃絹上的信，上面印有溥儀的皇帝御璽和鄭孝胥的簽名，信上所署日期為「1931年10月11日」，「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不到一個月，溥儀尚在天津。
信是寫給當時的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的，上書「此次東省事變，民國政府處措失當，開釁友鄰，塗炭生靈……今者欲謀東亞之強國，有賴於中日兩國提攜，否則無以完成。」顯然，這封信的內容是在請求日本協助復闢建國。
黃絹信轉到了溥儀的手中，溥儀靜靜地研究了數分鐘，一言不發。被告席和辯護律師席上的眾人，開始面露喜色。
忽然，溥儀從證人席的座位上像是彈了出來，一把把黃絹信扔在了地上：「各位法官，這信是偽造的！」
布萊克尼問：「上面的御璽也是假的嗎？」溥儀斬釘截鐵地回答，「也是假的！」
局面發生了反轉，布萊克尼迅速反撲：「那麼，信上是誰的筆跡呢？」
溥儀：「不知道！」
布萊克尼：「是不是鄭孝胥寫的？」
溥儀：「不像。我看就連他的簽字也是假的。印鑒在我自己手裡，蓋在這封黃絹信上面的是大印鑒，我不知道。再說在天津時期我是個平民，從來沒蓋過皇帝御璽。」
布萊克尼：「你在天津曾使用過皇帝專用的黃色紙寫信嗎？」
溥儀：「我一向只用國產的普通信紙。」
溥儀說得頭頭是道，有理有據，檢察長季楠當庭提出建議：鑒定此信，被法庭採納。最終，法庭鑒定認為黃絹信是偽造的。
當時的新聞媒體紛紛大篇幅對「黃絹信」一事予以報道，文章重點大多放在了「詆毀溥儀文件變成戰犯罪證」上，譏諷布萊克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走下證人席
七年後，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溥儀承認，在黃絹信這個證據上，他撒了謊。
王慶祥告訴記者，那封「黃絹信」確實是溥儀親筆書寫，並托家庭教師日本人遠山猛雄帶給南次郎的，同期轉達的還有一封寫給日本大幫會黑龍會會首頭山滿的信件。
這也正是偽滿洲國覆滅後溥儀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在偽滿洲國的成立過程中，他並不是完全被迫，他扮演的角色並不光彩。在為審判日本戰犯作證的同時，溥儀也在極力為自己開脫著。
也正是因為這種心態，溥儀手中本來存有大批指證關東軍罪行的物證，卻因為怕牽連到自己而付之一炬。
毓喦回憶，1945年8月10日，溥儀出逃的前一晚，將內廷中所存的大量電影膠片、照片、書刊、畫報、信件、文件，交給自己和其他親屬，讓他們分別到緝熙樓的地下鍋爐、球場和游泳池進行焚燒，因為物品太多，險些釀成火災。
而在8月15日日本投降當天，在逃亡路上，溥儀又讓隨侍李國雄將剩餘的最後資料—自己的日記銷毀。據溥儀另一個侄子毓嵣介紹，溥儀的日記從天津時代記到了偽滿末日，有很多本子，上面還依次編上了順序號。
如果這些證據出現在東京法庭，溥儀的證言將更具有說服力。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不管「黃絹信」是真是假，布萊克尼的邏輯也無法成立。前蘇聯學者斯米爾諾夫在其著作《東京審判》一書中，對於被告律師的辯護手段頗不以為然，他寫道：「至於說溥儀成了投敵分子是自願還是被迫的問題，這個情況只有在決定他個人命運的那一天，即當他作為被告人而不是證人應對中國法庭回答時才有意義。」
溥儀是不是有復辟的想法，絲毫影響不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侵略中國東北的事實。
黃絹信沒能奏效，布萊克尼仍不甘心，他轉而攻擊起了溥儀的心理防線：「1931年，中國政府把你當做賣國賊通緝，你知道嗎？你想過沒有，最終你自己也要以戰犯身份受到那個國家的審判！」
但是布萊克尼再次失算了，一直擔心會被送回中國受審的溥儀並沒有因此推翻自己的證言。
8月27日，溥儀完成了作證任務，乘機返回蘇聯。
溥儀本想在這一天再提供些更具震撼力的證言。26日的庭審中，溥儀說，下次出庭，他要談一談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沒想到，這個提議反倒讓他的證人生涯宣告結束。
日本投降前，美國就允諾會保留在日本擁有無限崇高地位的天皇，不追究其戰爭責任。溥儀針對日本天皇的證言自然不會被批准。而且，二戰後蘇聯日益強大，冷戰的鐵幕已經逐漸拉開，日本成了美國遏制蘇聯的一個重要砝碼。這時更不會允許意圖揭發天皇罪行的證人證言出現。
回到蘇聯的收容所後，身邊人發現，原本寫得一手乾隆御筆字的溥儀，筆下的字變得歪歪扭扭。心有餘悸的溥儀，用作偽的方式防備著東京法庭對「黃絹信」可能的質疑。
東京法庭沒有再和溥儀聯繫，1948年12月23日，七名甲級戰犯在池袋的巢鴨監獄被處死，無論是強迫溥儀出任「執政」的板垣征四郎，將他誘騙出天津的土肥原賢二，還是授意他去日本「請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為曾經的陰謀與侵略行為被送上了絞刑架。
晚年，回想起那次作證，溥儀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遺憾。由於那時我害怕將來會受到祖國的懲罰，心中顧慮重重，雖然我確實說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惡事實，但是為了掩蓋自己，我又掩蓋了一部分與自己罪行有關的歷史真相。」
美國記者布拉克羅在《另一個紐倫堡，東京戰犯審判內幕》一書中，描述了這樣一個「皇帝形象」：「他在以出色的表現證明他是一個精明、狡猾和大有作為的偵察大師……如果溥儀是個自由人的話，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難忘的。鑒於他所處的特殊環境，他能做到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溥儀在蘇聯又被關押了四年，新中國成立後，中蘇雙方很快達成了引渡日偽戰犯的協議，1950年8月3日，溥儀惴惴不安地登上了前往中國的列車，但是中國政府沒有將他推上行刑場，他和偽滿洲國的數十位中日「官員」一起被送入了撫順戰犯管理所進行改造。
1959年12月4日，溥儀作為首批被特赦的戰犯，獲得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