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後約見胡適 兩人說了什麼秘密

一位化名秉均學人的日本記者,在《大陸》雜誌1923年第十一期上發表了名為《清帝復位說和袁氏帝制》的文章,其中也饒有興味地提到了這件事,他認為,溥儀約見胡適並非心血來潮,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教授請教。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更有邏輯、更可信的解釋。

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溥儀,1906年出生,3歲登基,1911年退位時不過5歲。他在「九一八」事變後受土肥原賢二煽動,出走東北,成為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因此,1931年後日方對溥儀的報道多半帶有粉飾的意味。

不過,上世紀20年代初,溥儀尚在紫禁城中,個人對英美文化極是醉心,還給自己起了個英文名,叫亨利(Henry)。他剛剛大婚,忙著練習騎自行車和打網球,並沒放多少心思在復辟這種沒前途的事情上。當時,馮玉祥尚未逼宮,遜清皇室的生活相對安寧,「東北王」張作霖與日本的關係正如膠似漆。如果此時有人說溥儀將來會變成關東軍的傀儡,去建立什麼「滿洲國」,多半會被當成天方夜譚——最有想像力的政治家,也猜不到溥儀未來的命運。所以,那時日本記者對溥儀的報道尚存在一定的客觀性,並帶有一種旁觀者的好奇。而作為外國記者,文章又是寫給外國人看,他們的報道更少禁忌,視角也比較獨特,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更為生動的溥儀。

兩派師傅的矛盾

民國期間曾有一則新聞——小皇帝溥儀電話約見大教授胡適。至於為何要約見胡教授,當時普遍流傳的說法是:因為電話剛引進中國不久,溥儀對這種新鮮玩意著迷而又不知道該給誰打,窮極無聊之下,順著電話簿一位一位地撥號,這才找上了剛剛裝上電話的胡教授。

溥儀

一位化名秉均學人的日本記者,在《大陸》雜誌1923年第十一期上發表了名為《清帝復位說和袁氏帝制》的文章,其中也饒有興味地提到了這件事,他認為,溥儀約見胡適並非心血來潮,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教授請教。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更有邏輯、更可信的解釋。

此時的溥儀,剛剛17歲,正處在一個人生觀形成的時期。他身邊有一位英國籍教師莊士敦(原名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出生,畢業於愛丁堡大學及牛津大學,曾任英國駐威海衛總督),為他打開了接觸外界的窗口。這對長在深宮中的溥儀來說,頗有吸引力。然而,溥儀身邊還有一批由清廷舊臣充當的「師傅」,這些老學究對洋鬼子莊士敦並不怎麼喜歡,一有機會便想方設法向溥儀灌輸儒家學說,用四書五經教導這個小皇帝。

這給溥儀帶來了相當大的煩惱。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在紫禁城中過著封閉的生活,師傅們的教導不會因為莊士敦的出現而被推翻,然而莊士敦帶來的西方文化也給了皇帝很大衝擊。約見胡適,便是在這種矛盾的背景下產生的。

約見的直接導火索是一次探病經歷。秉均學人寫道:儘管覺得師傅們的看法多少有些脫離時代,但受儒家「天地君親師」思想的影響,同時也體會到師傅們對自己期望殷切而又愛護備至,溥儀對這些師傅們有著深厚的感情,其中最親近的是一位姓陳的師傅。一次,這位師傅生病,溥儀便前去探望。

筆者根據中方史料考證,此事並非日本記者信口開河。這位姓陳的師傅應當是陳寶琛,根據《釣魚台備忘錄》記載,陳寶琛有一次生病,溥儀的確前去探視,時間是1922年。

陳寶琛,字伯潛,號弢庵,福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進士,早年入翰林,因直言敢諫而聞名。1911年,陳寶琛開始擔任溥儀的老師。他在溥儀的師傅中任職最早,時間最長,感情最深。多年後,溥儀去偽滿洲國當傀儡皇帝的時候,陳寶琛不顧老病之身趕去勸諫,可惜這時他昔日的學生已經不聽他的了。溥儀後來回憶道:「在我身邊的遺老中,他是最穩健謹慎的一個。當時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實於我、最忠實於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謹慎已經妨礙了我之前,他是我唯一的智囊。事無鉅細,鹹待一言決焉。」

日本記者秉均學人推測,可能由於長期不能與生父生活在一起,讓溥儀對陳寶琛有了類似於父親的感情。溥儀去探望生病的師傅,也是基於這樣的私人感情。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這次探望在陳家引起的卻是軒然大波——陳家上下數十口跪在門前阻止溥儀入內,理由是皇帝探視臣下違背禮法。

其實,這樣的事情清朝早期的一些皇帝也不是沒幹過,以此表達對臣子的寵信,臣子家人一般會受寵若驚。不過陳家的舉動更像是一種特殊的施壓——老臣們看到小皇帝總是親近洋鬼子及其西洋學問,在用一切手法和機會進行勸諫,以逼迫其回到「正道」上來。

無奈的溥儀悶悶不樂地回到了紫禁城,不明白為何自己的真情變成了勸諫的籌碼,而且他又不能和任何一方的師傅談,後來總算想到了一個辦法:他聽說胡適是當時最有學問的人,而胡適又不是莊士敦這樣的洋鬼子,於是決定打電話給這位大教授。

日本記者對此事的描述到此為止,並沒有說明胡適先生面對溥儀的問題給出了怎樣的答案。

胡適日記裡的秘密

1922年5月30日,溥儀和胡適在養心殿會面,溥儀稱胡適為先生,而胡適則稱他為皇上,兩人談了不到半個小時。有意思的是,胡適後來在談到這次約見時,隻字未提日本記者所說的那個煩惱,他說當時與溥儀談的主要是文學。

那麼,是日本記者無中生有製造了假新聞,還是胡適對此顧左右而言他呢?由於當事人已過世,無從核查。

不過,以胡適一貫謹慎的個性,其故意避而不談的可能性很大。胡適是新文化領袖,溥儀則是遜清廢帝,兩人的見面在當時很敏感。人們更多地關心他們身上所攜帶的政治符號。會見結束後,胡適因稱溥儀為「皇上」,還在輿論中頗遭責難。批評者認為他的叫法是「奴性」的體現。與此同時,清宮的師傅們也對皇上召見胡適這樣的新派人物大表不滿,擔心溥儀會被胡適「蠱惑」,不再努力去當他們期待的「明君」。

這種情況下,如果傳出溥儀是因為不知如何面對師傅們而請教胡適,無論對誰,都會帶來更大的麻煩。筆者倒是認為,日本記者的說法極有可能是個合理解釋,並非假新聞。

胡適後來曾隱約表達了對溥儀的同情,他形容溥儀是「有個性」的少年,並寫了一首詩來表達心中的無奈:「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裡的一點生意;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這首詩,胡適沒敢發表,把它藏在自己1922年6月22日的日記中。從詩裡的文字看,見面時溥儀似乎真的曾向胡適傾訴過某種煩惱。

每天用英文寫情書

與胡適見面後,溥儀怎樣解決自己的煩惱不得而知。至少對陳寶琛,他如同一個合格的皇帝那樣,沒有去較真地和師傅說明這次探病的本心,而是很快給陳寶琛加封了「太傅」的頭銜,並將養源齋作為私產賜給他的老師。陳寶琛後來為此高興得大宴數日,可能是為學生開始懂得怎樣做一名皇帝而得意。

然而,日本記者的記載以及今天流傳下來的清宮舊影,卻清晰地給我們展示出了另一個和「皇帝」這個稱號很不相近的溥儀——他既有青春期的煩惱,也會在宮中打太極拳,甚至給婉容點煙。

或許因為馮玉祥逼宮時撤離倉促,在清宮的檔案中可以找到相當多來不及處理的英文書信,大多是溥儀和婉容之間的,他們彼此用「亨利」和「伊麗莎白」(Elizabeth)相稱。當時,清宮的「第一家庭」只有3個成員:遜帝溥儀、皇后婉容、淑妃文繡。三人天天見面,溥儀和婉容卻依然用英文通信。在那個時代,就算在西方,這也是很浪漫的事。檔案中甚至記載了婉容如何手把手地教溥儀吃西餐……很難想像這是後來只會板著臉照標準照的那個皇帝。

看來,即便是在宮廷這樣極端泯滅人性的地方,只要有種子,人性仍然會發芽。

《溥儀》